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发表《新中国未来记》于《新小说》，以新中华民主国为国号，以壬未子年为开国纪元。第一任总统为“罗在田”，指爱新觉罗将下野；第二任总统为“黄克强”，言黄帝子孙能人人自强之意。
梁启超见日本图书馆的哲学馆“四圣殿”里供奉有孔子、苏格拉底，释迦牟尼和康德的像后，写了《近世之第一大哲康德之哲学》。
张季鸾从辛亥时期主持《民立报》到主持《大公报》的30年间，写了3000篇社论。
张季鸾撰写社论，从不署名，也不留底稿，不收集保存，而报人多仿效他的笔调。他死后，胡政之编《季鸾文存》，选文乏力。
胡适建曾对台湾大学某学生说，不要奢望轻易找到难题的答案。写文章要小题大做，切忌大题小做。如顾亭林举160多例证明“被字古今通”，这是小题大做；若做二三百字来说“统一财政”或“分治合作”，那便是大题小做，于己于人都无益处。
马相伯与弟马建忠合著的《马氏文通》，以西洋文法释中国古籍，被誉为在王引之《经传释词》之上。但马相伯却未署名，只用了马建忠一人姓名。
曾朴写《孽海花》未完，因精力不足之故。他常说：“从前看看江郎才尽的典故，总不认为有这回事。现在自己亲自经验到了，才知道这境界的痛苦。”
叶名琛在第二次鸦片战争时期，放弃广州，后当了英国俘虏。当时民间讽刺他是“不战不和不守，不死不降不走”；鲁迅读后将它改为“似战似和似守，似死似降似走”。
鲁迅旧体诗中，有5首借鉴了李商隐句，即是《无题》：“敢有歌吟动地哀”（《瑶池》：“黄竹歌声动地哀”）；《惜花》：“金屋何时贮阿娇”（《茂陵》：“金屋修成贮阿娇”）；《无题》：“下士唯秦醉，中流辍越吟”（“日月淹秦句，江湖动越吟”）；《无题》：“六代倚罗成旧梦”（《咸阳》：“六月楼台艳绮罗”）；《偶成》：“春兰秋菊不同时”（《代魏宫私语》：“春兰秋菊可同时”）。
鲁迅曾不想做文章，认为现在的人睡在没有窗户的大铁屋子里，你大声喊叫，醒了几个人会更痛苦。钱玄同回答：既然有几个人起来，你就不能说没有破坏这铁屋的希望。鲁迅被说服了，开始写小说，第一篇是《狂人日记》。
鲁迅以为自己的历史小说《不周山》的后半部写得草率，决不能称为佳作，故在《呐喊》再版时删去。
有人曾写信问鲁迅，做文章有秘诀吗？他很爽直地说：“如果有的话，文豪传于其子，世世代代为文豪了。”
鲁迅曾说：“‘杂文’有时确很像一种小小的显微镜的工作，也照秽水，也看脓汁，有时研究淋菌，有时解剖苍蝇。”
鲁迅在文章写成之后，总要看几遍。甚至寄出稿件后，还在推敲文字。一发觉不妥，即要求报馆改正。孙伏园在编《晨报》副刊时，往往从鲁迅那里拿到文稿刚回报馆，就按到鲁迅的电话，要求修改某些宇，而且会再一次地打电话来修改。
鲁迅和陈赓谈话后，打算写中篇小说《红军西征记》。他说：“要写，只能像《铁流》似的写，有战争气氛，人物面目只好模糊一些了。”他深以自己缺乏实践感受而苦恼。
鲁迅在逝世前，写过一篇名为《死》的散文，内有7条遗嘱。冯雪峰对其中两条提出了看法，于是遗嘱改了两处：（1）原文系“不得因为丧事，收受任何人的一文钱”，后加了“但老朋友不在此例”；（2）在“孩子长大，尚无才能，可寻点小事情过活，万不可去作文学家或美术家”中，在“文学家或美术家”之前加了“空头”两个字。后鲁迅逝世，这篇当时只当成文章来写的“遗嘱”，竟成为鲁迅的真正遗嘱了。
郭沫若最初一部创作，是由临床解剖时幻想得来的，题名《骷髅》。郭沫若的第二篇创作是《牧羊哀话》；他说：“在结构上和火葬了的《骷髅》完全是同母的姐妹。”
郭沫若曾说：“我那时候的诗，实实在在是涌出来，并不是做出来的。像《凤凰涅槃》那首长涛，前后怕只写了30分钟的光景。写的时候全身发抖，就好像中了寒热病一样，牙关只是震震地作响，心尖只是跳动得不安。后一半部，还是临睡的时候，摊在被窝里写出的。”
