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记再现爱因斯坦晚年。
爱因斯坦逝世后，范图娃将爱翁留给她的“统一场”理论的演算草稿卖了8000美元。都说美女是因为愚蠢而可爱，范图娃提供了有力的证明：这草稿卖80万美元还差不多！
2005年，爱因斯坦“奇迹年”第四篇论文“论运动物体的电动力学”的手稿（20页）在柏林举行的拍卖会上，以1600欧元起拍，价格一路飙升，最后被一位隐名买家以10万欧元购得；同场拍卖的一份列宁手稿，只卖了9000欧元。
这还并不是爱翁最贵的手迹。1996年，其当年写下人类历史上最著名公式（E＝MC2）的那张纸，被估价400万欧元。
范图娃虽然是个糟糕的卖家，却为世人留下了精彩的爱翁，默默记下了晚年爱因斯坦的喜怒哀乐。她在日记中声称，她记这本日记只是想让人们知道，爱因斯坦“不仅是一则科学传奇，一个著名的科学家，同时还是一个富有人性的人”。她的日记是一座丰富的金矿，随处可见爱因斯坦思想的光辉。
普林斯顿高等学术研究所的数学家戴森认为：“这本日记真实地记录了爱因斯坦晚年对疾病和衰老的顽强抗争。它的珍贵之处在于，这是迄今为止关于爱因斯坦晚年生活绝无仅有的原始记录。”
也许在一般人眼里，能够提出相对论这样深奥理论的人物，多半是个不食人间烟火的“书虫”。可是，图书馆手稿馆馆长唐纳德·斯凯默博士说：“日记中关于物理学方面的描述令人吃惊地少。它向我们展示的，更多的是一个血肉丰满的作为普通人的爱因斯坦。”它向人们逼真地描述了一个普通的老人的思维、意见和抱怨。
这就是：一段刻骨铭心的黄昏恋，一个童心未泯的普通人，一位孤独前行的科学家，旁边有个象征“欧洲乡愁”的女朋友。
一个血肉丰满的老者。
这部开始于1953年的日记，还有一个好的名字--《与爱因斯坦聊天》，它给世界留下了爱翁生命中最后两年的绝对隐私。
日记里说，世界各地有无数素不相识的人给爱因斯坦写信，而他也经常亲笔回信给这些陌生人。有个自称有7个孩子的母亲写信向爱因斯坦索取7个签名，理由是她想给每个孩子都留下绝无仅有的个性化珍藏--她哀叹自己太穷，以至于没有能力给孩子留下任何遗产，她认为爱因斯坦的签名一定很值钱。爱翁虽然曾多次抱怨说“全世界的疯子都在给我写信”，可是，这次他并没有拒绝，不仅回了信，而且真的给她寄了7个亲笔签名，最后还给那7个孩子一人寄去一本自传。
有一次，爱因斯坦对范图娃谈起他收到的潮水般的信件，他说自己“像磁铁一样吸引了世界上所有的疯子和怪人”。不过他承认，他发现“改变他们的思维方式是个非常有趣的尝试。他说他同情他们，并且常常设法帮助他们……”
爱因斯坦时常自比为一部老爷车，零部件时常出现一些问题，比如他那糟糕的记性，令他老是心不在焉、丢三落四。
可是，爱因斯坦对国际时事热点十分重视，而且从不含糊。对于一些重大问题，他总是会发表一番独到的见解，有时甚至会给范图娃“上上课”--“多关心一下时事新闻”。
在范图娃的眼中，爱因基坦的政治思想激进而且革命，“就像随时可能喷发的火山”一样。爱因斯坦曾经对于自己当年曾向美国政府提议制造原子弹深感自责，这种强烈的责任感时常压迫着他。
从20世纪40年代末到50年代初，美国掀起了以“麦卡锡主义”为代表的反共、排外浪潮，这场运动波及美国政治、教育和文化等领域的各个层面。爱因斯坦的好友、“原子弹之父”、著名科学家奥本海默，由于反对美国制造氢弹、主张原子能的和平利用，不幸受到迫害，被踢出了美国原子能委员会。
爱因斯坦对此愤愤不平。他对范图娃说，在美国没有人比奥本海默更了解原子能了。因此他给后来的美国原子能委员会起了一个新名字：“原子灭绝阴谋委员会”。范图娃在日记中写道：“好友（奥本海默）所受到政治迫害对于他（爱因斯坦）而言，简直是一种痛苦的幻灭。”
