“先生们，你们中间的任何一位，我都没有料到会光临寒舍，”公爵开口道，“昨天我还在生病，您那件事（他对安季普·蒲尔道夫司基说道），还在一个月以前我就拜托加夫里拉·阿尔达利翁内奇·伊沃尔金去办，而且这事我当时就通知了您。不过，我也不回避向您作当面解释，不过，你也得承认，时间不早了，如果花费的时间不多的话，我建议你们跟我到另一间屋子去……我的朋友们现在在这里，请各位相信……”
“朋友……来多少都不怕，不过，对不起……”列别杰夫的外甥虽然还没特别提高嗓门，但却突然用一种十足教训人的口吻打断了公爵的话，“也让我们郑重申明，您对我们的做法不妨礼貌一点，不应当让我们坐在您的下人的房间里，足足等了两小时……”
“还有，当然，还有我……这是摆公爵的臭架子！还有这个……看得出来您是将军！我不是你们家的佣人！而且我，我……”安季普·蒲尔道夫司基突然非常激动地、结结巴巴地说道，说话时嘴唇发抖，声音哆嗦，一副受了老大委屈的模样，而且说起话来唾沫四溅，好像整个人破裂了或者爆炸了一样。又猛地越说越快，说到后来，简直不知所云。
“这是摆公爵的臭架子！”依鲍里特用发抖的声音尖叫。
“如果这事落到我头上，”那位拳师嘟囔道，“如果冲我这样一个具有侠义心肠的人这么干，我要是安季普·蒲尔道夫司基的话……我……”
“先生们，上帝作证，我得知各位光临，总共才不到一分钟。”公爵再次申明。
“公爵，不管您的朋友是谁，我们都不怕，因为我们有权向您兴师问罪。”列别杰夫的外甥又申明道。
“不过，我倒要请问，”依鲍里特又尖声叫道，但是神情已经十分激昂，“您有什么权利，把蒲尔道夫司基的事让您的朋友们来说三道四？我们也许根本就不愿意听您的朋友们放屁呢。明摆着，您的朋友狗嘴里吐不出象牙！”
“但是，蒲尔道夫司基先生，说到底，如果您不愿意在这里谈，”公爵好不容易才插嘴说道，他对事情竟会这样开场感到很吃惊，“我已经跟您说过，我们可以马上到另一间屋子去，至于各位，我再说一遍，我是刚刚才听说的……”
“但是您没有权利，没有权利，没有权利！让您的朋友……就这么回事！”蒲尔道夫司基忽然又嘟嘟囔囔地说道，他腼腆而又胆怯地环顾四周，他越生疑，越怕见生人，心里就越急，“您没有权利！”他说完这句话后又猛地打住，好像一下子把话扯断了似的，他无言地瞪大了两只近视的、向外凸出得很厉害的、充满血丝的眼睛，全身前探，疑惑地盯着公爵。这一回倒弄得公爵也很惊讶，他也闭上了嘴，瞪大两只眼睛望着他，一言不发。
“列夫·尼古拉耶维奇！”丽萨魏达·普罗科菲耶夫那突然叫他道，“快来看看这篇文章，快来看呀，就谈论关于您的事儿呢。”
她把一份属于幽默刊物的周报匆匆递给他，并用手指了指其中的一篇文章。当客人们刚刚进屋的时候，列别杰夫就从一旁跑到丽萨魏达·普罗科菲耶夫那身边，其实他一直在讨好她，一句话不说，就从口袋里掏出这份报低，一直塞到她的眼皮底下，指了指圈出来的文章。丽萨魏达·普罗科菲芙娜读了这篇文章后，大吃一惊，激动极了。
“最好不要念出来，”公爵特别尴尬，所以他喃喃道，“让我自己看……一个人……以后……”
“还是您来念好，快念，念出声来！念出声来！”丽萨魏达·普罗科菲耶夫那不耐烦地从公爵手里夺过报纸，对郭略说，“您给大伙儿念念，大声点，让每个人都听得见。”
