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因斯坦教书时是个“蹩脚教授”。据当时留下的资料记载，他的板书之烂，估计放在2005年中国的非重点大学，都会直接被教务处严重警告。他思想的跳跃性像所有天才一样奇大，往往从东山琉璃直接说到西山猴子，有时在黑板上写下一个公式，即沉默半个小时，一语不发；有时又抓住某个问题大发感慨，旁枝逸出，离题万里，同时“空棺材出殡--木（目）中无人”，完全把神圣的教育战线当成他天才思想的跑马场，不仅严重影响课程进度，导致学生无法顺利拿到学分，而且跟不上他思想的学生也觉得课程味同嚼蜡。是以，上课的学生总是越来越少，不久就门可罗雀。
--这是中国对外经济贸易大学的德语教授晓虎在他的文章《我与爱因斯坦》中所发的感叹。
爱因斯坦的授课风格直到他退休时也没改进，教学效果从未改善。几十年之后，杨振宁教授有幸在美国普林斯顿听过他的课。他老人家后来在北京老老实实承认，自己根本没怎么听懂，算是保持了科学家对事实的基本尊重。
不过，爱因斯坦后来勇夺的“名誉教授”称号数目，却获得世界冠军。虽然所有的世界名校都知道爱因斯坦的课上得巨烂，可他们却都“如大旱之望云霓”一般，巴巴儿地上赶着授予他“名誉教授”。
因此，当教授，课不一定上得好。许多一流的文化与科学大师，课上得并不怎么样；许多口才好的，舌如莲花、天花乱坠，却并不是什么真正的大师，教书匠罢了。此为普世真理。
当今社会，似乎更多的是教书匠，而鲜见大师，实在可悲。
至于爱因斯坦，生活中的寻常与平庸并不影响他成为一个大师。如宋健飞教授评价：“你不会因为大师的走下神坛而否认他的价值，反倒会因为他的真实而更加热爱他。”
1912年，奥匈帝国皇帝约瑟夫一世亲批爱因斯坦辞去德意志大学的教职。因为，爱博士的母校--曾经认定他不够博士标准的苏黎世联邦工业大学（ETH），却似乎突然“发现”了他的科学才能，以优厚条件延聘他为理论物理学讲席教授。此年7月25日，爱因斯坦又返抵苏黎世，他终于能够随时与格罗斯曼探讨广义相对论了。
米列娃不能帮他。
狭义相对论建立后，爱因斯坦并不感到满足，力图把相对性原理的适用范围推广到非惯性系。他从伽利略发现的“引力场中一切物体都具有同一加速度”这一古老实验事实找到了突破口，于1907年提出了等效原理。在这一年，他的大学老师、著名几何学家闵可夫斯基提出了狭义相对论的四维空间表示形式，为相对论进一步发展提供了有用的数学工具。可惜，爱因斯坦当时并没有认识到它的价值。
等效原理的发现，爱因斯坦认为是他一生最愉快的思索，但以后的工作却十分艰苦，并且走了很大的弯路。1911年，他分析了刚性转动圆盘，意识到引力场中欧氏几何并不严格有效。同时他还发现，洛伦茨变化不是普适的，等效原理只对无限小区域有效。这时的爱因斯坦已经有了广义相对论的思想，但他还缺乏建立它所必需的数学基础。
1912年，爱因斯坦回到苏黎世母校工作。在他的同班同学、在母校任数学教授的格罗斯曼帮助下，他在黎曼几何和张量分析中找到了建立广义相对论的数学工具。经过一年的奋力合作，他们于1913年发表了重要论文《广义相对论纲要和引力理论》，提出了引力的度规场理论。这是首次把引力和度规结合起来，使黎曼几何获得了实在的物理意义。
不过，他们当时得到的引力场方程只对线性变换是协变的，还不具有广义相对论原理所要求的任意坐标变换下的协变性。这是由于爱因斯坦当时并不熟悉张量运算，所以错误地认为，只要坚持守恒定律，就必须限制坐标系的选择；为了维护因果性，就不得不放弃普遍协变的要求。
哎，要是爱因斯坦与妻子米列娃的感情依然很好，要是米列娃能够继续协助他，要是米列娃没有因为生育孩子、忙于家庭琐事等而耽误她的学业，则他在探索和研究广义相对论的道路上就可以不需要去找别人，而且其成功的日子更要提前几年……
