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时重庆、万县一带都有些震动；人心惶惶，一天有几次的谣言；人们见着面时都有些紧张地首先互相问讯一下：“下东的消息怎样？”一些资产阶级已经在暗暗把动产向沪、汉输送。
此战红军缴获甚多，但红军战士基本上由贫苦农民组成，攻占达县后，战士们包括很多干部如同刘姥姥进入大观园，闹出很多笑话，也造成很多损失。如有人把皮鞋油、油墨当罐头吃，弄得满嘴乌黑，洗都洗不掉；有的战士把袋装的面粉当白灰，扛到城墙上垒工事；有的把坛子装的硫酸当成了酒，打开后发现直冒白烟，才知道不能喝。部队攻占电信局后，将珍贵的蓄电池全部打碎，电报机全部破坏，屋内屋外到处扔的都是电报，成捆的电话线抛着没人收拾，有人将电话线剪成一节一节当包装绳。电台台长宋侃夫闻讯赶来后，看着满屋缴获的却又被自己战士损坏的设备，心疼得直哆嗦。刘存厚的督办署内，满地扔的都是地图、文件和军事书籍，有的人竟将地图撕碎揩屁股、包东西。油库里，汽油、煤油亦分不清地乱搬乱弄。图书馆里的书籍翻得满地稀烂。陈锡联将金锭扔进粪坑更留下一段趣闻。
陈锡联被李先念称为“三十军第一能打”的虎将。他率团首先攻进刘存厚的府邸，当晚就睡在府里。次日，李先念与总经理部部长郑义斋来清点战利品，看到陈锡联的床铺下垫着许多金砖，郑义斋吃惊得合不拢嘴，他抽出一块问：“你怎么搞的，这么贵重的东西不上缴，竟然藏在铺底下！”
陈锡联說：“这些铜块子有什么可藏的！我睡不惯软床，才将这玩意儿垫在身子下面。有好些都被我给扔到粪坑里去了。”
郑义斋连连摇头：“可惜呀！可惜呀！你知道这是什么吗？这是黄金，是金砖啊！同志！”他马上组织人从粪坑里捞出扔在里面的金砖。
这些情况引起总部一些领导的关注，红四方面军电台负责人宋侃夫立即写出一篇文章《关于占领中心城市的一点意见》：
这次我们在东方战线上获得了伟大胜利。数天之内，夺取了绥定、宣汉、万源三个县城；尤其是比较中心的绥定县城，是刘逆（存厚）十余年来在川东北统治的根据地，在物质上除刘逆全军军实之全部储藏外，还有比较完备的兵工厂、无线电台、电报局、电话局以及较大的商店工厂学校等。这些重要的部门，当时因为残敌仓忙逃窜，并未加任何破坏和搬走而完全落入我们的手中。但因我军自进占该城以后，对于这些部门的缺少注意……对于一切关于城市的物质和机器等，不能分别轻重性质而予以爱护；致使……一切军用的贵重物质受了部分损失。例如：
一、我们占领了绥定几天，而最重要的兵工厂，却没有一个武装守护。让人自由入厂，乱翻乱弄，将零星材料及零星工具等偷弄出厂。反革命亦当然乘机进厂破坏，无线电台、电话局的玻璃水电池打得满屋粉碎……
二、对于大商店货物的没收，亦欠缺有组织的进行；尤其没有注意去分别哪一种是属于军用的，而应暂时查封看管，哪一种是应由群众去分发的，因此，有一部分关于军用的物质，亦被乱抢乱分的弄掉了……
宣达战役前后打了十天，重创刘存厚部，毙敌一千多，俘其旅长以下官兵三千余人，缴获长短枪八千余支、炮三门、电台两部、棉布二十万匹、棉衣两万多套，苏区向东扩展约一百五十公里，与川东游击根据地连成一片。
尤为重要的是，这次缴获了完整的兵工厂、被服厂、造币厂、印刷厂的全套设备。
红军接收时，兵工厂有工人一千四百多人，机床一百三十八台，三台大圆车各重达七百余斤，子弹厂碾片机重达八百余斤，压力机重七百余斤，铜砖八百多块，每块重九十至一百斤。另外还有浓硫酸、硝酸一百余缸，钢材一万多斤，焦炭二万多斤，浓硫酸和土硝二万多斤，杂铜二万多斤。大批的机枪、步枪、迫击炮、子弹、手榴弹的成品和半成品。
