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伟章
罗伟章：四川籍60后作家，“底层写作”中的代表。其小说《我们的路》、《大嫂谣》等因写底层的辛酸冷峻而引人侧目。罗伟章写底层，与他的故乡四川及其童年记忆和家庭身世有关，故而他的底层其实也是一种浸透了人生感受的显影，不同于那种俯视下的底层叙述。
我刚走出售票厅，春妹就迫不及待地迎上来问：“我们的座位在一起吗？”
我摇了摇头，怯怯地看了她几眼才说：“春妹，怎么办呢，只剩最后一张票了。”
春妹一听，泪水滋滋地冒出来，使她又深又弯的睫毛亮闪闪的：
“大宝哥，你拿着车票回家吧，”她说，“我回不去就算了。”
春妹的哭和她乞求的目光让我很恼火，我想她不应该哭，也不应该乞求，她出来才一年多，而我整整五年没回过家了；我家里有妻子，还有女儿，老实说，我已经忘记了她们的模样！女儿自不必说，我出门的时候她不到三个月大，可是妻子的长相我也忘了，晚上想她的时候，一会儿她是这个样子，一会儿又变成那个样子，飘飘忽忽的，老也固定不下来。我想我无论如何也该回去一趟了，再不回去我就把家给丢了。
可我手里只捏着一张票！眼下离除夕不到一天半，错过这趟列车，就只有买年后的。最早也是正月初一。然而真到了那时候，我就舍不得回去了，我干活的那家建筑工地，说好正月初五开工。从广东回到我四川东北部的老家，说什么也要两天，我总不能回家屁股也没坐热，又颠颠扑扑地往路上赶。
我把春妹让我帮她买车票的钱还给她。
春妹猛地收住哭声。她是绝望了。她刚过十六岁，绝望起来却像个大人似的，眼里装满了内容，又仿佛什么也没装，冷静得让人可怕。
她说：“大宝哥你慢走啊，大宝哥你回去后不要对我爸妈说啥啊……”
“你相信大宝哥，我不会说的。我就当啥也不知道。”
春妹又哭了，无声地哭，眼泪一潮一潮的，把一张稚嫩的脸弄得花里胡哨。春妹哭得无声，她背上的孩子却哭出了声。那孩子是她一个半月前生下的，是个男孩，瘦小得像只老鼠，哭起来也像只老鼠，吱吱吱叫。春妹隔着背裙搂住孩子的屁股，一边轻轻地抖，一边别过头，嘴里喔喔喔的：“我的宝宝饿了，我的宝宝要吃奶奶了，妈妈知道，妈妈等会儿就给我的宝宝喂。”
这其间，她的泪水来得更勤，从黄皮寡瘦的两腮汇聚到尖尖的下巴上，在下巴形成一根水柱子，不断线地往下滴，把前胸湿了好大一片。
那真是眼泪湿的，而不是乳汁，虽然刚生了孩子，春妹的胸脯却还是那么不起眼，两根背带从中间勒过，也没鼓出一点内容来。
人心都是肉长的，这情景轮到谁见了也会心软，我一把抓过她手里的钱，将车票塞给她，迅速转身穿过人山人海的广场，坐车回工地去了。
我劳动的工地在广州正西的佛山境内。铁皮工棚里搭的是地铺，住了四十二个人，现在有一大半被盖叠得规规矩矩，它们的主人都回了家；剩下的一小半，除了我，也都到别的工地找老乡去了。在整个佛山，我只有一个老乡，就是春妹，可是她再等三个小时就该上车；在东莞和顺德还有老乡，但相距太远，再说我也不知道他们是否回家过年。