丽萨魏达·普罗科菲耶夫那是个急性子的、容易冲动的女人，因此有时候常常心血来潮，不假思索地拔锚开航，也不问天气好坏，驶进公海。伊凡·费道洛维奇不安地在座位上动了动身子。但是当大家起初不由自主地停下来，莫名其妙地等待下文的时候，郭略已经打开报纸，从列别杰夫跑过来指给他看的那个地方开始念道：
贫民与贵族后代，司空见惯的白昼行劫之一！进步！改革！公理！
在我们所谓神圣的俄罗斯，在我们这个改革和创办各种公司风起云涌的时代，在民族问题突然时髦和货币外溢每年达数亿卢布的时代，在鼓励发展工业和劳工纷纷失业的时代等等，难以一一列举，居然怪事迭出。读者诸君，让我们言归正传。在我国已成过去的地主老爷的一位后裔出了一件咄咄怪事。这类贵族后代的祖辈，在轮盘赌中输了个精光，他们的父辈不得不外出谋职，当名士官生和陆军中尉，后来因有亏欠公款之嫌（其实不过是小小的账目失误而已），照例在吃官司时一命呜呼，于是他们的子弟便像我们这个故事的主人公一样，或者长成个白痴，或者甚至在某个刑事案中锒铛入狱，不过他们最后还是会被陪审员们宣告无罪，以示教育，使他们得以洗心革面，重新做人。或者有些人闹到后来，闹出了这样一些贻笑大方的事，使公众为之侧目，使我们这个本来就遭人非议的时代蒙受更大的耻辱。我们这位贵族后代，大约半年前，脚上罩着老外的鞋罩，身上披着没有皮里的斗篷，冻得发抖，大冬天从瑞士回到了俄国。他在瑞士治疗白痴病，应当承认，此人时来运转，姑且不论他在瑞士治疗的那个有趣的疾病，（试想，白痴病能治疗吗？）但是他却能够以他自身的经历证明俄国的一句成语‘傻人自有傻福’是正确的。请各位考虑一下：父亲死后，他还是个吃奶的孩子。据说，他父亲是个陆军中尉，由于赌牌输了个精光，全连的公款都不翼而飞，因此吃了官司，也可能因为苛刻的责备下属，鞭打过度，（各位，请记住这是在旧时代！）锒铛入狱，一命呜呼。可是我们这位男爵却被一位十分富有的俄国地主，慈悲为怀，收养了下来。这位俄国地主，——我们暂且称他为P——在从前那个黄金时代，拥有四千名农奴俄语中农奴和灵魂是同一个词。。（农奴！各位，你们懂得这一名词吗？我可不懂。应当去查查俄语详解辞典。真是：‘传说记忆犹新，然而令人难以置信。’）他大概是一个俄国的懒汉和寄生虫，居然在国外无所事事，悠闲度日，夏天在矿泉疗养，冬天在巴黎的花宫作乐，在这些地方，他这辈子花钱无数。可以肯定，他以前搜刮来的农奴的租金，有三分之一都落进了巴黎花宫老板的腰包。（瞧这人多好的运气！）不管怎么说，这位无忧无虑的P，总算把这位父母双亡的小少爷抚养长大了，让他过上了公爵般的生活，还为他雇用了男女家庭教师各数名（女教师，无疑是花容月貌），而且还是他亲自从巴黎请来的。但是族中最后一位小少爷却是一名白痴。花宫来的家庭女教师爱莫能助，以致这位学生一直到二十岁还没有学会任何一种语言，俄语也不例外。不过最后这点倒还情有可原。最后，在P这位农奴主的脑子里忽发奇想，可以请人在瑞士教这个白痴学会点聪明吗……话又说回来，这一幻想还是符合逻辑的：一个寄生虫和财主自然会以为，只要有钱，连聪明也可以在市场上买到，何况又在瑞士呢。这位小少爷在瑞士一位名教授那里就医，五年过去了，花掉的钱数以万计：不用说，白痴并没有变成聪明人，但是听说，他毕竟变得开始有人样了，无疑也只是凑合着有个人样儿罢了。突然，得急病死了。不用说，没留下任何遗嘱。他的产业照例一团糟，贪婪的继承人多得成堆，他们毫不理会那个由于他慈悲为怀，让他在瑞士治疗先天性白痴病的本族中最后一位苗裔。