如日记披露，爱翁晚年感到相当寂寞，因为他的同事都将他看做是一个“时代错误”。当同时代的科学家都热衷于分裂原子、制造原子弹和发现新粒子时，爱因斯坦却重新修订起更加高深莫测的“统一场论”来。对于许多物理学家同事来说，“统一场论”与他们太不相干了。
爱因斯坦曾对范图娃说：“物理学家说我是数学家，而数学家又说我是物理学家。在科学界我没有同伴。世界上每一个人都认识我，可我却依然如此孤独。几乎没有人真正了解我。”
天才总是孤独的，总是被误解的。从黑塞的“人人彼此绝消息”到歌德的“没有人懂得我的语言”，都是明证。
老年爱因斯坦将自己比喻成一辆老爷车，还因为家中经常会来太多的访问者和仰慕者，为此他不免有些受扰而抱怨。每当有访问者或仰慕者到来时，他们经常要求爱翁摆好姿势供他们拍照，或者合影留念。不忍拒人美意的爱因斯坦，就这样在一批又一批访问者之间疲于应付。
爱因斯坦后来实在不堪其扰，为了躲避这些“追星族”无休无止的纠缠，当他不想当“照相道具”时，他只好装病，往床上一躺，盖上被子，装出没精打采的样子。这样一来，再虔诚的访问者也不好意思将一个“病人”从床上拉下来拍照了。
在1954年爱因斯坦75岁生日的时候，不知多少人想尽各种办法要给这位大科学家隆重举行庆祝大典。而他最感觉自在的，是范图娃于爱翁生日当天，在自己小小的公寓里为他所办的晚宴，虽然规模很小，却很温馨、亲切、随意。
参加的一共只有6人，除了范图娃自己、爱翁以及他的继女玛戈特之外，其余3位是格里芬以及狄克斯夫妇。狄克斯是普林斯顿大学图书馆的在任馆长，格里芬当时是平面造型艺术部的主任，他们都是新调进的编目员范图娃的同事。
那些天里，爱因斯坦收到了世界各地寄来的各种生日礼物，其中包括一只由某医学协会邮寄来的鹦鹉。爱因斯坦如获至宝，为它取名“比波”。但“比波”刚开始总是郁郁寡欢，并不理睬爱因斯坦，以至于爱翁认为它得了忧郁症。为了让它高兴起来，这位鼎鼎大名的科学家竟然不断“屈尊”给它讲一些蹩脚的笑话，想把鹦鹉“逗乐”。
1年后，“比波”得了传染病。医生称，需要给“比波”打上13针。爱因斯坦担心13针下去，肯定会要了“比波”的小命，但幸运的是，“比波”打了两针后就恢复了健康。
而爱因斯坦自己却到了油尽灯灭的时刻！
有一位女士赢得了爱因斯坦毫无保留的佩服和尊重，她就是美国的非裔女低音歌唱家玛丽安·安德森。爱因斯坦第一次听她歌唱，是在上世纪30年代卡内基大厅的一次音乐会上。演出结束后，他特地去后台祝贺她。后来，当他听说安德森计划来普林斯顿演唱，但是当地的旅馆却拒绝让她订房间时，他就请她住到自己家来。安德森接受了这个邀请。
1955年1月，安德森又一次成了爱因斯坦的客人。那时他已经因贫血卧床不起。但是当安德森来到的时候，他仍旧起身亲自下楼迎接她。当她在演出结束后即将离开他家时，他又一次挣扎着下楼和她告别。
“那次告别，当时我并不知道，”她写道，“成了真正的告别。”
质朴本色永不改。
有一次，编辑萨克斯·康明斯的太太多萝西·康明斯应邀去爱因斯坦家和他一起喝茶。她在楼上爱因斯坦的书房里转了一圈。她看到堆得满满的书架和许多封面已经磨得很旧的书、一幅甘地的照片、法拉第和麦克斯韦的肖像，以及一架小小的收音-留声机。她还瞅了一眼他的卧室，那里只有很少的家具。
杜卡斯为他们端来茶点后就离开了。他们谈到行星的运动、德彪西的音乐（它使爱因斯坦感到神秘莫测）、花园里即将从积雪下萌发出来的花苞，还有爱因斯坦的新套衫。“也许你能告诉我，”他问多萝西，因为他知道她会做衣服，“这件衣服是怎么做起来的？”他卷起一只袖子，“我连一个针脚都找不到。这件衣服没有任何机器或手工缝的针脚。”他说，“我想这一定是件神奇的衣服。”他大笑起来。
