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洋过海来投奔。
2004年4月25日，又一位“爱因斯坦的女人”范图娃新鲜出炉。
据美联社和《星期日泰晤士报》报道，普林斯顿大学图书馆工作人员在翻找如山的资料时，非常偶然地发现了该馆已故工作人员约翰娜·范图娃（Johanna Fantova，1901～1981年）的个人档案，包括她本人在上世纪50年代亲笔用德语写就的62页日记，但绪论与批注却是用英文写的。
在范图娃去世23年之后，《普林斯顿大学图书馆》杂志发表了这部日记。这是全世界第一次惊艳爱因斯坦最后的爱情，并详尽记录了爱翁生命中最后一段时光的生活。
这个比爱翁小22岁的美人儿范图娃，1901年出生于捷克首都布拉格--全球第一个聘请爱因斯坦为讲席教授的美丽城市，毕业于布拉格大学，很年轻时就嫁给了布拉格的望族凡塔家的奥托·凡塔教授。
爱因斯坦在1911年成为德意志大学的理论物理教授，在布拉格认识了奥托。1913年爱因斯坦接受了柏林大学的教席，回到德国。
这对年龄相差悬殊的老相识，第一次见面是在1929年的柏林，爱因斯坦的盛名已达到顶巅。1929～1930年，奥托与范图娃夫妇俩也在柏林，范图娃就这样认识了爱翁。他们留下了美好的印象，范图娃的小巧俏丽、柔媚多情、默默奉献使爱教授大生好感，之后两人每周都通电话，表示问好。
由于有丈夫奥托教授的推荐，范图娃几乎每天都去爱因斯坦的住处，帮他整理那些乱七八糟地堆放在房子各个角落里的“奇特的藏书”，最后的成果是一册爱因斯坦藏书的图书目录，也是范图娃呈献给爱教授的50岁生日礼物。朋友们又合送了一艘帆船给爱因斯坦，从此范图娃也成了帆船的客人，与爱因斯坦一起游湖。
1933年爱因斯坦和妻子爱尔莎远渡重洋，来到美国普林斯顿，而爱翁家便差不多成了普林斯顿唯一的“旅游热点”。3年后，爱尔莎去世。
许多年来，爱因斯坦与范图娃一直保持着信件来往。1938年德国入侵捷克，范图娃随夫到了伦敦。1939年，受爱因斯坦邀请，范图娃只身移民美国，追随他，投奔他而来，成了他的助手和密友，开始是专门帮助爱因斯坦进行私人图书馆的组建工作。应该说，这个时候两人就经常生活在一起，并有亲密行为。
爱因斯坦告诉她，在美国就一定要有工作。后来，在爱翁的支持下，范图娃考入距普林斯顿并不太远的北卡罗莱那大学图书馆学院进修图书管理学，而这时奥托已在伦敦猝然去世。范图娃毕业后，又在爱因斯坦的帮助下，来到爱翁住所附近的普林斯顿大学图书馆燧石分馆（占全馆的一半以上）工作，1944年进入该馆目录部，1954年成为刚成立的地图部第一位负责人。两人始终交往非常密切，范图娃也是爱因斯坦1年后去世时火化仪式上少数在场者之一。
溺爱“末代女友”
像所有老男少女一样（其中多少有些父女的情分），已经步入古稀之年的爱翁对这位“末代女友”依然情意绵绵，溺爱十足。
梁实秋娶韩洁菁时，被广大忠实读者“粉丝”骂得狗血喷头，他只好为自己辩护说“老房子失火更难救”。爱因斯坦显然也是老房子。
他不仅给范图娃写下缠绵悱恻的情书、情诗，而且经常给她寄照片、打电话，一起泛舟大湖，出席音乐会，给她画漫画头像；甚至允许范图娃在太岁头上动土，修剪他那一头乱蓬蓬的卷曲的白发，因为爱翁平时不修边幅，一头长发既挡了自己视线，又有碍众人观瞻--其中相当一部分成为了范图娃日记的“素材”。爱因斯坦很少对一个女人如此温柔过。而范图娃也主动承担起了照顾他的义务。
爱因斯坦自从拉小提琴变得吃力以后，便改弹钢琴，让自己沉醉于所钟爱的莫扎特与巴赫的音乐之中。他也喜欢朗读，尤其是弗洛伊德、叔本华与罗素的著作，读给妹妹玛雅和女伴范图娃听，在朗读中还不时加入他自己的评语。