郭沫若写作时并无特殊习惯，但他能在人声嘈杂中写文章，且不写则已，写则一气呵成。他写《屈原》时，连派克笔尖都写断了。尤其不易的是：他写文章，哪怕是中间搁笔了半天，但当他继续写的时候，从来不看上文，而不会记错。
郭沫若创作话剧《屈原》只用了10天时间，此间还作过4次演讲，每天平均要有10次会客，还用了l天时间审读石凌鹤的《山城夜曲》。
郭沫若开始写史剧，是受歌德的影响，在翻译了《浮士德》第一部后，不久便作了《棠棣之花》、《女神之再生》和《湘累》。
郭沫若写《棠棣之花》、《三个叛逆的女性》等作，称之为历史剧。苏雪林以为这种借历史人物表现自己的见解，或借以传播某种思想，应称为“教训剧”、“理想剧”。
1942年，郭沫若创作《孔雀胆》，他对翦伯赞说：“将在这火热的天气中，写一部火热的剧本。”而此时之翦伯赞正开始撰写《中国史纲》上古部分，因此翦说：“而我在当时，却正在研究冰河时代的中国史。”
郭沫若写《李白与杜甫》贬杜扬李。夏志清感到奇怪。钱钟书说：“毛泽东读唐诗，最爱‘三李’（李白、李贺、李商隐），而不喜杜甫，郭沫若就写了此书。”
朱自清在《小说月报》发表处女作小说《别》之前，将此文改了又改。他人问为什么要那么仔细，他说：“怕遇到别人的指责。”
朱自清写文章，审慎而细推敲，在清华大学时，每天只能写500字。而李长之有一天曾写过15000字的论文，还外加两篇杂文。
朱自清写稿常有所涂改，都是把口气改得缓和些。在他的文字中，很少有“绝对”、“万分”、“必定”等字样。
林语堂写《吾国与吾民》是在打字机上自己打出来的，而《生活的艺术》乃是口述由人笔记的。他说：“平常也无甚腹稿，只要烟好、茶好、人好，便可为文。”
林语堂说到他写幽默文章，是受北洋军阀的教训，才被逼来写的。他说：“我写文章发挥关于时局的理论，以表达我的思想和别人的意见，为不致身受牢狱之灾，因而饶有含蓄。在这个过程中，我已成为一个所谓幽默讽刺的文学家了。”
巴金谈起自己写作《秋》时说：“我使死人活起来，又把活人送到坟墓中去。我使自己生活在另一个世界里，看见那里的男男女女怎样欢笑、哭泣。我是在用刀子割自己的心。我的夜晚时间就是如此地可怕的。每夜我伏在桌上常常写到三四点钟，然后带着满眼鬼魂似的影子上床，有时在床上我也不能够闭眼。”
巴金写《憩园》时，正值抗战时期颠沛流离在西南路上。他常常在皮包里放一锭墨、一支小字笔和一大叠信笺。他到了一个地方，便借一个小碟子，倒点水，把墨在碟子上磨几下，就写起来。这部小说，从贵阳旅馆一直写到重庆才写完。
张恨水写作，每当想不出来时，就对着镜子仿做作品中人物的各种表情，然后动笔一挥而就。
张恨水有10年时间同时给几家报纸写连刊小说，最多时写7篇小说。他在玻璃板下放有几份连载小说的写作提纲，每天就据提纲续段，通常每天写5000字，多时达10000字。
《老张的哲学》是老舍客居伦敦时，为排解寂寞，用一些3便士一本的小学生练习簿，把记忆中的人物、图画用笔写出来的。完稿以后他便寄给国内的郑振铎，书稿很快在《小说月报》上开始连载了。起初署名舒舍予，从发表第二部起才用笔名“老舍”。
老舍准备为《骆驼祥子》写下集：祥子投奔八路军，当了将军。后来因没有找到人力车夫投奔八路军、并成长为将军的原型，只能作罢。（好在没有真写。）
老舍某日讲演：“青年作家们，应该有创造心理，不能模仿。比如说今天人家说‘祖国’，我也写‘祖国’，明天人家说‘大地’，我也写‘大地’，这是没有进步的。诸位请看，我老舍的文章里，就没有一个‘大地’，也没有一个‘祖国’。如经发现，我愿罚银l元。”听众哄堂大笑。
曹禺写《雷雨》，从酝酿到推出，共用了5年时间；此中有七八个月是撰写，先编写全剧大纲、人物详细小传和剧中高潮片断，然后写完全剧。这时他才23岁。
曹禺曾说：“我喜欢写入，我爱人，我写出我认为英雄的可喜的人物；我也恨人，我写过卑微、琐碎的小人。我感到人是多么需要理解，又是多么难以理解。没有一个文学家敢讲这句话：‘我把人说清楚了。’”
