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科学家的本色。
爱因斯坦从生到死，不管成就大小、名气高低、经济好坏，不管个人感情上出现了多少变故，始终保持着平民情怀，既具有大师气概、伟人风范，同时也有质朴本色、真实个性、高尚情操--这正是他既可敬又可爱的地方。说他是一个草根科学家，而且是人类有史以来最伟大的草根之一，那也并不算夸张。
爱因斯坦对名誉、地位、金钱从根本上漠不关心，以至于有人认为一些说法似乎是夸大的。人们几乎也可以相信，他的所作所为是逆反的虚假行为，想把自己表现为反叛的勇士。实际上，他对社会一点儿也没有个人的不满。甚至把他与穷人同样对待，都没使他有一点愤怒反应或深深的遗憾。
这更像一种合情合理的态度，一种唯一明确接受的信念。他既不憎恨自己的邻居，也不会对他们充满无限热爱。他的社会道德观似乎是与它的对象--人分离的，他的社会责任感事实上只是要求自己忠实于自己最终的表述。
爱因斯坦充分意识到自己的双重性--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逃避各种交往的渴望。他说：“我是一匹不能被约束在队列中的烈马。”“我这种类型的人无疑会失去一些天真无邪和无忧无虑，但是在另一方面，却能够在很大程度上不为别人的意见、习惯和判断所左右，并且能够不需要去把自己的内心平衡建立在这样一些不可靠的基础之上的诱惑。”
一位爱因斯坦的研究专家罗伯特说：“爱因斯坦是一位在各个科学领域中的漫游者。作为中产阶级中的一员，作为一个反对俗世陈规的文化人，他能够分享许多领域中的洞察力和情感，但又绝不屈从于他们中的任何一个。”
爱因斯坦是一个和平主义者，他为人和蔼友善，同时谦虚却又特立独行，从而受到广泛的尊敬。他有时会讲讲笑话，喜欢幽默，并爱好航行和拉小提琴。他还是个心不在焉的教授，经常丢三落四，专心于思考物理问题而忽视周围的世界。他还是一位素食主义者。他曾说：“我认为素食者的人生态度，乃是出自极单纯的生理上的平衡状态，因此对于人类的理想是有所裨益的。”
20世纪上半期，爱因斯坦曾经是量子力学的催生者之一。但是，他并不满意量子力学的后续发展，也就是以玻尔为首的哥本哈根诠释。这一套诠释表明，自然法则中存在着一种根本的随机性，于是量子力学建立了“非决定论”在微观世界的发展基础。
爱因斯坦与其他科学家提出一个“EPR悖论”来反驳哥本哈根的解释。他说了一句很幽默、很形象、也很有名的话：“上帝永远不会掷骰子。”他还有另一句有意思、也有启发性的名言：“月亮是否只在你看着他的时候才存在？”有人说，爱因斯坦恪守“因果律”，他实在是最后一位古典物理学家。但同时，他又是现代物理学的开创者、奠基人和最杰出的代表。
名誉带来物质上的舒适，也许还带来运气；但是，爱因斯坦拒绝了各种令人难以相信的供奉和巨额酬劳，例如，在银幕上露10分钟的面。他们坚持说，这对他来说毫不难办，只是站在黑板前面，手里拿上一支粉笔。爱因斯坦不禁大笑了起来：“下一步是什么？你们难道真的相信我会像一只马戏团的猴子那样表演？”
爱因斯坦进入中年以后，才华横溢，成就越来越大，盛名赫赫，不少国家请他去访问和讲学。
在旅途之中，他受到了国王们的接待，他曾与日本天皇和西班牙国王交谈；在接受诺贝尔奖金时，他又与瑞士国王谈了话；当他应英国总督赫伯特·塞缪尔爵士的邀请到巴勒斯坦做客时，在总督举行的欢迎仪式上，他甚至受到比欢迎一位国王还要豪华、盛大的接待。他古怪的衣着倒不太引人注目，而且他的举止恰恰像一位严肃、苛刻的英国教徒。他的眼睛放射着欢娱的光芒，就像是一位成年人在努力地理解儿童嬉戏中那些荒谬可笑的规则。
有一次，他去比利时访问，国王和王后特地成立了一个接待委员会。那一天，火车站上张灯结彩，鼓乐齐鸣，许多官员身穿笔直的礼服，准备隆重欢迎这位国际上杰出的科学家。火车到站以后，旅客纷纷走下车来，却不见爱因斯坦的影子，他到哪里去了呢？
原来，他避开了那些欢迎他的人，一手提着皮箱，一手拿着小提琴，由小车站步行走向王宫。负责招待的人没有迎来贵宾，正在焦急地向王后报告，爱因斯坦却风尘仆仆地来到了。王后问他：“尊敬的爱因斯坦先生，您为什么不乘我派去的车子，偏偏徒步而行呢？”他笑着回答说：“王后，请不要见怪，我平生喜欢步行，运动带给了我无穷的乐趣。”
另外有一次，当这位王后第一次邀请爱因斯坦到她夏季的别墅莱肯做客时，爱因斯坦竟又让主人等了很长时间。去车站接爱因斯坦的司机回来说连人影都没看见。爱因斯坦一贯准时，这次更使王后吃惊不小。王后叫一位宫女到公园里找找看。
那是一个非常热的夏日午后，大路上尘土飞扬。过了很长一段时间，那位宫女看见一个人出现在十字路口。爱因斯坦一路洒脱地走来，头发在风中飘动着。他手拿小提琴，愉快地吹着口哨。他在回答王后的问话时说：“我怎么能想到您要派一部车子到车站去接呢？”司机解释说：“可是没有一个人从头等车厢里出来呀，我哪敢想象陛下的客人乘坐三等车呢？”
