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交革命党人，给自己留条后路
杜月笙一生重情义、讲道义，他总强调“多个朋友多条路”，还颇有民族危机感和爱国热情。且不说后来的拒绝日本人的拉拢，在杜月笙发迹初期左右，他就已经结交了许多革命党人，一来也为国家存亡做些所及之事，二来将来“改朝换代”了也好有个好出路。所以，他对于早期国内的革命党人，总是极力协助，提供大量帮助以求为自己留条后路。
早在清朝后期，国内已经有了革命机构的建立。其中，尤其是上海法租界，有一大批革命人士落脚在这里。1908年，陈英士自东京回国，在法租界平济利路德福里一号建立革命机关；与此同时，张静江由巴黎归来，和前浙江盐运使蒋孟苹合伙，在法租界福建路四○八号开设通济公司，表面上做买卖古董的生意，实际亦为策划革命的大本营。另外，在1911年，革命党于法租界有机关和重要人物住宅，先后还有孙中山先生的莫利爱路二十九号和环龙路四十四号寓所，陈英士的蒲石路新民里十三号，今总统蒋公的贝勒路三百六十九号沪寓；新桥街宝康里曾经是陈英士的机关，八仙桥文元坊住过于右任和陈英士，霞飞路渔阳里尤且成为二次讨袁时的淞沪司令长官总部。湖北来的革命党人如居正和孙武，都曾在莱市路莱市场亭子间里搭过地铺。
既然革命党人以法租界为工作基地，那么跟巡捕房里的人物免不了要经常打交道。而捕房的人吃的是外国公事饭，必须谨守本身的立场。所以他们知道法国人应付革命党人的问题，和他们同样是左右为难：一方面必须敷衍当权的中国政府，也就是清朝廷和袁世凯的“大总统府”；而另一方面，自他们政府以至个人，又希望中国革命可以早日成功。
所以，黄金荣当时面对这种两难局面所决定的方针，是尽可能避免跟革命党人公开来往，但如遇有重大事件，或特殊紧急情况，则又不惜挺身而出，务期对于革命党人有所贡献。同时，从法国驻沪总领事以下，如公董局、警务处与巡捕房，都有个默契，尽量拒绝清廷和袁世凯政府不利于革命党人的要求，他们定了个不成文法：革命党人只要不藏军火，当可加以保护。
在法租界的巡捕房里，黄金荣手下的一名督察鲁锦臣，便是革命党同盟会的会员。鲁锦臣跟杜月笙很是要好，因为鲁锦臣感觉这个人是个可用之人当时，鲁锦臣经常跟黄金荣在法大马路聚宝楼上一边吃茶，一边会晤大小三光码子，也就是替包打听们通风、报信的朋友。在闲暇时间，曾讲些革命党的宗旨和事迹给杜月笙听。
杜月笙对于革命党人的事迹很有兴趣，佩服革命党人为国家复兴所做的探索和努力。当时，杜月笙偶而会去说书场，或者听朋友们讲些“梁山义气”、“瓦岗威风”之类的英雄侠义故事，他的知识范围除了现实生活，便不出于“三国”、“水浒”等等小说的小圈子。他崇拜英雄豪杰，英雄豪杰在他的心目之中，比起清朝皇帝、法国总统还要伟大更加了不起，他能替这样的大好佬跑腿当差，其本身便足以使他受宠若惊。同时，黄金荣手下的绰号“闹天宫福生”的徐福生，也是忠诚的听众之一。
自从黄金荣被请回法捕房后，苏州的老天宫戏馆就交给徐福生经营，后来徐福生奉黄金荣之命将戏馆关掉，回到上海为老板效力，他颇有心计，是个深谋远虑的人，因此在黄公馆跟杜月笙比较亲近。两人从鲁锦臣那边听来些国民革命的皮相之谈，在同孚里俨然成了专家。正是因为鲁锦臣的启发，使他们对于革命党，有了热心与好奇的心理，自然而然地愿意和革命党人亲近。而且黄老板不便露面，所以必须和革命党人有所联系，或者是要解决他们的问题，跑腿传话，每每总是派遣徐福生和杜月笙。
