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之，中国春秋战国时期学派文化的产生与发展，不仅说明中国古代思想文化的发展达到了一个新的阶段。而且，在这种思想文化的引领下，社会也向前发展。上述春秋时吴国的发展，战国时魏、赵、韩、齐、楚、燕的改革就说明了这一点。然而，由于当时种种复杂的原因，这些国家都逐渐走向衰亡
只有秦国，从战国中期不断改革。最后取得辽成功。，一、春秋时期重民轻天思想的发展
中国古代最早出现的统治思想是国家宗教或称宗法性宗教，有的学者指出：“宗法性宗教产生于原始社会之后，私有制和阶级、国家建立的初期，在夏、商、周三代是国家宗教，并且是社会上唯一的意识形态。中国古代宗教以天神崇拜和祖先崇拜为核心，以社稷、日月、山川等自然崇拜为羽翼，以其它鬼神崇拜为补充，形成了固定的郊社、宗庙及其它祭祀制度，形成维系古代社会秩序和宗法家族体制的根本力量。”西周灭亡以后，社会上出现了轻天重民的思潮。如《左传》桓公六年（前706）随国季梁说：“夫民，神之主也。是以圣王先成民而后致力于神。”《左传》庄公二十三年（前662）虢国史嚣说：“国将兴，听于民；将亡，听于神。神，……依人而行。”《左传》僖公十九年（前641）宋司马子鱼说：“民，神之主也。”随着这一思潮的发展，人们对天（上帝）失去了信任。如《左传》昭公十八年（前524），郑国子产说：“天道远，人道迩（近），非所及也。”这就是说，在子产看来，天太远了，解决不了问题。《左传》昭公二十六年（前516），“齐有彗星，齐侯使禳之。晏子曰：“无益也，祗取诬（欺骗）焉。”在晏子看来，让巫史祈祷神灵禳除灾害，不仅益，只能受到欺骗。随着这种思想的发展，治国出现了天道与人道两种理念，但以人道为主要，天道为次要。在这种情况下，随有人文主义学术思想的兴起，《后汉书?公孙瓒传论曰》中说：“舍诸天运，征乎人文，则古之休烈，何远之有？”注五解释说：“天运犹天命也，人文犹人事也。”所谓人事，即人间之事，而所谓“人文主义学术思想兴起”正是这种重视人事的文化。春秋战国时期以道家、儒家、法家为代表的学派文化就是其兴起的表现。这些学派力图把它们的治国理念转化为国家的政策，进而在各方面调节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促进社会发展。所以，各学派聚徒讲学、奔走各国争取执政的权力。
随着这种形势的发展，春秋以后各国除了祭祀天地、祖宗神灵求得其庇护、保佑之外，就不能不用主要力量改革社会的各种制度。如经济方面，齐桓公在公元前686年实行“相地而衰征”的按土地美恶等差征税的制度；晋国在公元前645年实行“作爰田”的土地制度；鲁国在公元前594年实行“初税亩”的赋税改革。随着社会发展，分封制、世卿世禄制的破坏，礼制也遭到破坏，出现了以法制刑法治国。《左传》昭公六年（前536），郑国子产铸刑书。《左传》昭公二十九年（前513），晋国赵鞅铸刑鼎，“著范宣子所为刑书”。这些变化是春秋时期社会深刻变化的表现。
中国古代在用人方面国家最初注意的是用能人、贤人，如商汤用伊尹、周武王用姜尚就是其例。春秋后期学派文化产生，用人有的就在不同程度上与学派发生了联系。如春秋后期吴国用孙子为将就是其例。据记载孙武“以兵法见于吴王阖庐”，吴王说：“子之十三篇，吾尽观之矣，可以小试……乎？”后经试用，吴王以孙子为将，统帅军队，“西破强楚，北威齐晋，显名诸侯”。这是最早的任用兵家的学者执掌兵权的记载。到了战国就出现了以学派的著名人物治理国家，就成了较为普遍的现象。