无法探望的时候，两人就打电话。爱因斯坦差不多每天夜里打电话给范图娃，细诉自己一天的经历与感想，叙叙“二战”前各人在欧洲的日子。每逢夏天，他们就驾着爱翁在美国购置的小帆船游湖娱乐。当然现在是普林斯顿附近的卡内基湖，不再是柏林附近的那个湖了。
有时爱因斯坦就像一个“老顽童”，即使他真的生病时也不忘自娱自乐。范图娃的日记中写道：“（晚年）爱因斯坦的健康开始恶化，可是对于自己最大的爱好--驾驶那条近乎原始的小船出航--却依然乐此不疲。他的心情从来不会像那时一般开朗。”
范图娃曾将一些与爱因斯坦私人（也涉及她自己）有关的珍贵资料出售给了一个靠得住的人--普林斯顿大学艺术博物馆前馆长吉里特·G·格里芬。1992年，格里芬又将它们无偿捐献给了图书馆，一直等到范图娃交代的期限--1996年才开封。不过当时人们还不知道日记的存在。格里芬说：“读着她留下的那本日记，那些陈年往事不禁历历在目。也是人们对于爱因斯坦会有一个清晰的了解。”
格里芬回忆道，爱因斯坦在世时，曾多次邀请他共进晚餐，他几乎每次作客都可以看到那里的常客范图娃，由此可见爱因斯坦与范图娃的关系不同一般。
爱翁直到死后还在为范图娃操心：他在逝世前，将统一场理论的演算草稿密赠与她，以备不时之需。他从未送过第二个女人如此珍贵的礼物。因为这不仅是示爱，而且是顾及她将来可能产生的经济问题。他为她所写的几首情诗，其手稿也当作如是观。
格里芬说，爱因斯坦同意范图娃记下他们之间的谈话，因为他知道她家境比较困难，他们的谈话也许会使她在经济上多一份保障。他还送给她他关于统一场理论的手稿和他写的诗。格里芬说，他们之间的谈话生动地显示，爱因斯坦是个多么“智力超群、谦虚热情的人”。
格里芬说，爱因斯坦写诗给范图娃是为了让她振作起来，因为他觉得她对生活的看法太悲观。
有一首诗是在他多日没见到她的情况下写的：
漫长的寂静使我精疲力竭，
但愿你能看到，
在我的大脑里有个小小的阁楼，
那里永远藏着对你的思念。
1953年有一本关于布拉格的书出版，书中有许多美丽的照片。爱因斯坦买了送给范图娃做生日礼物，还题上：“为彼此的乡愁”。
就文化而言，在普林斯顿的爱因斯坦，他的心灵不啻是流落在异乡。从前那种与普朗克、劳厄、哈伯时时刻刻撞击出灵感的日子不再，如今死的死，散的散，他所能拼命维护的，只是一个用德文模拟出来的虚幻的影子：每天早上一起散步到研究所的好友哥德尔、中了风的妹妹玛雅、从德国带来的秘书杜卡斯。而外面的环境则是风声鹤唳的麦卡锡主义，给一生追求自由自主的爱因斯坦刻下了更多的伤痕。
此时，比爱因斯坦小了22岁的范图娃，款款地从昔日欧洲的光辉中走来，她在新大陆学会了独立适应与自力更生，却仍有旧大陆的风采，为孤独的老人，在寂寞的午后带来一丝甜蜜与一点慰藉。
格里芬认为，从二战前德国来到美国避难的爱因斯坦，从来没有感到普林斯顿是自己的家园，他始终怀念、牵肠挂肚的依然是战前的欧洲。“对于爱因斯坦来说，范图娃是旧欧洲的一部分，她为他朗诵歌德的诗，她是他与失落世界的一个联系，她是他的欧洲乡愁。”
爱因斯坦自己晚年也曾过说，他从来不是一个爱国的人，他唯一恋慕的国家是瑞士，而他最亲近的朋友现在只剩下几位了。就以色列而言，是内森、巴凯与范图娃。内森日后成了他的遗产执行人与受托人，巴凯是他的医生，而范图娃是他一生中最后一位女伴，最后的女朋友。
爱因斯坦最后一次和范图娃交谈是在1955年4月12日，也就是他去世前6天。他谈到自己还没有写完的支持以色列的演讲，还兴奋地和她谈起新的索尔克脊髓灰质炎疫苗。当他听说索尔克是个犹太人时，他感到特别高兴。
纵观爱因斯坦一生，他只对这一个女人自始至终充满温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