最初的时候，杜月笙和徐福生所接触的都是些名不见经传的人物，协助的事项，也就是排难解纷，向导保护，或者代办一些琐碎繁复的小事情。但是，革命党人有时候受到清军的搜捕，清廷豢养密探的迫害，他们大多都身无分文地跑到法租界来躲避，衣食两缺，无地容身，难免需要少数的接济，渡过眼前的难关。杜月笙和徐福生不方便跟黄金荣张口，往往只有自己掏腰包。每逢有这种报效的机会，杜月笙不但倾囊相助，而且极其心甘情愿。可是，自家收入太少，时间有限，力道实在不足。辛亥那年的某天，他接受一项相当大的任务，这项重大任务使他兴奋得手舞足蹈，另一方面，也叫他焦急忧愁，辗转难眠。
武汉的一个暗号叫“汉声”的革命团体，“汉声”同行有五六个人秘密过沪，必须即日乘船赶回武汉。问题在于他们方才逃过清军的追捕，行李衣物全失，他们缺乏旅费，付不出旅馆房钱，甚至连吃一顿饭的钱都凑不出来。于是他们自动来找杜月笙。另一位曾经得过杜月笙帮忙的“汉声”同志，偶然之间告诉他们：在上海，如果有困难，同孚里黄公馆里住着的那位杜月笙，同情革命，热诚慷慨，不妨去找找他看。
杜月笙得知，慨然被委以重任，而且“杜月笙”这三个字居然也在英雄豪杰辈中口耳相传，怎么能不使杜月笙兴奋若狂？于是，他当时倾其所有请那些“汉声”同志住进客栈，然后一口允诺，明天可以把必须的旅费亲自送到客栈以助其早日成行，以免耽搁了军国大事。
可是，这笔旅费需要好几百块钱啊，他一个抱台脚的，哪里有这许多积蓄？杜月笙躺在床上想了大半夜，黄金荣那里恐怕要不到钱，借贷自知没有这么大的周转能力，想动林桂生私房钱的脑筋，他不由打了一个寒颤，连忙自己告诫自己说：“这是万万动不得的。”
林桂生衣着永远平凡朴素，平底鞋，竹布短衫裤，清汤挂面，女学生式直头发，谁能想到这位其貌不扬的矮小女人，竟会是上海“白相人阿嫂的祖宗”，法租界的“老正娘娘”，精明强干，而且当时便已是拥资巨万的一大富婆。
林桂生个人所拥的钱统统瞒着黄金荣，她有笔私房钱，有恃无恐，到处放利钱。经手往来，一概信托杜月笙。而杜月笙向来都是极讲信用之人。所以，他也能受人之命，忠人之事，不论输得多么急，逼得如何紧，他从不动用林桂生一分一厘钱。
那一夜他转念头到这个上面来了，由此可知，他当时的心境是何等的焦灼。
次日早晨，终于想到想到办法了，诈骗赌台。诈骗这种伎俩是杜月笙最常用的方法，虽然都是些小把戏，但也屡试不爽。于是，就跑去客栈，跟“汉声”兄弟们商量了一番。实在是处境过于险恶，军情急如星火，而且，杜月笙一再强调他们所将搜得的是“不义之财”，“汉声”同志迫于形势紧急，所以只有勉为其难同意了。
赌台是个藏污纳垢的地方，赌客中既有达官贵人、富商阔佬，也不乏流氓地痞，更有输脱了底儿的亡命之徒，突发事件几乎每天不断。这日，杜月笙精心策划了突发事件就要上演了。
这天晚上，正值赌场“夜局”最热闹的时候，赌场中坐满了不少沪上富贾，北里娇娃；赌场老板笑吟吟的，到处梭巡，今晚又有大笔的洋钱可进。就在这时，从大门外又走进来五六个面容严肃、神情紧张的大汉，他们像是瘾头极大的烟客，不约而同地，每人手里拿一只香烟盒，赌场老板盯望着他们，心里不觉起了怀疑。这一帮人来得相当跷蹊，他们并不像是来赌钱的客人，分明是一道来的，进门后便立刻分散，五六个人各一张赌桌，他们所站立的地点，在赌场里分布得相当平均。
正自惊疑不定，一眼瞥见杜月笙在暗暗地出动了，他若无其事地，分别在那帮人身边转了转。于是，气急败坏地跑到赌场老板的身边来。