周作人著作等身，晚年提出了写论文的最高标准：简单。归纳有八：1、简贬；2、简要；3、真实（立意）；4、剪裁；5、简练；6、悭吝（手法）；7、简静（意志）；8、腴阔（丰神）。
苏雪林说写作有奇妙功能，可以把所读的书溶化为营养素。一个人读了许多书而不知利用，无非是只“两脚书橱”；常写作，死的书即可变成活的思想，这就是消化功能。
冰心幼时学习写小说。第一部是白话《落草山英雄传》，写到第三回，因为“金鼓齐鸣，刀枪并举”重复了几十次，便写得没劲了。以后又换了《聊斋志异》的体裁，用文言写-部《梦草斋志异》，但也因重复“某显者，多行不道”，用了十几次，又觉得没劲，也不写了。
田汉最早的戏剧创作之-《新教子》，是在他参加学生军时编写的。该剧是写一位年轻寡居的贤母，鼓励她的独子参军，去推翻清朝的故事。实际上，这也是他以自己母亲决心送子参军为主题。
上世纪20年代，陆士谔悬壶于上海，却写作以清初为大背景的武侠小说20余部，其中《血滴子》尤为走红。以致人多认为雍正帝的即位和丧命，都是出自血滴子成员之力。
包天笑根据意大利亚米契斯的《爱的教育》，编写《馨儿就学记》，而易以中国的乡土背景，并被选为中学教科书补充教材。
包天笑寓居香港，以98岁高龄写成《衣食住行百年变迁》一书。98岁的曾虚白，亦以3年时间完成60万字的《曾虚白自传》。
张荫麟每写一文，总是几晚不睡觉。直到文章一气呵成时，才大睡几天，大吃几顿；或跑进城逛旧书店，找朋友谈心。
徐志摩写作严谨，不轻易多用一个字。他说每个字有每个字的份量，是“半斤”的地方，用“七两”（旧制半斤为八两）字嫌不够，用“九两”字又嫌过大。因此，他常为了一个字眼推敲，将一首诗搁上一两个月。
陈布雷在《天铎报》每日写短评两则，内多采用《水浒传》等小说俗语。徐筱泉称之为小说迷。盖陈以为短评应单刀直入、句短透纸也。
范文澜编写《大丈夫》，集历史上26个“大丈夫”，如岳飞、文天祥、戚继光等传记，不以成败为界限。他说：“事业成败，大部分是受环境支配的；道德的责任，任何人都可以负担起来。”
北京大学教授张竞生写《性史》，自称“所写乃许多许多妙人所做的无数无数的妙事”；但他也担心，“若此书将来成为淫书，多因为一班人不许公开研究的缘故。”张竞生到杭州讲学，竟因“写性书有罪”而遭扣押，后由张继保释。
邵洵美说他写文章有个习惯，就是和吃饭一样不能停，一停了便吃不下；如写作时有人来访，写到一半的作品即永远也无法写完。
臧克家早年就读师范时，数学最差，国文突出。在一次作游大明湖的文章后，国文老师批道：流畅近郁达夫，清新似冰心。同学闻之说他是“雌雄同体”。
被鲁迅赞为“中国最杰出的抒情诗人之一”的冯至曾说：“从历史上不朽的精神到无名的村童农妇，从远方的千古名城到山坡上的飞虫小草，从个人的一小段生活到许多人的共同遭遇，凡是和我生命发生深切关连的，对每件事物我都要写出一首诗……”
湖南籍黎锦明的中篇小说《尘影》写于1927年，是一篇较全面反映党领导下的农民运动的作品。黎被鲁迅称为“湘中作家”，在《鲁迅全集》里有7处提到黎。
徐雉1929年在小说《嫌疑》中写了篇《毛泽东的名片》，从侧面写了北伐军驻扎南昌时，毛泽东来到第六军政治部探望林伯渠的轶事。文学史家认为，这是中国现代文学史的一段珍贵史料，是现代文学作品中第一次出现毛泽东的形象。
1929年秋，叶圣陶利用晚间休息时间，编辑《十三经索引》，他自任断句，妻子和老母担任抄写、剪贴、编排，历时一年半，编成230万字的工具书出版。友人戏称他是搞“家庭手工业”。
徐訏写完长篇小说《风萧萧》后，便辞去了大学教授之职。其理由是机械的教授生活将妨碍写作的“灵感”。
张天翼给青年作家订了个“写作公约”。其中有一条是：不写我所不知道的，没有研究的东西；不抄袭或模仿人家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