该是吃午饭的时间了，可我没有心情吃饭，鞋子一脱就钻进被窝，把头蒙得死死的。我再一次想起我的妻子和女儿。二十天前，我给家里发过一封信，说我今年春节前一定回去，具体哪一天到家，我没说，也没法说，这就意味着可能是昨天，也可能是前天，我妻子就会带着女儿去村口的大石盆上等我了。她们会从早上一直等到天黑。那块石盆光秃秃的，前后左右都是大片大片的青冈树林，这时节，青冈树剩不了几片叶子，寒风可以自由自在地穿林而过，人站在石盆上，会被吹成冰棍的。妻子是有风湿病的人，哪经得住这样吹呢……我的妻子和女儿盼啊等啊，结果把春妹等回去了，春妹会告诉她们，说大宝哥今年又不回家过年了！
这成什么事呢，难道我郑大宝为了挣钱，连家也不要了吗？
每年春节前，天晴也好，天阴也罢，都阻挡不了空气里浮荡着的节日气氛。这气氛到了我的眼里，全都变成了寂寞。尤其是今天，我本来决意回家，而且有机会回去，结果我把机会让给了春妹。
想到这里，我无法不怨恨春妹。她真不该哭。来广东不过一年多，年龄刚满十六岁，就生了一个孩子，这实在太不像话，她有什么资格哭呢！……
我把被子敞开的时候，天已黑透。遥远处发出尖厉的哨音。那是城里孩子在提前施放礼花。工地离城区还有一段距离，哨音传过来的时候，只尖厉那么一下，就把世界丢进死灭一般的沉寂里。铁皮棚外是凌乱的工地，除了一个守材料的保安，恐怕见不到第二个人了。我觉得自己再这么待下去，就会变成孤魂野鬼。
正这么想，屋外就起了阴风。那风长了手指，钻进我的被窝，掐我臭不可闻的脚丫。我想这会不会是贺兵回来了？会不会是贺兵在以这种亲热得无以复加的方式，来消除我新年前的孤独？
贺兵是陕西籍民工，跟我关系最好，可他去年从脚手架上掉下来摔死了。出事的前一个钟头，他跟老板吵了一架，因为老板扣了我们三个月工资，贺兵说：“你怎么能扣我们的工资呢，中央不是说不准扣农民工的工资吗？”老板是个大汉子，站在瘦瘦小小的贺兵面前就像一堵山墙，他很看不起贺兵的样子，吐着烟圈，眯着眼说：“中央还不准官员腐败呢！”贺兵说：“那是另一码事，我们管不着官员腐败，我们只要自己的工资。”老板“呸”的一声把烟屁股吐在地上：“你小子闹个球啊，我又不是不发，我只是暂时扣下来买材料，你要是不想干，滚蛋好了。”贺兵就不敢开腔了，现在的农民工这么多，有的在外面干了一二十年，他们的儿女都成长为民工了，城里的民工都已经是两代人了，真的从工地上滚蛋，他可能就再也找不到事做，在城里流浪一些日子，就灰头土脑地回到他的黄土地上，愁愁地看着生他养他的地界，把眼睛都看绿了，黄土还是黄土，黄土里生不出钱。贺兵不声不响的，又攀上了脚手架。谁知他就摔下来了呢！头在地上制造出的声音，像煤气罐爆炸。他就这样简简单单地死掉了。老板给他前来料理后事的父亲付了一万块钱，他年迈的父亲就用褡裢背着冰冷的骨灰盒回了老家。怕在路上被偷被抢，老人家把钱也塞进了骨灰盒里，还埋在了最底层。
把我的脚丫子掐了一会儿，贺兵就不见了。他来跟朋友道一道别，就要赶回家乡和父母团聚。工棚里又只剩下我一个人。我不仅寂寞，还感到恐惧。
还是回去吧，我对自己说。我已经五年没回去过了。我把妻子和女儿的样子都忘了。我的父母早已过世，在家里，妻子和女儿是我现在仅存的两个亲人，我实在应该回去跟她们团圆，跟她们同过这个春节。