只见杜月笙轻轻地一拉赌场老板的衣袖，两个人一前一后，进了赌场右边的写字间。
赌场老板先开口问，“是啥个路道的朋友？”
“他们是革命党，”杜月笙压低了声音说，“这件事情很不好办。”
赌场老板一听是革命党，就想起了江湖上传言的革命党都是冲锋陷阵，三头六臂之类的角色。因此当他一听“革命党”三个字，立刻便吓得脸孔发白，目瞪口呆。
“他们手里的香烟罐，是炸弹。”杜月笙接着说道。
炸弹？轰然一响，血肉横飞，认真爆炸起来，那还了得？赌场老板吓呆了，他满头大汗，低声下气地央求杜月笙说：
“月笙老弟，帮帮忙，你去跟他们拉拢拉拢，讲讲斤头，只要我能办得到，啥个价码都好商量。”
于是，杜月笙应命前往，歇了半晌，他再回到老板的身边。
“这批人是武汉的一个革命组织，因为被政府追捕，急于脱身丢了财物，想找个有铜钿的开明人士，帮忙拿一笔旅费以助他们回到组织。”杜月笙神色坦然地说道。
“当然当然，”赌场老板接口很快，他就怕时间一耽误，炸弹会在突然之间炸开，他急急地问：“他们需要多少路费？”
“800块大洋就足够了。”
800块大洋对于赌场来说，并不是一个很多的数目。所以，赌场老板一听说开出了这个价码，也就慌忙同意了。接着，忙通知账房点了800块大洋交给杜月笙。
踌躇了一下，杜月笙问：“老板，你亲自去交给他们好不好？一回见面二回熟，你捐了这许多钱，也该彼此留个交情。”
“不用了，不用了！”赌场老板惊得脸色又变了，“月笙老弟，帮忙帮到底，火速把钱捐出去，请他们早一点离开，免得弄不好出大事体。”
拿了钱往外间走，杜月笙心花怒放，得意想笑，棘手之极的问题会这样轻易解决。赌场老板不肯跟“汉声”同志打交道，原来是他怕吃炸弹。怪不得他一直都躲在写字间里，连颗头也不敢伸出去。
就这样，“汉声”同志得到适时的接济，他们迅速撤离赌场。
第二天早晨，杜月笙替“汉声”朋友们买好轮船票，约了徐福生两兄弟亲自护送这一行人登船。
经常往来法租界的革命党人中，他叫杨虎，号啸天，安徽人，他曾登门拜望黄金荣，毛遂自荐，很快地和徐福生、杜月笙结为要好朋友。
杨虎在海门住过很久，跟当地人士相当熟悉。海门有一位茅老先生，豪爽豁达，素重公益。茅老先生在上海十六铺开一个福安旅社，等于是海门同乡在上海的会馆，海门人到上海，多半住在福安。
1911年，杨虎到达上海，在福安旅社二楼长住二号房间，他整天在外流连，行踪诡秘。那个时候，因为世道很乱，于是茅老先生告诉茶房，不要过问杨虎的事。
后来，武昌起义胜利后，上海的革命党人由陈英士领导发动，一百多位革命党员鼓舞成千上万的群众，包括敢死队、商团、义军，以大无畏的精神，用四十支步枪和少数土制炸弹，从沪南军营住地，一路鼓噪，向高昌庙江南制造局进攻。
江南制造局是当时中国最大的兵工厂，里面储备了大量的枪炮弹药，总办张楚宝，是合肥相国李鸿章的外甥，他有三百名卫队，都是骁勇善战的淮勇。早在革命党人发动起义之初，张楚宝就有很周密的准备，他以六尊排炮、无数的小钢炮与水冷式机关枪，击退了仓卒成师的革命大军，当场死一人伤二人。最糟的还有，陈英士挺身劝降，被淮勇捉了进去。少数的炸弹甩光了，四十支步枪敌不过机关和大炮，革命的队伍也只好纷纷退却。
是日夜里，上海县城的文武官员已经逃避一空，制造局提调李平书赞助革命，他和日清洋行的买办王一亭，亲赴制造局请见张楚宝，想为陈英士缓颊。但是张楚宝坚决拒绝。然而，就在这天夜里，革命党人又得商团之助，再度夜袭制造局，起先仍受阻于机关枪的猛烈火网，有人绕道局后，翻墙进去纵火，威逼淮勇撤退，张楚宝带了他的帮办，乘小火轮逃往租界避难。被绑在长板凳上的陈英士，终于获救，旋即当选沪军总督。