二、战国时期东方六国的改革
战国初，魏文侯于公元前445年即位，用儒法两家的学者在魏国改革。《史记》卷67《仲尼弟子列传》载“孔子既没，子夏居西河教授，为魏文侯师。”正义曰：“文侯都安邑，子夏教于西河之上，文侯师事之，咨问国政焉。”魏文侯曾以李悝为相。李悝，又名李克。《汉书·艺文志》注，说他是“子夏弟子”。李悝在经济上，提出“尽地力之教”与“平粜法”，说明他对发展农业生产与平抑物价的重视。李悝又主张以法治国，“集各国刑典”编为《法经》一书，分为盗法、贼法、囚法、捕法、杂法、具法等六篇，对后世有深远的影响。魏文侯又任用曾子的学生、著名军事家、法家，卫国人吴起为将，在公元前408年“击秦，拔五城”，后被任命为西河守。吴起虽然被学者公认为是法家改革家，但他仍具有儒家的特点，如：他为将能“与士卒最下者同衣食。卧不设席，行不骑乘，与士卒共干苦，……。卒有病疽者，起为吮之。”由于吴起能与士卒同甘苦、共患难，所以士卒在战争中，能尽死力。这是吴起能打胜仗的一个重要原因。魏文侯去世后，武侯即位，吴起对他说，国家盛衰的原因，“在德不在险（险峻地形）。若君不修德，舟中之人尽为敌国也。”强调德，正说明吴起身上具有儒家的特点。魏文侯又任西门豹为邺令，严惩地方官吏以“河伯取妇”为名与巫祝勾结榨取民财，破除旧习俗，并兴修水利。然而，魏国的改革并没有坚持下去，魏武侯即位后，任用公叔痤、王错设法排挤吴起，吴起无奈投奔楚国。其后，在魏国任事的卫鞅、犀首、张仪、范睢等人纷纷投奔秦国，秦迅速强大，而魏国却迅速衰落。
公元前403年，魏、赵、韩三国被列为诸侯国。当政的赵烈侯任用公仲连为相国进行改革。公仲连向赵烈王推荐了牛畜、荀欣、徐越三人。牛畜建议烈侯“以仁义，约以王道”治国，具有儒家特点；荀欣建议烈侯“选练举贤，人管使能”；徐越建议烈王“节财俭用，察度功德”。后两人的建议，具有法家特点。于是，赵烈侯任用牛畜为师，负责教化；荀欣为中尉，负责军事方面的工作；徐越负责财政与监察方面的工作。从指导思想上来说，这是儒法兼用、霸王道兼采的治国理念。赵国，到赵武灵王（前325——前299年）时，改革军制，“胡服骑射”，使赵国曾一度成为强国。
公元前355年（韩昭侯八年），以申不害为相，进行改革，《史记》卷45《韩世家》说：“修术行道，国内以治，诸侯不来侵犯。”《韩非子·定法篇》说“主用申子之术，官行商君之法，可乎？”从中可知，申不害的特点是重术。从今存申子的著作来看，申子所谈术的内容主要有以下三点：其一，要禁止“一臣专君，群臣皆蔽”，“蔽君之明，塞君之聪，夺之政而专其令，有其民而取其过矣。”其二，申不害主张的集权的君主专制制度是“明君使其臣，并进輻凑”，君“设其本”,“治其要”，“操其柄”；臣“操其末”，“行其详”，“事其常”。总之，要做到，“君如身，臣如手；君若号，臣如响”。其三，要用术，“示天下无为，是以近者亲之，远者怀之，示人有余者人夺之，示人不足者人与之，刚者折，危者覆，动者摇，静者安。名自正也，事自定也，是以有道者自名而正之，随事而定之也”等等。《韩非子?定法篇》说：“术者，因任而授官，循名而责实，操生杀之柄，课群臣之能也。”从这里可以看出申子的“术”就是一种为专制君主服务的驾驭臣下的的理论。同篇，韩非又说：“申不害，韩昭侯之佐也。……晋之故法未息，而韩之新法又生；先君之令未收，而后君之令又下。申不害不檀其法，不一其宪令，则奸多。”可知，韩非对其评价是相当否定的。