但问题是，我还有两个月的工钱在老板手里呢，老板把包括我在内的十二个人的工钱扣押了两个月，说春节过后，我们按时回来上班就补上。他的意思很明确，没按时回来的，那一千多块他就不给了，我们的冬月和腊月就算白干了。老板这样做是想留人。现在就有这么怪，一方面是民工找不到事做，一方面是老板找不到民工，天地亮堂堂的，不知道双方在哪一点上错过了。其实不是老板找不到民工，老板永远都是主动的，车站旁，树荫下，到处都蹲着从外地来的农民，老板只要舍得出去一趟，不需一个钟头，民工就会牲口似的跟在他们屁股后面。老板是怕找不到像我这样老实巴交的民工。
四周黑乎乎的，我觉得自己像躺在棺材里。但是我饿了，这证明我还活着。饥饿抓扯着我的五脏六腑，再不吃点东西，这一夜就没法熬。
我爬起来，走出工棚到了三百米外的街上。在几家饭店前徘徊了许久，我最终也没敢进去，索性花三块钱买了一包方便面回来。
工棚里的灯由看材料的保安掌控，他是老板的舅子。我去找到他，让他把灯打开，他问里面有多少人，我说就我一个。
他说：“一个人还开什么灯呢？你出门打了几年工，都打出老板的派头了。但你不是老板，你还是民工呢！”
“……那就不开灯算了。”
“开不开灯是我说了算，又不是你说了算，我想开就开，不想开就不开，你说不开灯算了，我偏要开。”
说罢他走到墙角，只听“啪”的一声，那边铁皮棚里就亮了一下。
只亮了一下，因为他很快又把灯关掉了。
我本来想问他要点开水冲方便面的，现在看来那是自讨没趣，就朝黑暗的深处走去。
他在后面吹口哨。我想象得出他吹口哨的样子，他吹口哨的时候一定盯着我的后背。可是我计较这些干什么呢，现在我饿了，饿得肚皮像一片破布，风一吹就荡来荡去的。
我摸到工棚外的自来水笼头边，把纸做的碗加得满满当当。几分钟之后，我吃着用自来水泡的方便面，心里奇异地充满了感激。我也不知道感激谁，反正骨头里热乎乎的。
当我喝“汤”的时候，我突然想起春妹。我不知道春妹是否有钱用，她拿给我去买车票的钱，都是零零碎碎凑起来的，每一张钱上都写了许多数字，那可能是春妹平时没事的时候在上面计算她的收入，事实表明她根本没什么收入，她只是收入了一个身份不明的孩子，然后凄凄惶惶地往家赶。我真不该把她的车票钱抓过来，我至少应该给她留一些，让她在路上花。
我买方便面用的就是春妹写上数字的钱，把那钱递给店主的时候，我心里就像被割了一刀……
到后半夜，同伴们还没回来。看来他们今晚上不会回来了。我也没睡。我想着我的妻子和女儿，想着那满山遍野的青冈树。虽然我呼吸着异乡的空气，吃着用异乡的自来水泡软的方便面，但我跟那遥远地域的联系要紧密得多。
那是一种连血带骨的联系。
可是，如果我再不回去，我就把那地方丢掉了！
直到把铺盖卷打成捆，我还不明白自己做了些什么，当汹涌如潮的激动从脚板心蹿上来，我才问自己：“这是要回家了吗？”
是的，我这是要回家了。我要趁这夜深人静的时候，背着包裹逃出这个地方。其实没有谁拦着我，我铁了心走，不要说老板的舅子，老板本人也拦不住我。
真正能拦住我的，是那两个月工钱。那两个月工钱像两只有力的大手，对我强拉硬拽。我说：“你们放开我，我要回家了。”
可是它们不放，它们说：“傻瓜，你现在去买票，只能买到初二或初三的，路上再耽搁几天，你初五之前肯定赶不回来，初五之前回不来，我们就不是你的了，我们就是别人的了！”
这的确让我伤心，对民工来说，一个子儿也是亲人，我怎么能把自己的亲人扔给别人呢，何况是扔给那个总是穿着吊带裤像个外国绅士一样的老板。那个老板有的是亲人，我把自己的亲人给他，他不会当数的，他会在烟雾缭绕的赌桌上轻轻松松又交给别人，或者以杀手一样冷酷的神情，摔到某位刚陪他玩过的小姐的脸上。