这位贵族子弟虽然是白痴，但却对自己恩人业已死亡这一消息讳莫如深，企图骗过那位教授，据说，他还在那位教授那里一钱不花，白白治疗了两年。但是这位教授也是很厉害的江湖骗子，他终于看到这个二十五岁的寄生虫既没有钱，饭量又很大，心里一害怕，就让他戴上自己的旧鞋罩，还送给他一件破破烂烂的旧斗篷，出于行善，让他坐上了火车的三等车厢，一脚把他从瑞士踢走，如释重负地让他离开了瑞士。看来，幸福女神转过身去，把屁股对着我们这位主人公了。然而满不是那么回事：命运女神宁可使我国的许多省份饿殍遍地，却将自己的所有恩惠一股脑儿地统统倾泻到这位贵胄头上去了，就像克雷洛夫寓言中的乌云，越过干旱的田野，在大海上下起了倾盆大雨。几乎就在他从瑞士到达彼得堡的同一时候，他母亲（不用说，是个商人的女儿）的一个亲戚在莫斯科病危。这老头孤苦伶仃，无儿无女，是个商人，大胡子，分裂派教徒，居然留下了几百万遗产，这遗产全是无可争议的、相当可观的净值现金。（读者，这给我们俩该多好啊！）可是这一切都留给了我们这位贵族后代，这一切都留给了我们这位在瑞士治疗白痴病的男爵！于是行情顿时改观，他抖起来了。我们这位男爵本来在拼命追求一位有名的大美人和某富翁的外室。这时便在这位脚戴鞋罩的男爵周围，顿时聚集起了一大帮亲朋好友，甚至出现了一大帮亲戚和大群大群待字闺中，渴望出嫁的名门闺秀，真是最好不过了：又是贵族，又是百万富翁，又是白痴……所有品德一应俱全，打着灯笼也找不到这样的好丈夫呀，哪怕定做也做不来呀……
“这……这我就不明白了！”伊凡·费道洛维奇非常气愤地叫道。
“别念了，郭略！”公爵用央求的声音叫道，四面八方发出一片感叹。
“念！无论如何要念！”丽萨魏达·普罗科菲耶夫那断然道，显然费了老大的劲在克制心头的怒火，“公爵！如果不让念，我们会吵架的。”
没有办法，郭略情绪激动，满脸通红，焦躁地提高了嗓门，继续念道：
“然而，就在我们这位暴发户百万富翁处在所谓极乐世界的时候，竟发生了一件完全不相干的事。一天上午，有一位客人前去拜访他。此人脸色平和严峻，说话很有礼貌，但是谈吐不俗，而且理直气壮，穿着朴素大方，思想有明显的进步倾向。他三言两语地说明了来意：他是一位有名的律师，受一位年轻人之托办理一件民事纠纷。他这次就是以他的名义前来登门拜访的。这位年轻人无独有偶，恰好是那位已故的P先生的公子，虽然他用的是另一个名字。生性好色的P在青年时代曾经勾引过一位清白又贫穷，但是受过欧洲式教育（不用说，这里掺杂有过去农奴制时代大地主认为有权要这样做的理由）的仆人的姑娘。当这位P先生发现他俩的这种关系不久将发生一种不可避免的后果时，就急忙把她嫁给了一位靠手艺为生，甚至还在衙门里当过差的年轻人。这人性格高尚，而且早就爱上了这位姑娘。起初，他曾经资助过这对新婚夫妇，但是由于她丈夫光明正大的性格，很快也就拒绝了他的帮助。过了一些时候，慢慢地，P也就把这位姑娘以及与她同居时生下的那个儿子给忘了，后来，大家知道，他死了，对后事未作任何安排。当时，也就是他的儿子出生的时候，孩子的母亲已与别人合法地结了婚，所以他是姓别人的姓长大的，由于他母亲的丈夫性格高尚，把他完全视同己出，然而不幸的是，到后来，他养父也死了，留下他一个人，只好外出独立谋生，还要赡养一个家住边远省份、病病歪歪、十分痛苦、卧床不起的母亲。