公元前357年齐威王即位，在法家思想引领下进行改革。邹忌“以鼓琴见威王”，说君好比大弦，弹起来“浊以春温”；相好比小弦，弹起来“廉折以清”。治理国家安抚人民也是同样的道理。后威王任邹忌为相，这时，稷下学宫的先生淳于髡问难于邹忌，邹明确回答：“请自附于万民”、“请谨择君子，毋杂小人其间”、“请谨修法律而督奸吏”。这就是说，从政要听民众的意见；用官吏要用品德好的君子，不能让品德不好的小人夹杂其间；要用法律督察官吏。在实践中，齐威王是贯彻了这一思想的。如，齐威王曾召集全国地方官七十二人，“赏一人，诛一人”。重赏的人是即墨大夫，其治即墨，“田野辟，民人给，官无留事，东方以宁”；同时，他不侍奉“吾左右以求誉也”。所以赏其“万家”的食邑。重罚的是阿地的一位大夫，因为阿（今山东阳谷县阿城）大夫治阿，“田野不辟，民贫苦”，又以“币厚吾左右以求誉也”。所以，齐威王把阿大夫同自己左右赞誉他的人都烹死了。此后，“齐国震惧，人人不敢饰非，务尽其诚，齐国大治。”齐威王有次与魏惠王相会，惠王说他有直径寸大的珍珠十枚为国宝。威王说他有三位大臣善于镇守城池，使周围国家不敢入侵；还有一位臣下善于治理盗贼，使“道不拾遗”。这些臣下，就是国宝。还值得注意的是，齐威王重用兵家的孙膑用兵，公元前353年，以田忌为将，孙膑为军师，大破魏军于桂陵（今河南长垣西南）。公元341年，又以孙膑为军师，大破魏军于马陵，俘魏太子申、魏将庞涓自杀。使齐国成为东方强国，而魏国却从此成了弱国。
公元前402年，楚国发生了“盗杀声王”的事件，“国人立其子悼王”。公元前390年左右，吴起从魏国来到楚国，被任命为宛守（宛，今河南省南阳市）。一年以后，吴起被任命为令尹（相当于相），实行变法。《韩非子》卷4《和氏篇》：楚国当时“大臣太重，封君太众”。吴起下令“封君之子孙，三世而收其爵禄”，裁减无用、“不急之官”，节约这些开支用于供养“选练之士”。《吕氏春秋》卷21《贵卒篇》：吴起又下令“贵人往实广虚之地”这是令贵族及其所属人员去开发广大荒凉地区，对发展经济有利，同时也是对贵族的打击。
《战国策》卷5《秦三?蔡泽见逐于赵》说，吴起还提出禁止楚国官场恶劣风气的意见，“使私不害公，馋不蔽忠，……行义不顾毁誉”。为统一思想，吴起又“破横散从（纵），使驰说之士无所开其口”。《史记·吴起列传》称赞吴起在楚国改革“明法审令，捐不急之官，废公族之疏远者，以抚养战斗之士。……于是南平百越；北并陈蔡；却三晋；西伐秦。诸侯患楚之强。”公元前381年，楚悼王死，贵族作乱，追杀吴起，吴起伏王尸上，王尸中箭，后吴起被车裂。太子立，是为肃王，据《吕氏春秋?贵卒篇》载按楚国法律，“兵于王尸者，尽加重罪，逮三族”，于是杀作乱者七十余家。楚国改革就这样以失败而告终。
公元前316年（燕王哙五年），燕王哙为改革把君位禅让相国之子，并打击旧贵族。但遭到太子平与将军市被等的反对。后由于齐宣王的武装干涉，使改革失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