这么一想，我真是舍不得。连腿也软了。我坐在铺盖卷上，大口大口地呼吸着干燥的冷空气。
我的那两位亲人又进一步来说服我：“你要是初五赶不回来，不仅把我们丢掉了，还会丢掉更多的亲人，因为你很难再找到一家愿意收留你的工地了。你不要看城市大得比天空还宽，城市里的工地到处都是，但城市不是你的，工地也不是你的，人家不要你，你就寸步难行。你的四周都是铜墙铁壁，你看不见光，也看不见路，你什么也不是，只不过是一条来城市里讨生活的可怜虫！”
最后这句话让我伤透了心。不过也没什么了不起的，我在城里是可怜虫，回到老家去还不行吗？老家不会嫌弃我，在那片贫瘠的土地上，我不是可怜虫，而是一个真正的人！既然如此，我还等什么呢？走吧，走吧，回家去吧，那两个月工钱就不要了，那两个亲人我就白送给老板了，让他去打牌吧，让他去玩小姐吧，那是他的自由。
我也有我的自由。我的自由就是不要那两个月工钱，提着东西回家去！
我老家的村子位于大巴山脉南段的老君山腹部，名叫鞍子寺。许多年以前，这里有一座寺庙，由于山高路陡，前来祈福的香客并不多，到上世纪中期，一场大火把庙宇烧成了灰烬，两个一老一少的僧人，从此云游四方去了。几年以后，村里在寺庙原址修了一所小学兼幼儿园，就叫鞍子寺小学，周围几个村的孩子，都来这里念书。我们居住的村落在学校东边，依地势高低，摆放着三层大院。我的家在中间院子。
我是初四清早爬上村口的。
雾气大得仿佛把那个石盆都浮起来了。前几天肯定下过大雪，石盆上是东一块西一块的雪垛。沿一条蛇形小路走出林子，田野就呈现在眼前。四周很静，一切都还在沉睡之中，只有捂在雪被下的麦苗在偷偷地生长。
快到西边院落时，我生怕自己的脚步声引来一声狗叫。只要有狗叫，证明有陌生人进来了，村里再贪床的人也会起来看一看的，而我不想让村里人知道我回来了。我坐了那么长时间的火车，又脏又累，脸上胡子拉碴的，肩上的帆布包也磨出了好几个洞，破了面子的被盖从那些洞里挤出来，露出又老又旧的棉絮。这就是我出门五年的样子。我不愿意让村里人看出我的窘迫。
这是一个方面，另一方面，是我不愿意见到春妹的父母。
越担心的事情越是撞上门来，我刚刚走到西院底下的黄桷树旁，一条狗就从云中降落了。那正是春妹家的狗。春妹家砌了很高的堡坎，堡坎上是没有栏杆的虚楼，这条养了不下八年的老狗，就卧在虚楼上。老狗体形硕大，全身灰白，凶悍无比。它飞身跃下，差点就砸到了我的头上。幸好我早有准备，手里拿着一根斑竹棍，一棍向它弓着的身体打去，它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隐藏到浓雾之中，但汪汪汪的吠声却把清晨的空气震得发抖。
一个像蒙了几层纱布的声音在上面问：“是大宝啊？”
我一听就知道是春妹的父亲陈老奎。雾气那么稠，两米之外也只见白糊糊的空洞，他怎么知道是我？这说明村里人还听得出我的脚步声。
我又亲切又紧张地应了：“是我，老奎叔这么早就起来了？”
没有回答，只有他教训狗的声音：“背时老公你找死呀，你连大宝也认不出来了呀！”
之后是一阵惊天动地的咳嗽。
趁这当口，我加快脚步离开了。像是逃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