爱因斯坦经常访问布鲁塞尔，对音乐和德国诗歌的共同爱好，逐渐地使他与比利时皇室家族，特别是王后伊丽莎白建立了彼此信任的友谊。对爱因斯坦来说，这个友谊没有什么特别重要的意义。他说，“王后”之称，正如同他称谓任何普通的教名一样。
在国王离开的时候，王后和爱因斯坦就会默默地去弹钢琴。有一次，这位比利时王后邀请爱因斯坦与她一同演奏一支二人都特别喜爱的乐曲。从此以后他们养成了一个习惯，只要爱因斯坦途经布鲁塞尔，就要来王宫与她一同演奏一会儿。对音乐的共同爱好，可能增进了这两个极其不同的人的相互了解。
对于王后来说，爱因斯坦像是一个在世上自由自在的流浪汉，他向她讲述自己的历险生涯。她也对他的政治观点很感兴趣，就像投身于危险探索的人那样充满好奇。他不想为取悦她而圆自己的见解，他总是自言自语。有时国王也到他们这里来喝茶，国王走后爱因斯坦总是说：“他确实在努力思索。”他告诉他的这些皇家主人们，他们周围的世界正在瓦解。
爱因斯坦讨厌数不清的宴会，在这种场合，知识分子互相麻痹。作为少有的例外，他只接受与五六个人共同进餐的邀请。一旦他察觉某个邀请是借口，他就会不留情面地表现出来。
在柏林的一个冬季里，爱因斯坦去看望一个朋友，发现门厅里挂满了大衣。他自言自语道：“她跟我说是一次私人的便饭啊……”边说边打算悄悄地往回走。
爱尔莎费了很大劲才在楼梯上抓住他，嘴里还喊着：“那里其实只挂着四五件大衣呀！”
一般情况下，他妻子爱尔莎的外交安排都要遭到他固执的拒绝：“你为什么让我到那里去呢？我对那些人不感兴趣。”没有任何机会主义的理由，社会地位和唯恐得罪人的考虑便足够了。
1929年爱因斯坦50岁大寿，柏林全城出动为其祝寿，来自全世界的礼物据说装了整整一火车皮。
可是，爱因斯坦本人却并没有参加大会，几天前他就缩头躲回了位于柏林附近的波茨坦市郊外卡普特的度假木屋，据说那本是一个花匠的农舍。
这木屋再次证明爱因斯坦“亦非大贤”。
因为电话。
爱因斯坦修这个木屋正是为了躲避清静，所以没装电话。
可问题跟着就来了：总得让密友和有急事时（他还当着威廉皇帝研究所所长呢！）找得到他。
经严密科学论证，爱因斯坦想出了个好办法：有急事找他时，先打电话给他的邻居--陶匠沃尔夫，沃尔夫再叫他接电话。
刚开始，沃尔夫就是放开破锣嗓子喊。可两家距离较远，这么喊不仅费力，也实在有污芳邻清听。
后来爱尔莎给了沃尔夫一个小鼓，让他击鼓为号。但问题又来了：爱因斯坦怎么知道哪个电话是找他的呢？
经过长期革命实践，两家人终于建立了一整套密码体系：爱因斯坦家每个人都有相应暗号，比如“长而高的一声”，就是“爱因斯坦本人接电话”；如果是短促有力的密集鼓声，就是“女仆来就够了”。
很多德国名人都到过卡普特，包括鲁迅十分欣赏的版画家凯绥·珂勒惠支、著名作家亨利希·曼、作家安娜·西格斯和普朗克等。
热爱和平。
爱因斯坦热爱科学，也热爱人类。他不是那种只知道待在书斋与实验室里的人，没有因为埋头于科学研究而把自己置于社会之外，一直关心着人类的文明和进步，并为之顽强、勇敢地战斗。他说过：“人只有献身于社会，才能找出那实际上是短暂而又有风险的生命的意义。”他自己正是这样去做的。
当然，他的为了和平，为了世界，为了人类的正义事业而四处奔走，并不是要出个人风头，也不是要牟取自己的利益。
1914年4月，爱因斯坦迁居柏林。6月2日，他在普鲁士科学院发表院士就任演说，话音未落，8月1日，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
世界大战让爱因斯坦走出了象牙塔。他虽身居战争的发源地，生活在战争鼓吹者的包围之中，却坚决地表明了自己的反战态度。
9月，爱因斯坦加入了反战团体“新祖国联盟”。在这个组织被宣布为非法、成员大批遭受逮捕和迫害而转入地下的情况下，爱因斯坦仍坚决参加该组织的秘密活动。
10月，德国的科学界和文化界在军国主义分子的操纵和煽动下，发表了所谓的“文明世界的宣言”，为德国发动的侵略战争辩护，鼓吹德国高于一切，全世界都应该接受“真正德国精神”。在“宣言”上签名的有93人，都是当时德国极有声望的科学家、艺术家和牧师等。就连能斯脱、伦琴、奥斯特·瓦尔德、普朗克等都在上面签了字。当征求爱因斯坦签名时，他断然拒绝了。
而同时，他却毅然在反战的《告欧洲人书》上签上自己的名字。
德皇御医尼可莱因为看到太多的死亡而憎恨战争，他说：“我现在可认识战争了。我现在知道这些过去的恶魔对我们这些新时代的人拥有怎样可怕的威权了。现在我憎恨战争--至少憎恨20世纪的战争！”他起草了《告欧洲人书》，爱因斯坦毫不犹豫地签下了自己的名字。
这一举动震惊了全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