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到苏黎世。
1909年10月，爱因斯坦带着全家离开呆了7年的伯尔尼瑞士国家专利局，回到苏黎世，出任苏黎世大学理论物理学副教授，此年他整整30周岁。
不管是对于爱因斯坦还是对于米列娃来说，他们人生的第二个阶段就是从这里开端，他们一起在这里开始并完成大学学业，他们在这里认识、恋爱、结合。在1903年去伯尔尼之前，他们从1896年来到苏黎世，在这里也呆了同样的整整7年。可谁知道，当他们再次回来后，却变成了“非暴力不合作”的困窘的4年分居生涯！
苏黎世大学并不是他俩的母校苏黎世联邦工业大学，这是瑞士规模最大的、建校最久的综合性大学，它的历史更悠久（成立于1833年），知名度更高，在当时其学术与科研实力、睿智眼光与豁达气度更不是前者所能望其项背的。曾经很长一段时间里，苏黎世大学与联邦工业大学其实共着一个校园。第一届诺贝尔物理学奖（1901年）得主、X射线的发现者伦琴，正是该校高材生。1905年，爱因斯坦的博士学位就是在这里取得的。其商业管理类专业，与维也纳经济管理大学共称欧洲之首。中国著名学者陈寅恪1910年考取清朝官费留学，曾就读于苏黎世大学，回国后任教于清华大学等著名高校。
其实，爱因斯坦辞去专利局职务，出任苏黎世大学副教授，工资收入并不比原来多，只会更少。第二年，爱因斯坦与米列娃的第二个儿子爱德华降生了，他们的生活变得更加拮据，不得不收留学生寄宿，挣几个小钱贴补家用。爱因斯坦仍然对家庭事务不管不问，这使他与米列娃的裂痕进一步增大。
关于爱因斯坦婚后的家庭生活，有位学生作了如下描述：
“他（指爱因斯坦）坐在书房里，面前是一堆写满了数学公式的稿纸。他的左手抱着他的小儿子，右手却在那里奋笔疾书。他的长子在玩积木，不时向父亲提出一些怪问题。‘等一会，我马上就好了，’爱因斯坦总是这样回答。最后，他干脆把两个孩子交给我照管一会儿，脱身后他便伏在桌上不停地写。”
时间估计是在1910年至1911年，地点是在苏黎世。
另一位来访者则在回忆中写道：
“我走进爱因斯坦的房间，他正在那里作哲学的沉思默想，一只手还在不停地摇着摇篮，孩子就躺在摇篮里。他嘴边叼着一根质量很低劣的香烟，在另一只手中有本打开着的书，炉子里正在猛烈地冒烟。生活在这样一个世界，他受得了吗？”
受得了的。因为在他的内心深处，恒有一个无比清静的世界。那是他自己用思维和概念，用想象力和逻辑推理建筑而成的物理世界。他是这样一个多侧面的人：既入世，又出世；既生活在这个世界上，又超脱了这个世界。
有时候，他在街上一边缓缓悠悠地推着婴儿车，一边还沉浸在他的物理学思考中。那么，婴儿车同高深的比热理论、量子问题能放在一块，能相容吗？
别人也许难以做到，爱因斯坦却做到了。也正是在这几年，他在理论物理学上继续做出重大贡献。1910年10月，他完成关于临界乳光的论文；1912年，他提出“光化当量”定律……
却也正因为如此，他与米列娃的夫妻感情与婚姻生活频频亮起了红灯。性格的冲突、经济的困顿、生活的烦琐、感情的出轨、工作的繁重……破坏了他们事业上的默契。
就在1909年爱因斯坦来到苏黎世大学任教前后，他与其他女人的桃色新闻四处传播，米列娃对此伤心欲绝。所谓“桃色新闻”，因为当时表姐爱尔莎还未出现，则除了前文提到的安娜·施密德女士之外，大概就是指爱因斯坦屡屡光顾苏黎世的那些风流场所了。她自然要同丈夫闹，爱博士难免不厌其烦。
到1911年时，米列娃又开始出现若干精神分裂症的早期症状，这使爱因斯坦不再对他们之间的婚姻抱有任何希望，两人渐渐走向尴尬、冷清的分居生活。
