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光旦写作很快，因此许多报刊约他撰稿。潘为了应付，往往一文写了一半，即送到印刷厂。在排字的同时，他“下笔干言”、“一挥而就”，写完下半部。朋友称他是“快马”。
邓之诚任北平《新晨报》总编辑时，曾一度逐日撰写社论，斥责当时独夫专制祸国殃民，事后剪贴成两巨册，题名曰“千金簿”。邓意颇自矜。
洪灵菲写小说，两年写了200万字。他写作的时间是清晨4至6时，两小时能写5000字。而近年作家中写作最快的当推台湾高阳，他每小时也只能写1300至1400字。
周瘦鹃喜“银屏”一词，自唐至民国的词作里凡有“银屏”的字句，必存录之。以3年时间，积有100余阕，汇编为《银屏词》。后又从绝诗中寻找“银屏”-词，但半年仅得20首。陈蝶仙肓诗记其事：“隔断巫山-片云，无端几日暂相分，银屏小影劳亲赠，说向书窗伴着君。”
夏曾佑以为，写小说有五易五难：写小人易，写君子难；写小事易，写大事难；写贫贱易，写富贵难；写实事易，写假事难；叙实事易，叙议论难。
郑天挺谈写传记文学有三忌：忌诡诈、忌虚美、忌曲隐。
郁达夫曾改清朝诗人王伴癯诗为：“两口居碧水丹山，妻太聪明夫太怪；四面皆青磷白骨，人何寥落鬼何多。”后友人将此诗截去上半段，重书以赠郁：“妻太聪明夫太怪；人何寥落鬼何多。”
1932年，汪静之写诗作《六美缘》，先写有诗100余首，后增至1000余首，接着删除三分之一，最后组成七绝600余首。这些诗很多是随口吟出、随手写下的，有的诗一二分钟即完成。他说：“我写诗有意学白居易，比白居易更随便，不严格遵守旧诗词格律，避免用典，力求话句自然，有时随意破坏格律，接近白话旧体诗。”
聂绀弩写《忆萧红·在西安》，别具匠心地在起首引用了清人《西青散记》中的两句：“何人绘得萧红影，望断青天一缕霞”，可谓巧合。
金山埋头创作《桃花源》童话剧。剧中人没有姓名，像《松花江上》一样，用妞儿、青年、祖父这样的称呼。至于对话，金山想尽量减少，最好能够一句都没有，完全用图画和音乐表达出来。这真是伟大的尝试。
顾颉刚于文言、白话两者都擅长。由于幼年时期作文言文成为习惯，故他后来写作，不得不先作成文言文，然后自己再分几次译成白话文。30年代，他为蔡尚思的《中国思想研究法》一书作序，声明道：“大作序文……因事务过烦，无暇作白话（弟幼年习文言文甚久，作文言文反容易，白话则必须易稿数回），乞恕之。”
1936年11月，邹韬奋被逮捕。在243天的牢狱生活中，他完成的著译文摘共有30多万字，其中有自传《经历》。他并将其在伦敦博物院图书馆研读马克思主义著作的笔记整理为《读书偶译》。
艾芜为写《南行记》，特到滇缅边境漂泊。在极端艰苦的环境下，他把墨水瓶挂在头颈上，带着书和纸笔，每逢坐下休息时，就随手写一些旅途见闻和断想。
柴小梵（萼）17岁时就在《小说月报》连续发表《红冰馆笔记》；后又行程万里，搜罗朝廷掌故、里巷琐事，于10年之间陆续以《梵天庐丛录》为题，在上海《神州日报》上发表文章。
苏州寒山寺因唐张继《枫桥夜泊》诗著名。当日军侵入江南，苏州人张一麐曾改张继诗以记悲惨景象：“月落儿啼妻哭天，江南劫火不成眠，姑苏城外寒山尽，夜半枪声到客船。”
张爱玲及其女友炎樱在上海开设时装设计公司，两人常在马路上散步，张将闲谈中炎樱的话编成《炎樱语录》。以致常有读者问询，“炎樱”是否即张爱玲的笔名。
白薇在病笃危险中，躺在病床上，稿纸摆在膝上，墨水瓶挂在颈子上，不停地写作；临去开刀前数小时，仍在写作。没有发表的作品，竟装满一大箱子。
孙伏园编写平民读物，找唱曲的、说大鼓的、唱秧歌的，请他们在一边唱，自己边听边记；记后，又按它的形式修改词句，注意选有教育价值的内容，然后加以分词、注音；再去找乡下人试读，有不合适的，再修再改。