就这样，上海一夜之间光复了，杨虎两次参与攻打制造局，立下了汗马功劳。后来，就一直在沪军司令部担任军事方面的工作。
在当时，还有一个人对于上海光复的重大胜利作出了贡献。那就是王柏龄。王柏龄，字茂如，江苏江都人。中国国民革命军陆军上将。曾为黄埔军校教授部主任。王柏龄出身江苏名门，14岁入读南京陆军小学，毕业后转往保定速成学堂，与蒋介石为同学。之后往日本留学，先进入振武学堂，于同时加入同盟会。毕业后在日军中实习，辛亥革命后回中国，参加南京、上海等地革命。1913年二次革命失败后，再流往日本，进入陆军士官学校十期炮兵科。1915年于陆军士官毕业，次年回中国，继续反袁活动。他在沪上时，曾与杜月笙、徐福生、杨虎交往甚笃。
杜月笙那时候还没有出道，不过他爱好交游，性情慷慨，对两位革命党人行礼甚恭，王柏龄和杨虎，对他青睐有加，另眼相看。
1913年的二次革命，宋教仁3月21日被刺，孙中山先生三日后便赶返上海，他积极筹划立即讨袁的军事。南京方面，由黄兴前往主持；上海这边，陈英士是现成的总司令人选，京沪两地得手，可能没有问题，问题在于紧扼长江咽喉的镇江、扬州一带，有一支极其到悍的部队，徐宝山的第二军，屹立京沪线的中间，大有举足轻重之势。
徐宝山，镇江丹徒人，出身贫寒，15岁便游食四方，广交朋友。据说此人身材魁梧，臂力超人，武艺超群，刀枪棍棒无所不精。因其力大无比，经常以寡敌众，遂得浑名“徐老虎”。1893年参与“仙女庙劫案”，逃至家乡丹徒，后被清廷捉拿并发遣甘肃，可是却在途径山东时成功逃脱。随后即潜入江湖成为一大盐枭，势力北及淮河南至长江一带，盛时党徒曾有数万之众。后来，附势加入革命党推翻清廷的革命运动，官至扬州军政分府都督。袁世凯窃取辛亥革命果实，复辟帝制，徐宝山又转而叛变拥袁，任第二军军长，令革命党人大为恼火，欲除之而后快。
徐宝山早年加入洪帮，由于他在江湖上臭名四播，结交黑道上的朋友很多，因此他在洪帮中字号响亮，远近闻名。在洪帮里，有一个叫任春山的人，他是一位屡试不中的落第秀才，为人工心计，通文墨，在洪帮中是出类拔萃的人物，洪帮弟兄都尊称他为任先生。他和徐宝山是同入洪帮的同山兄弟，洪帮人山系采兄弟结义方式，大家一字并肩，彼此兄弟相称，徐宝山排行老五，是为洪帮中仅次于老大的重要地位，因此人称徐老五。
1911年，清廷因为始终无法消灭徐宝山这大股盐泉，改行羁糜之计，许以高官厚利，徐宝山就此接受了清廷的招安，出任两淮盐务缉私统领。他所率领的队伍，号称飞虎营，来了不少武艺高强之辈，在清军之中，素为一支挠勇善战的劲旅。
徐宝山以洪帮的山主投降清廷，帮会人士不但引为奇耻大辱，而且把他恨之入骨。与此同时，徐宝山也自知绝不能见容于昔日弟兄，他乃利用职权，先下手为强，大批逮捕盐袅私贩、绿林旧侣，而且抓来便杀，不稍瞻询。这一来，两淮一带盐袅盗匪，为之绝迹，地方秩序，恢复安宁。他的官声虽好，但却成为帮会弟兄和江湖人物的死敌，一致骂他吃里扒外，寡情绝义，洪帮把他和春宝山的这一派人，统统逐出帮去。尤其定下“提春字挖眼睛，提宝字割舌头”的严厉律法，谁敢再拿“春宝山”作招牌，立将处以“挖眼”和“割舌”的酷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