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韩作家对话会上，韩国朋友提出了一个议题：“全球化语境下的本土立场和个人记忆”。这个议题很饱满。前不久参加的杭州笔会，也探讨过类似话题。这证明，中韩两国的文学界人士，都深刻地认识到了全球化语境对文学独特性和原创力形成的冲击。我首先想说明的是，面对任何一种冲击，单纯的抗拒是毫无意义的，抗拒的实质，代表了一种深沉的接纳。我们站在那里，让大浪喧哗而过，审视它的姿态，感受它的力量，分辨它的性质，如果其中的某些东西，不仅触及了我们的身体，也触及了我们的心灵，证明它是有价值的；既如此，为什么要抗拒呢？在当今，要文学不受全球化语境的影响，从里到外地不起一点儿变化，已经很难实现。变，不一定是创新；不变，也未必就是坚定。
但究竟说来，文化——特别是作为文化核心部分的文学，是需要一条根脉的。这条根脉就是本土立场，以及在本土的阳光雨露滋润下，生长起来的个人记忆。正因为有了这条根，大浪袭来的时候，我们才能稳稳站立，才不会随波逐流。文化的差异性，是其存活于世的强大理由。
中国有句很时髦的话，叫“与国际接轨”。这句话最早起源于经济领域，但经济的强势，使之无限蔓延，覆盖了文学。于是，我们手忙脚乱地从西方输入写法，输入主义，输入叙事策略。当然，作为一门艺术，这些“输入”的价值显而易见，但不能在“与国际接轨”面前发抖，不能从情感到思想，都脱离自己日日面对的空气和土壤。自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我们生产出了许多被认为叙事策略相当高明，却无法让人闻到民族气息、生命气息，更无法感同身受的苍白如死尸般的作品。我们强调书写 “普遍的”人性，而事实上，既然同为人类，就必然有方向一致的歌哭悲欢，无需强调，便会自然呈现；但强调的后果却是可怕的，那就是藐视自己的民族经验和生活经验，制造出放在哪里也不能生根的空中楼阁。我们为一些枯瘦的理论，牺牲了蓬勃的生机。
我不知道韩国文学是否有着同样的焦虑。从这次拟定的话题看来，想必也有。但在我的视野里，我充满敬意地观察到，韩国一批富有志向和才情的作家，和中国的部分优秀作家一样，在默默地、成就卓著地思考和描述他们脚下的大地。去年初，曾把我一部小说译介到韩国去的苑英奕女士，将她翻译成中文的一部韩国小说，即黄皙暎先生的中短篇小说集《客地》寄给我，让我较为系统地认识了一位韩国作家；而在此之前，我已读过金源一先生的长篇小说《深院大宅》。两位作家所记录的战争给民众带来的伤痛，产业化进程对百姓形成的挤压，都立足本土，把深情的目光，投向那些被侮辱、被损害以及被忽视的人群，并从情感上去深刻地理解他们，以真诚和朴实到友人夜谈似的语言，执面人的困境，求证人的尊严。《深院大宅》里的许多场景，比如对窘迫生活的描写，对饥饿的描写，没有强烈的个人经验和对民众将心比心的体察，是写不出来的。我作为一个从没去过韩国的异国人，读到这样的文字，也能时时触发内心的疼痛和感动，这证明，立足于本土的优秀文学作品，必定能走出本土，成为人类共同的精神财富。
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韩国，有“民众文学”的概念，在今天的中国，有“底层文学”的概念，两者的内涵大同小异，它们倾心关照的，努力呈现的，都是社会的弱势群体。那是一个没有声音的群体。而发出他们的声音，抚慰他们的心灵，是作家的责任。如果追溯上去，早在斯坦贝克《愤怒的葡萄》里，产业化如何将农民变成流民，就有了锐利而宽广的表现。人类次第经历着不同的阶段，每个地域、每个时代的人们，也因此有了各自的命运，全球化语境不是同化这种命运，而是忽略这种命运，作家要做的，或者说考验作家的，是发现的能力和直面的勇气。被阳光忽略的，没有被黑暗忽略，被公共话语忽略的，没有被文学忽略，文学的伟大使命，就是在黑暗深处谦卑地捡拾和擦拭人生的碎片，见证生命的奇迹和心灵的高贵。这是文学的力量。正是在这一点上，我从来不认为文学会消亡。
我很欣赏金思寅先生的一句话：“有时候，相对于那些过分完美和光滑的东西，多少有些质朴和粗糙的东西反而更能感觉到人的气息和温暖。”与这句话相比，他的另一句话或许更加重要：“没有坚定的自我管理和严格的自我约束，那就永远不可能抵达终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