毕竟，米列娃就是一位聪明的、优秀的、很有潜力的数学家与物理学家；
毕竟，米列娃在他当初研究狭义相对论时，就对他起了很大的帮助作用。
可惜，人类科学史上又少了一个类似居里夫妇这样志同道合、并驾齐驱的例子。
近几年，米列娃在世人记忆中的浮出，致使爱因斯坦的一生形象受到社会舆论的重新审视。一些学者将米列娃和居里夫人加以比较。1913年，米列娃曾有幸见过玛丽·居里，她们都是敢于向世俗挑战的勇敢才女。玛丽·居里遇到了一位尊重女性的丈夫皮埃尔·居里。她的自信、执著和天赋在婚姻中有增无减，从而使她有可能两次荣获诺贝尔奖。
然而，爱因斯坦却没有皮埃尔·居里那样的慷慨和大度，也缺少对知识女性的包容情怀。到后期，他闭守自己的科研领地，已不让妻子插手分毫，甚至数据计算也另找他人。在冷漠无情的婚姻中，米列娃的才华和锐气消失殆尽。
不过话又说回来，这也不能完全责怪爱因斯坦一方，米列娃本人也有一定的责任。
性格、才情、命运，人生、婚姻、事业……
对对错错、是是非非、爱爱怨怨、喜喜忧忧……
这一切的一切，谁又说得清清楚楚呢？
准备回德国。
其实，ETH突然给爱因斯坦发聘书，并非偶然。直到“奇迹年”之后7年，“爱物青”的才华终于在江湖上出人头地。不过，ETH招聘爱因斯坦，还是个囤积居奇的意思，所以他们只给了他一个区区教席教授。与若干年后的普林斯顿相比，ETH显然小了格局。
然而，螳螂捕蝉，黄雀在后。德国科学领袖普朗克和瓦尔特·能斯特1913年亲赴苏黎世，专邀爱因斯坦去柏林，开出的条件是：普鲁士科学院院士、柏林大学终身教席教授，并出任筹建中的威廉皇帝物理研究所所长，年薪1200马克。
普朗克这趟出行显然算过八字。
爱尔莎住在柏林。
我们从中外历代许多伟人的传记中知道，红颜知己常常是天才远走天涯的理由。一生对红颜无情寡信的爱因斯坦，却独向爱尔莎低头。爱因斯坦返回德国，其实很大原因是与她有关。
人们也许会预期，已经成为教授和受到瑞士特殊关照的爱因斯坦，恐怕不会轻易离开瑞士了。但是，1914年爱教授不但离开了瑞士，而且还回到了德国，到柏林任职。这不仅引起了他的好友们的惊讶，而且这一件事几乎成了爱因斯坦人生中的一个谜。
促使爱因斯坦作出有悖初衷的决定，除了与表姐爱尔莎有关外，还有个原因是：他这时正想集中精力研究引力理论。引力理论的最大困难使爱因斯坦觉得，苏黎世联邦工业大学的讲课任务已经严重影响了他的思考。
1913年7月22日，爱因斯坦写信给朋友劳布说，又是教书，又是引力研究，使他感到十分吃力。信中他写道：“在过去的一年里，教书花去了我大量时间，我到底该作出怎样的选择呢？”爱因斯坦有些犹豫，但教书的确影响了他的研究。
8月，爱因斯坦又写信给洛伦兹说，返回德国，担任普鲁士科学院院士，“可以使我从所有必尽的职责中解脱出来，使我可以自由思考，这太有吸引力了。”
这年冬季，爱因斯坦还担任了柏林大学教授，这是一个可以不讲课的职位。他在回复埃伦菲斯特的贺信时说：“我之所以接受这个古怪的、拿钱不做事的差事，是因为它可以免除上课带来的心烦意乱，在柏林我可以不上课了。”
1913年11月12日，德国皇帝威廉二世亲自批准爱因斯坦为普鲁士科学院院士。12月7日，爱因斯坦正式宣布接受普朗克邀请，于1914年4月初前往柏林，并且一住就是19年（1914～1933年）。柏林因他而一跃成为世界物理学的研究重镇。
连美国人都说：“全世界12个懂相对论的人中，有8个住在柏林。”
就这样，爱因斯坦回到母校工作也就1年多的时间。
不过，从家庭生活来看，爱因斯坦的柏林19年不仅平庸，简直称得上是失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