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泥腿杆子”掌政权
中国共产党的宗旨是团结无产阶级革命群众，并紧紧依靠广大人民群众，以革命的武装反对反革命的武装，建立共产党的各级组织和各级人民革命政权。红四方面军在鄂豫皖就是这样做的，到了川陕，红四方面军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发动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建立地方党组织和基层革命政权。
在鄂豫皖苏区，最高领导机关为中共鄂豫皖中央分局。1932年11月19日，在西征途中，中共鄂豫皖中央分局召开会议，根据红四方面军已经离开鄂豫皖和正在向西挺进的现实，决定将鄂豫皖革命军事委员会改称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革命军事委员会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以下简称“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或“西北军委”），张国焘任主席，徐向前、陈昌浩任副主席，曾中生任参谋长。进入四川后，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是川陕苏区的最高领导机关。从此，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全面领导了川陕根据地和红四方面军的建设与发展。
值得注意的是，在中国革命的历史上，曾经先后有三个“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除了成立于1932年11月19日，以张国焘为主席，徐向前、陈昌浩为副主席的“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外，还有成立于1935年2月5日，以刘志丹为主席、谢子长（后为高岗）为副主席的“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以及成立于1935年11月3日，以毛泽东为主席，周恩来、彭德怀为副主席的“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先后出现三个同名的领导机构，这是中国革命斗争特殊时期的产物。
川陕一带山大林密，既有高山也有小块的丘陵地带，农耕条件并不算很差，山里也有大量的飞禽走兽，和平条件下，这里也称得上物阜年丰。但由于反复的军阀混战，拉丁派款，战火蹂躏，苛捐杂税，外带地主恶霸、土匪、强盗烧杀抢掠，这里的人民处于极端贫困、极端痛苦的悲惨境地。老百姓整年过着“半年糠菜半年粮”的日子，年成好时，打的谷子除缴租外，尚能吃三四个月，其余的时间只有靠野菜度日，油盐则是想都不敢想的。如果遇到荒年，百姓只有以蕨根、葛藤、树皮、野草维持生计，有的地方甚至出现人吃人的惨剧。“三月杂粮三月糠，三月野菜三月荒”就是当地贫苦百姓的生活写照。由于贫穷，当地百姓多数衣不蔽体，一件棉衣、一床棉被往往几辈相传，十几岁的大姑娘因为没有衣服裤子穿而整日躲在床上。天冷了，没有被子盖，就钻进包谷壳堆里睡，俗称“冲壳子”。在这种赤贫地区闹革命，首先就要解决他们的生计问题，土地是生计之本，要动员人民起来跟红军走，就要解决土地问题。
由于军阀土豪劣绅的残酷压榨，四川人民的反抗斗争此起彼伏，从未停止。在中共陕西省委和四川省委的领导下，陕南、川北地区的党组织就已经走上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斗争。王维舟、李家俊领导农民和铁矿工人武装起义，并在此基础上成立了川东游击军。旷继勋领导了大石桥起义，南部升钟寺农民起义，万县、达州、梁山、开江一带的农民在当地党组织的领导下，纷纷开展抗捐、抗租、抗税、“吃大户”，反抗地主豪绅的斗争，这些斗争虽大都遭到了反动军阀的残酷镇压，但也培养了一批革命的骨干，建立了群众基础。四川的农民运动有如干柴，就等待革命运动的烈火。
正是因为如此，红军的到来便立即得到了人民群众的衷心拥护和全力配合，四川的穷苦百姓成为红军的天然同盟者。就连国民党的报刊在总结这段历史时也说：“缘通巴地万山重叠，道路崎岖，关隘险阻，从非用武之地。赤匪远来，不谙地势，苟非当地人民痛恨县长平素之剥削无度，迫而走险，引狼入室，否则该匪夷数千疲惫之兵，何敢深入险地？即使入之，若县长得人心，官民合作，坚壁清野，以逸待劳，该匪随狡悍异常，然主客势殊，又何至长驱直入，如入无人之境？”
红四方面军进入川陕的目的就是要在敌人统治薄弱的地区建立巩固的根据地，解民于倒悬，红军的战略口号是“赤化全川”。要做到这一点，就要建立根据地，深入地发动群众参加红军。在中共中央的明确要求下，当时各级党组织建立的革命根据地都统一称呼为“苏维埃”。
“苏维埃”是俄文совет（soviet）的音译，意思是“代表会议”。1905年俄国革命时由罢工工人组织起来的代表会议，简称“苏维埃”。十月革命以后，苏维埃成为俄国新型的政权的标志，城市和乡村的最基本生产单位都有苏维埃，苏维埃在共产党的领导下，不仅可以立法，还可以直接派生行政机构。苏联国时的全称即为“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简称“苏联”。苏维埃也是苏联议会的名称，苏联最高苏维埃由联盟院和民族院组成，联盟院按选区选举产生，民族院按加盟共和国等选举产生，行使苏联的立法权。