既是企业家又是学者的安子介，发现外国人都为中国的历史和文化所折服。无奈中国的方块字犹如天书，令人望而生畏。于是他用了3年多的业余时间，写成了5大册、3200多页的《学习汉语》一书。书中用分析的方法，使外国人眼中如咒符一样的方块字，变成一幅幅图画，使人兴味盎然。
40年代胡山源执教上海各大学，暇时自诸书刊中编集《古今茶事》。此书重印时，胡有诗记咏：只喝白开水，茶事不兑现；昔日为无聊，今朝似有见；闲庭忙碌甚，洗杯烹蟹眼。
1944年，于伶37岁生日，在重庆的乔冠华等将他创作剧名集为一绝：“长夜行人三十七（冠华），如花溅泪几吞声（夏衍）。杏花春雨江南日（胡绳），英烈传奇说大明（廖沫沙）。”但郭沫若读后，稍嫌情绪低沉，遂作更换：“大明英烈见传奇，长夜行人路不迷。春雨江南三七度，如花溅泪发新枝。”
1948年9月的《中国儿童时报》，有一整版各种体裁的作品，全系浙江大学学生鲁兵所作，其间有用笔名“小讨饭”写的诗《中秋节》。
杜鹏程写《保卫延安》，4年9易其稿，反复修改了数百次：先是把逾100万字的报告文学改为60万字的长篇小说；又先后改写为17万字、40万字，最后改为30多万字才出版。
罗广斌、杨益言等写《红岩》时，每天工作十七八个小时，从初稿到定稿，重写了三次，大改两次，3年写了300多万字草稿，最后仅留下40万字出版。
吴晗写《朱元璋传》前，曾仔细读过维多利亚女王传和莫洛亚的著作，存心想学，结果，就如他自己所说，“画虎不成反类犬”。但他的《朱元璋传》，却被人认为是写得最符合“信达雅”标准的一本名人传记。
范政20岁就写出了中篇小说《夏红秋》。但父亲（李常青）劝他30岁之前不要急于动笔，因此他第二部中篇小说《中农问题》的工作就停了下来。
马叙伦《说文解字六书疏证》全书240万字，1911年开始撰写，1939年完成，1957年出版，三易其稿，用了毕生精力。
梁实秋的小品文，富于幽默感。但有人说“文字太刻薄”。他解释说：“我写作的原则：开玩笑，必须先开自己的玩笑；打人的本领不要有，挨打的功夫必须好。”他还说：“文如其人，一个人一个样，各有各的风格和特点，不需要模仿。”“文章要深，要远，要高，就是不能长。描写要深刻，意想要远大，格调要高雅，就是篇幅不一定要长。”
1959年，吴晗应马连良请，首次创作历史剧，7易其槁，写成《海瑞》一剐。蔡希陶读后认为题目太大，剧本不是写海瑞的一生。于是在封面标题《海瑞》旁，另外加了“罢官”两字，成为恰如其分的《海瑞罢官》。
李英儒“文革”时入狱，在-本《资本论》的天头地脚和字里行间写书。后因笔被没收，他又用牙膏皮蘸着紫药水写。未及一年，即完成了长达30多万字的小说《女游击队长》。尔后，他又在《列宁文选》的天头地脚上，创作了一部反映土改的长篇小说。
李寿民（还珠楼主）善写妖魔怪物。他用高倍放大镜观察各种昆虫，通过高度的夸张，再添上别的动物的爪、牙、角、尾，便创造出世间所无的狰狞奇异的怪物。
“还珠楼主”李寿民，从1932年7月在天津《大风报》发表《蜀山剑侠传》起，至1961年2月病逝前以3天时间完成历史小说《杜甫》止，共著作近40部小说，总字数1700万字。
宫白羽、郑证因合写《十二金钱镖》。郑帮宫修改了前三章的武打场面后，留下几本拳谱、刀谱走了。宫只好单独完成。因而作品多写人间百态，而少写刀光剑影。
郑证因懂得技击，但《鹰爪王》描写繁芜，读者感到枯燥；白羽（宫白羽）不懂技击，但他的《十二金钱镖》写得好，因为他有个朋友和他合作。
金庸《天龙八部》共5集，每集的回目自成一首词，合起来便是《少年游》、《苏幕遮》、《破阵子》、《洞仙歌》和《水龙吟》。
金庸小说《射雕英雄传》中，出现有“宋代才女唱元曲”的纰漏。
1966年梁羽生化名“佟硕之”写《金庸梁羽生合论》，分析两人作品异同：“梁羽生是名士气味甚浓（中国式）的，而金庸则是现代的‘洋秀才’。”
黄谷柳在香港写《虾球传》，因住所是鸽子笼式小间，放不下写字台，只好在楼梯间用肥皂箱充作书桌，埋头写作。