这是红军自入川以来缴获最丰富的一次。红军总经理部部长郑义斋听到这个消息，立即与红四方面军总医院政治部主任张琴秋等人从通江星夜赶往达县。看到这些设备，他乐得合不拢嘴。有了这些工厂设备，红军自己能够生产枪支弹药和被服，后勤补给能力将大大增强。
和仪南战役时一样，宣达战役最大的缴获在于刘存厚的几座工厂和库存的大量物资。战役结束后，总部首长最着急的是怎样才能尽快地将缴获的这几座工厂完整地搬走，让它们为红军和根据地建设服务。陈昌浩、郑义斋、傅钟为这件事情反复商量，最后决定尽快动员大量苏区劳动力前来搬运。时任通江县委书记傅崇碧接到川陕省委通知后，立即动员劳力六万多人前来抢运。搬运的物资中有镪水，由于搬运工全是农民，不了解镪水的危险性，不懂得搬运镪水应该注意哪些事项，搬运时，不慎把一个桶撞倒，倒下的桶又接连撞倒几桶，桶摔破了，镪水四溅，一下子烧伤一百多人。群众不知这个东西如此厉害，一下子都躲得远远的，谁也不敢再碰镪水桶。无奈，傅崇碧派人去达县请来管理过镪水的专业人员，指导搬运。由于出了大事故，傅崇碧还为此向川陕省委作了检查。
几万人连续运送了将近一个星期，终于将全部机器设备运回根据地。亲自参与工厂搬运组织工作的吴瑞林在《战斗在川陕苏区》文中回忆：
我回到总部，先到总政治部傅钟副主任那里报到，然后一起到了陈昌浩政委房间，他正和郑义斋部长在研究“搬家”的问题，就是将刘存厚在达县城的兵工厂、造纸厂、被服厂等设备和物资运到通、南、巴后方去……
……陈政委说缴获了刘存厚很多设备和物资，现在必须及时搬回后方，时间越快越好……我说：这次搬运任务重，时间紧，必须采取水陆并运的办法。水路用船装运大型机器，陆路用人运一些中小机器。由于是山路，路途坎坷狭窄，还应该号召当地苏维埃动员群众抢修道路。眼下又是川北多雨季节，雨多水大，把冲毁的道路要尽快修筑好。河边码头加固修筑，因为机器大，上船下船都费力，路不好怕有损坏。技术人员要负责大型机器的拆卸任务，要绝对负责，保证不损坏，运到后方就可以马上安装使用。从所运物资看，我建议先运兵工厂的设备……沿途各县、区、乡苏维埃要设好招待站、所，保证运输人员吃好、睡好……
陈政委听了，说我这些意见很好。接着他又问：“你看这些兵工厂、被服厂、印刷厂的设备运到什么地方安装好？”我说：“这个问题我也想过，我认为离通江东南二十里路的地方有个苟家湾，那里有座保安大队长的大院，有正院、前院、西院、南院，从水路运去离码头只有五六里路，地方既宽敞，又还比较方便些。”陈政委听后点了点头说：“那就把兵工厂安放在到那里吧。”我说：“……至于印刷厂，我建议设在沙溪嘴，被服厂可设在鸡子顶，这些地方都在通江境内，既是大后方，又是大山区，路也还比较不好走……”
最后，陈政委特别向我们强调说：“目前，刘湘在蒋介石的督促下，结束了对刘文辉的内战，现在正准备向我军发动新的‘围剿’，形势很紧迫，要尽快运完达县城的工厂设备和缴获的物资……这也是一项紧迫的战斗任务，要抓紧时间，加班加点干……这与粉碎敌人‘围剿’一样意义重大，任何人不能轻视和放松……对那些玩忽职守的人，要严肃处理……”为了完成这项搬运任务，供给部赵丙润副部长亲自参加领导。
……
在完成大搬家的任务中，我和赵丙润副部长自始至终与工人一道，忙碌在第一线上……亲自带上周纯全书记和吴永康秘书长和刘瑞龙宣传部长到工厂看望了工人……又从省保卫局劳改队中调了五头肥猪慰劳工人……工人积极性调动起来了，大家加班加点地为红军修理枪炮，在很短的时间内修好了一批枪支……接着，那些印刷厂、服装厂也相继搬过来，并开工生产了。从而，我们又一次圆满地在指定时间内完成了这次大搬运任务。