就在爱因斯坦夫妇分居前后，他的妹妹玛雅却与保罗·温特勒（爱因斯坦初恋情人玛丽的兄弟）喜结连理，开始幸福的婚姻生活。
回过来说，对爱因斯坦这样感情丰富的人而言，长年的夫妻生活有名无实、独寝难安，他哪里受得了？难怪他要去找女人，并成为妓院的常客。
爱因斯坦在家庭生活上的平庸，足以与他在教授职业上的平庸相提并论。
21世纪有人在网上刻薄地说，世界上有三种人：男人、女人和女博士（也应该包括硕士、学士）。米列娃虽然并非博士，但没几年就被爱因斯坦称为“我的十字架”。1913年12月，爱因斯坦对当时还只是表姐、情人的爱尔莎说：“我对妻子就像对一个不能解雇的雇员。我有自己的卧室，尽量避免和她单独待在一起。对于这个方式的‘同居’，我颇能忍受。”
住在一套房子里，而又“尽量避免单独与她在一起”，这是何等痛苦与让人烦恼的事情啊！
爱尔莎还经常收到爱因斯坦这样的信：“如果允许我在您身旁散步，即使有几次，我也会感到幸福。或者只要我能靠近您，我就会感到欢乐。我很痛苦，因为不允许我真正地爱。爱一个女人，而我对她只能看看。我甚至比您更痛苦，因为您的痛苦只在于无法拥有。”那时，爱莎尔还只是他的情人，她当时根本没有想到，自己将来也会成为这个“不能解雇的雇员”。
德国作家尼菲在新近出版的《爱因斯坦传》中说，爱因斯坦对女人“最大的奖赏”，就是“收用”她们为情人。但是，女人一旦被他收用，便立刻贬值万丈，成为他发号施令的对象、不屑一顾的累赘。
尽管在男女感情上过于泛滥，但是爱因斯坦仍保持着质朴的本色，仍然生活节俭，衣着随意--而且从生到死。这也正是他之所以伟大的地方之一。
1909年7月，爱因斯坦应邀到日内瓦，参加日内瓦大学隆重的350周年校庆和纪念建校人加尔文的庆祝活动，并接受日内瓦大学颁发给他的荣誉博士学位。在庆祝活动的游行中，学校里的显要人物和政府中的大人物，都身穿燕尾服、头戴高礼帽，或者身穿中世纪式的绣金长袍、头戴平顶丝帽；而爱因斯坦却穿着一套平时上街穿的衣服，戴着一顶草帽。
对这次庆祝活动所举办的盛大宴会，爱因斯坦很不以为然。他对坐在旁边的人说：“如果加尔文还活着，他会堆起一大堆柴火，因为搞这样铺张浪费的盛宴而把我们全都烧死。”
大师就是大师。
感情的变故、家庭的破裂、行业的世故、条件的艰苦，却无法阻止爱因斯坦在科学研究的道路上继续做出辉煌的成绩。
1909年，30岁的爱因斯坦成为苏黎世大学副教授；1911年，32岁的他被聘为布拉格德意志大学教授，主持其理论物理研究所；1912年，他又成了母校苏黎世联邦工业大学教授。
1909年10月，内外交困之下，三十而立的爱因斯坦却突露峥嵘：他决然辞去好不容易熬来的二等技术专家职位，道别唾手可得的丰厚退休金，出离按部就班的生活，前往苏黎世大学就任非教席副教授--只拿课时费、在学校事务中无任何发言权的副教授，等于临时工，其地位连现在的讲师都不如。因此，他的辞职令专利局领导（当然包括海勒局长了）大发雷霆：“吃什么豆腐！”--人家根本认为他是在拿领导开玩笑。
看历史时，这几行字很容易从眼皮底下溜过去。只有当我们自己在生活中面临同样抉择时，才知道“爱物青”当时需要多大的勇气和决断。
当教授是爱因斯坦一生的梦想。他不仅为此辞职，还于1911年远赴布拉格，终于在这个跨伏尔塔瓦河两岸、欧洲大陆重要水陆交通枢纽城市之一的美丽城市的第一学府--德意志大学里混上了有职有权的教席教授。
不过，非常幽默的是，当教授是爱因斯坦一生最大的失败。而且终其一生，几乎没有什么失败让爱教授如此耿耿于怀。倒不是学生们听不懂相对论（当然他们也经常听不懂），而是因为爱因斯坦这个物理奇才的风格非常不适合教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