台湾作家欧阳子初稿划得乱七八糟。除了她本人，大概没人能辨读。她写任何文章，每个句子总要默念三四遍；有时为要不要多用一个“的”字，也三番四次改变主意。
台湾作家王文兴写作十分缓慢，曾有一两年时间，一天只写30个字，以后一天大约写100字。他说：“杂声及打扰会破坏我写作句子的节奏，这也是我写作慢的原因。”
张默将今天台湾全部诗人的笔名，不加一字，草成七绝三帖：“归人管管南方雁，落蒂萧萧陌上尘；向阳绿野谢东壁，零雨朱门钟鼎文；林泉林绿林双不，夏宁夏菁夏万洲。”
华裔女作家於梨华经常是在开车到学校去时，或在洗衣服做菜时构思小说，因为她每晚只能写二三个小时。她说，“平时每晚我写完了，就让这人物同我一起睡去了，第二天他们又跟我一起起来。”
於梨华热爱写作，她说：“书桌对于我，就好像饭桌对于一个饥饿的人一样，有无尽的吸引力。”“一天不写作，就觉得生活失去了平衡，一切都不对了。”
钱钟书的两部学术巨著《谈艺录》和《管锥编》均用文言文写成，那是“因为都是在难以保存的时代写的”。《谈艺录》写于40年代上海陷落后的孤岛时期；《管锥编》完成于黄钟毁弃、瓦缶雷鸣的十年动乱时期。
季羡林为《大唐西域记校注》撰写了长达10余万字的前言，为中外交通史、佛学和敦煌学的研究独辟蹊径。
启功1954年开始写关于诗文声律问题的著作，1964年才定稿。1978年他将字数压缩列6万字，以《诗文声律论稿》为书名出版。这部以20多年精力完成的书稿，按字数计，得到区区稿费200元。
梅兰芳口述《舞台生活四十年》。为求内容翔实，他常委托笔录者许姬传向老艺人萧长华、王瑶卿等反复核实资料，弄清史实。此文在上海《文汇报》连载时，常有来信纠误，梅都一一加以核实，更正错误。梅说：“掌故资料，对后学有启发教育，不可掉以轻心，误人子弟。”
汪曾祺就他执笔的《沙家浜·智斗》唱词：“垒起七星灶，铜壶煮三江；摆开八仙菜，招待十六方。”后来说：我在那里是搞了一组数字游戏。“铜壶煮三江”，是受到苏东坡诗词的启发。其中“人一走，茶就凉”，也是数字概念，它表示零。
乔冠华在重庆期间，与医生李颢相识。40年后乔与任苏州医院院长的李颢寄诗：“长忆寒山寺，江枫映火明。何时一杯酒，促膝话生平。”1983年乔又应李求题字：“李颢李颢，不知有何好，千里送册页，要人签个到。可笑可笑，无以为报。”
诗人戈壁舟在川中油田体验生活，写有顺口溜：“绿竹映红旗，井架上蓝天。”工人说：“井架可不敢‘上’蓝天，那是井喷，是事故。”他便改“上”为“接”，且称工人为“一字师”。
冯骥才的中篇小说《三寸金莲》，被称为“莲学小百科”。举凡裹小脚的起源、衍变、流派，以及缠脚、亮脚、赛脚、评脚、赏脚、玩脚等技术、规矩、套数、讲究之类均有分解，且伴以趣闻轶事。书中写道：“小脚里头，藏着一部中国历史。”“缠了放，放了缠，再缠再放，再放再缠。……你还别以为，如今小脚绝了，万事大吉。不裹脚，还能裹手、裹眼、裹耳朵、裹脑袋、裹舌头。”
浩然念过半年私塾、三年小学。他的短篇小说《喜鹊登枝》花了七个年头，才获得发表。他说，“《喜鹊登枝》，按版面计算7000多字，正好是一年写1000字。”在此期间，作者还写有小说、故事和诗歌等150万字，但其中95%都被退稿，所余5%是新闻报道稿和这篇《喜鹊登枝》。
马波（老鬼）以10年时间，写出长篇小说《血色黄昏》。他说，他母亲（杨沫）开始确实对这本书很有些看法。她只看了一半，认为此书丑化了她，还骂了她。
李尔重从70岁到80岁，用10年时间写完500万字长篇历史小说《新战争与和平》。为写此书，他潜心研究《孙子兵法》和中国、日本的各种专门史，甚至日本的传统习俗。
郑渊洁上学只读到小学四年级，但7年间竟发表了300万字作品。在他知悉敬老院老人读他的童话学识字后，他就把只发表他一个人作品（全世界独一无二）的杂志《童话大王》的宣传广告词改为：这本杂志“适合8至90岁的读者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