“他自己则在我们的首善之区靠光明正大的劳动每天在一个商人家里教书，挣钱糊口。先是在一所中学里半工半读，后来考虑到自己的前程，又去大学旁听了一些对自己有用的课程。但是在一个俄国商人家里教书，教一节课才给十戈比，又能挣多少钱呢？何况他又有一个卧病在床的母亲，即使到后来，他母亲在边远的外省一命呜呼，也完全不能使他因此而略微轻松些。现在的问题是：我们这位贵族后代应该怎样扪心自问，来判断这个是非呢？各位读者，你们一定以为他会对自己说：‘我整个一生都受惠于P。’为了教育我，为了聘请家庭教师，为了治疗白痴病，在瑞士花去的钱数以万计，而现在我有数百万家产，而P性格高尚的儿子却在给人家教课，苦度岁月。他父亲纵然是个花花太岁，把他给忘了，但是他对于他父亲所犯的过失完全是无辜的。在我身上花费的这一切，按道理都应该花在他身上。在我身上花费的这一笔笔巨款，其实都不是我的。这不过是命运女神瞎了眼犯的错误，这些钱应归P的儿子所有，应该用在他身上，而不应该花在花天酒地和善忘的P一时心血来潮、恣意妄为的产物……我身上。如果我心胸高尚、为人公道，又能设身处地替别人着想的话，那我就应该把我整个遗产的一半奉送给他的儿子。但是因为我这人算盘很精，我很清楚，这件事并不犯法，大可不必把我的百万家产的一半轻率给人。但是，如果我现在不把P为了医治我的白痴病花去的数万卢布归还给他的儿子，那我这人起码也太低级、太无耻了（这位贵族后代忘了，这样做也是不划算的）。这里只有良心和公理能够判断一切！因为如果P当时不抚养我，而是弃我于不顾，去关心自己的儿子的话，那我又将如何呢？
“但是不，各位读者！我们这些贵族后代们是不会这样考虑问题的。受那位年轻人之托的这位律师肯替他出面奔走，纯粹是出于交情，几乎是强人所难。可是这位律师无论怎样苦口婆心地劝他，晓之以理，动之以情，指出他应该顾全名誉、为人高尚、处事公道，甚至粗粗一算，他也吃不了亏，可是我们这位曾经侨居瑞士的P的养子却心如铁石，不为所动，这又有什么办法呢？这一切倒还没什么，确实无法宽恕。用任何有趣的疾病都无法为之开脱的是：这位刚刚摘下教授送给他的那双鞋罩的百万富翁，居然死不开窍，他不明白那位靠教书苦度岁月的、性格高尚的年轻人，并不是乞求他的恩赐和资助，而是索还他自己应有的权利，虽然不是依法应得的，却也是受之无愧的权利，这甚至不是他提出的要求，而是他的朋友们替他出面仗义执言的。我们这位贵胄居然神气活现，自以为得计，竟以为可以利用自己的数百万家私不受惩罚地欺侮老百姓，他居然从兜里掏出一张五十卢布的钞票，以无耻的施舍的形式派人送给这位高尚的年轻人。各位读者，你们不信？你们感到气愤，你们感到受了侮辱，你们情不自禁地发出愤怒的呼喊，但是他就这么做了，瞧，竟有这样的事！不用说，这钱很快就退给了他，即所谓当面掷还。那么这事究竟应当怎样解决呢！这事并不是法律问题，唯一的办法是公之于众！我们把这段奇闻奉告各位，保证信实可靠。据说，我国的一位非常有名的幽默作家，曾经对此顺口编了一首绝妙的打油诗，这诗不仅应该在外省的我国风情散记，甚至在我国首善之区的风情录中占有一席之地：
廖瓦在五年之中，
把施涅台尔的外套玩弄，
用单调无聊的把戏，
来填补时间的空虚。
戴着窄窄的鞋罩回国，
继承祖先的百万家当，
按照俄国人的方式祷告上苍，
却干出欺诈学生的勾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