“他第一次来我们家是为了听诗歌朗诵，”另一位女性朋友艾丽斯·卡勒说，“查尔斯·贝尔说，爱因斯坦是‘我在迷恋科学的青年时代所崇拜的偶像：他那羊皮纸般的脸，他那光环般的满头银发，他那与世无争的斯芬克斯般的神秘智慧；他既像圣徒伯纳德，又像是一个天使；他似乎经历了人类进化的全过程，而他本人就是那试验和成功的全记录’。这显然有些夸张。当他心情好的时候，他会成为你想象中最讨人喜欢的朋友。他喜欢说笑话，而且是最好的听众，他的纵声大笑是那样令人难忘。在他去世前的那一年，1954年，为了祝贺他的生日，数学家库尔特的太太阿黛尔·戈德尔让人送给他一个花环，上面有两条很宽的缎带。爱因斯坦一看到这个礼物就大笑起来，‘这东西看起来好像是为我的葬礼制作的！’
他喜欢抽烟，他的秘书海伦·杜卡斯和继女玛戈特毫不妥协地要他听从医生的命令。他有了烟就寄给我丈夫，还附上一张纸条。他来我家时就会求埃里克：‘给我一点儿烟吧，至少我可以闻闻它的气味。’他是那么渴望抽烟，有时甚至会捡起路边的香烟头--够可怜的。
爱因斯坦喜欢解谜，”卡勒继续回忆道，“他收到人们从世界各地寄给他的最奇特的智力玩具。我去萨拉那克湖拜访他的时候（当时爱因斯坦正在那里度假）给他带去了有名的Chinese Cross，那是最复杂的智力玩具之一，但他只花了3分钟就把它给解决了。要是换了我，就是给我一千天也做不出来。我把这话对他说了，他就动手做给我看。他把那些木块全部拆散，然后不一会儿就把它们一个不漏地装配完毕。当他的儿子汉斯·阿尔伯特来看他时，爱因斯坦非常得意地看到，他的儿子也继承了他解谜的本事。‘他干得真棒，和我一模一样，’他说。
虽然他提出了E=MC2这条公式，他从未想过这条理论的实际运用。原子弹爆炸成功后，爱因斯坦对我丈夫说，‘我真后悔给罗斯福写了那封信。’
有一次，一位男子在街上拦住爱因斯坦，问他，‘这个世界会不会在下一次大战时被原子弹毁掉？’爱因斯坦答道，‘如果这种情况真的发生的话，那就太糟糕了，因为我们再也听不到莫扎特了。’”
尾声 爱翁的逝世与葬礼。
含笑面对死亡。
1948年，医生发现爱因斯坦的腹腔里长了一个柚子大小的大动脉瘤。医生警告说它随时可能爆裂。“那就让它裂吧。”面对死亡的威胁，爱因斯坦十分平静。
爱因斯坦一直认为：“是的，人人都要死的。死，是最终的解脱，永恒的自由。死，解除了我们身上的一切枷锁--物质的、精神的，有形的、无形的。谁看到过死人痛苦呢？只有死人和没有出生的人，才不必惧怕明天的不幸和灾难。可是，人类普遍惧怕死。实在没有道理。只有个体生命的结束，才能保证物种生命的延续。大自然安排得多么巧妙、多么合理，可是大家都怕死。真是愚蠢。然而，即使知道死不可怕，人还是没有办法摆脱对死的惧怕。又是一个难解的谜。世界上、宇宙中，有多少难解的谜啊。……还是抓紧时间工作吧。”
在爱因斯坦生命的最后阶段，尽管病情危重，但他常常不让注射吗啡，坚决拒绝一切外科手术。他说：“我想走的时候就会走，人为地延长生命是无谓的。我已做了我所应该做的。该走的时候，请让我平静而体面地离去。”
从这两件事中，我们看到的是一个智者对命运的把握和对生死的超脱。
爱因斯坦生前不要虚荣，死后更不要哀荣。他留下遗嘱（他早在1951年3月18日就已在遗嘱上签字盖章），要求不发讣告，不举行任何葬礼，不建坟墓，不立纪念碑、纪念馆。
爱因斯坦在弥留之际，把他在普林斯顿默谢雨街112号的房子留给跟他工作了几十年的秘书杜卡斯小姐，并且强调：“不许把这房子变成博物馆。”他不希望把默谢雨街变成一个朝圣地。他一生不崇拜偶像，也不希望以后的人把他当作偶像来崇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