仪南、营渠、宣达三次战役是外线进攻战，通过这三次战役，红军对四川军阀的战斗实力有了深入了解，总结出了一套与之战斗的有效手段和战术，也熟悉和了解了四川的地理特点，提高了山地战斗、河川战斗、夜间战斗的能力，形成了一套攻守兼备的战术思想，在四川军阀中打出了红军的威风，使其闻风丧胆。通过这三次战役，根据地扩大到东起城口，西到嘉陵江沿岸，南至营山、达县，北达陕西的镇巴、宁羌，面积达四万二千多平方公里，人口五百多万，在二十三个县和一个市成立了苏维埃政权，川陕根据地也进入鼎盛期。
宣达战役胜利结束后，陈昌浩却同以往一样认真总结，不忘指出存在的问题：
第一，……现在异常轻视敌人，以为有了这次大胜利，似乎敌人进攻就没有似的……相反的，敌人虽然失败，但刘湘为首之新进攻，仍在受打击中，更在积极布置。事实上，现在正是我们直接与刘湘宣战之时，我们要千万倍准备……
第二，（甲）主要的军事上联络太差。纯全同志打下镇龙关两天，才来一封简单信，再两天才送到我们手中，使主力行动受到一天的牵制。不然打到宣汉、绥定还要早一天，胜利还要大一些。（乙）不能乘机歼敌。二六四团一营人奉令打到了龙背场正抄了镇龙关唯一后路，但该营复由这条路退走……（丙）始终子弹乱打，打不准，敌人乱退，杀伤敌人并不大，使敌能乘隙即跑，未能彻底完全灭敌。（丁）追敌不会去绕路、迂回，只知道后面跟打，让敌大部安心退。追敌不知尽量彻底追，邱家堡、土地堡敌人已退，已追乱，敌退两面山上，我们同志追到这时把部队向后收，不追，敌人又安心集合走。七十五团一营人追到隘口隔退走之第一旅余旅长只八里，我们部队却停止不追。
这样军事上的最严重缺点必须马上纠正，而射击必加紧练习，联络必异常密切（详细、真确、密切），追敌必彻底，相机行事之必要，是这次要执行的任务，这次去打刘湘要特别注意。
第三，必须大大提高红军中的政治工作和加强学习，要把各种党与苏维埃基本问题了解，要学习地方工作……要坚决发动群众斗争，要造成每个战士都能做领导群众的工作。
第四，白色士兵及团丁工作非常要紧。……白色士兵在火线上，这几次都不甚顽强抵抗，一接火很快缴枪，这是白色士兵工作中之优点……要使每个战士了解及学会去做。火线上，搜索中，阵地内及对于俘虏兵，都要大大注意，如果这一工作再做得好，敌人还要垮得快……
从仪南战役、营渠战役到宣达战役，陈昌浩在每次战役结束后都撰写了总结文章，除了正面鼓动外，这几篇文章中都贯穿着几个观点：一是要克服麻痹轻敌思想，二是要加强部队的政治思想工作，三是要提高部队的作战技术水平。
川陕根据地创建初期，红军千里跃进，一路备尝艰辛，终于在敌人的围追堵截中创建了根据地，有了安身之地，这的确是了不起的胜利，当然值得骄傲。但如果认识不到全国的局势，认识不到从全局看目前仍然是敌强我弱，即使从四川来看，我军四周仍然是强敌环伺，仅此以局部胜利而盲目自大，由此丧失革命警惕性，松懈斗志，那将可能给革命带来不可估量的损失。有些同志因为打了一些胜仗，就骄傲轻敌，头脑发热，不能正确分析敌我力量的对比，认为军阀没有什么了不起，一打就垮。对此，陈昌浩深以为虑，几乎在每一篇文章中都要告诫：“敌人虽然失败，但刘湘为首的新的进攻……更在积极布置……我们要千万倍注意。”
从一个农民转换成战士，应该有一个军事知识、政治理论、政策水平的学习和实践过程。但残酷的战争使得大量的农民今天拿起枪，明天就要成为一个会打仗会做群众工作的革命战士，这是革命的需要。为了尽量短地缩短这个过程，徐向前、陈昌浩、曾中生、倪志亮等一大批红四方面军的领导同志一次次地在战役结束后，立刻放下枪抓起笔，对战争中发现的各种现象加以总结提炼，给全体同志在政治上指出斗争方向，在战斗技术、战术动作上予以指导、纠正，让广大的从农村走进革命军队的红军战士，尽早尽快地成长为有政治头脑和作战技术水平较高的新型革命战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