中国革命深受俄国革命的影响，“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列主义”，中国共产党人积极向俄国共产党学习，以苏联为师，不光从共产党的组织制度上，连称呼上也学。中国共产党在上世纪30年代建立的革命根据地政权普遍都称为“苏维埃政府”，所以，当时革命根据地也简称“苏区”。但是，对于当时的中国农村而言，由于文化习俗的差异，“苏维埃”的意思实在难以理解，很多农民根本弄不清楚“苏维埃”是怎么回事，于是根据自己的理解来作各种解释。虽然在理解上有困难，但由于共产党建立的各级苏维埃政府都是代表广大劳动群众的，是全心全意为他们服务的，所以苏维埃政府很快为他们所接受。
红四方面军进川时，原想一步到位，直接成立“四川人民政府”，并以此组织形式来号召和组织人民群众。但西北军委的这种设想遭到中共中央来电的严厉批评，并明确指出，在各地建立的革命政权，只能称为“苏维埃政府”。根据中央的指令，西北军委在通江召开的会议上，确定入川后建立的革命政权称为苏维埃政府。所以川陕根据地以后也简称“川陕苏区”。
1932年12月17日，红七十三师二一七团作为红四方面军的先遣团，在团长洪美田带领下，经由天池寺、核桃树，越冰封雪盖的大巴山，12月18日上午进占通江两河口，在这里，部队击溃守敌一连，通江县政府和守军仓皇出逃。二一七团第二营留守两河口，主力继续前进。二一七团二营随即在两河口建立了四川第一个工农革命政权——两河口乡苏维埃政府。
1932年12月21日，西北军委经通江县北面的两河口、泥溪场进入苦草坝。在这里，发布了《红军入川十大纲领》，号召群众反对军阀和地主豪绅剥削，建立工农民主政府，并决定，建立川陕根据地。12月24日，红四方面军解放通江。
入川之初，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重要的军政机关几乎全都放在这里。
红四方面军入川五天后，12月29日，西北军委立即组织成立了川陕省临时革命委员会，旷继勋任主席。川陕临时革命委员会的中心工作就是宣传、动员和组织群众起来参加革命，打土豪、分田地。随着红军横扫通、南、巴，建立各级政权成为西北军委的紧迫任务。建立政权，首先要建立党组织。
1933年2月7日，中国共产党川陕省第一次代表大会在通江县城召开。到会的地方及军队代表五百余人，会议历时一周。大会选举袁克服、曾中生、吴永康、郑义斋、傅钟等三十七人组成中国共产党川陕省委员会，袁克服任书记，组织部长余洪远，宣传部长刘瑞龙，妇女部长姚明善，秘书长吴永康。
袁克服，湖北省黄安人，1927年参加黄麻起义，1930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黄安县委委员，总工会主席、县军事指挥部指挥长。1931年红四方面军成立时，任红四军十二师三十四团政委。曾当选为鄂豫皖省委委员，共青团鄂豫皖省委书记，红四方面军政治部团委书记。新中国成立后，1955年，袁克服被授予少将军衔。
余洪远，陕西西乡人。1932年参加红军，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红四方面军第十师政治部宣传员，中共巴中县委书记，川陕省委组织部部长，川陕省保卫局局长，省政府副主席。新中国成立后，1955年，余洪远被授予少将军衔。
刘瑞龙，江苏南通人。1927年9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33年3月到川陕革命根据地，曾任陕南红二十九军政治部主任，后任中共川陕省委宣传部部长，红四方面军政治部宣传部部长。新中国成立后，历任政务院农业部副部长、党组副书记，中共中央华东局农业办公室主任等职。
第一届川陕省党代会的中心议题是创建川陕边根据地。大会通过了《目前的政治形势与中国共产党川陕省党的任务》《发展党的组织与扩大红军》，作出立即召开“川陕省第一次工农兵代表大会”等重要决定。大会决定充分发动群众，在党的领导下，广泛开展分配土地的斗争，彻底打垮封建统治势力。大会号召川陕人民立即掀起参军热潮，扩大红军，壮大武装力量，积极准备粉碎敌人的围攻。会议决定将《川北穷人》改办为省委机关报，组建中共川陕省委党校，培训党的干部队伍。从此，红四方面军前敌委员会领导地方党的任务，正式转交给中共川陕省委。川陕省委与各地方党委和基层党组织从此肩负起巩固和发展川陕苏区的重担。在中共川陕省委统一领导下，川陕苏区的工会、贫农团、妇女生活改善委员会、少先队、童子团等各种群众团体组织也迅速建立和发展。
川陕省委和川陕苏维埃政府成立后，立即全力以赴地开展基层党组织和基层政权建设。余洪远在《力量的源泉，胜利的保证——川陕革命根据地党的建设》文中回忆：
川陕省委建立后……省委决定立即派出一批干部到各县去开展工作。当时我和何绪荣、冷持斋三人被派往巴中。临行之前，省委书记袁克服同志交给我们三项任务：第一是建党建政，要求在两个月内，把巴中的县委、区委和县、区政府建立起来，有组织地开展工作；第二是积极地扩大红军，准备打仗；第三是尽快组织工作队，发动群众，分配土地。当时感到最困难的就是缺乏干部。我们三人研究，由我到红十一师、十二师去要求部队支援。部队立即答应，除原派出的工作队外，再增加六百多名干部、战士，专门负责帮助巴中县的建党、建政工作。具体分工是：十一师负责完成得胜山、曾口场、江口场、兰草渡等区的组建任务；十二师负责杨柏河、清江渡、巴中城郊、恩阳河等区的组建任务……
在部队的协助下，我们经过两个星期的紧张工作，于三月初召开了巴中县第一次党代表大会……选举余洪远、何绪荣、冷持斋、汤世付……等三十余人组成中共巴中县委员会。由余洪远任县委书记……汤世付任县政府主席……
1933年6月23日，中共川陕省第二次党员代表大会在通江县新场坝照山坪召开，到会代表二百四十八人，代表一百余名党员。会议听取了曾中生代表省委所作的政治报告。根据反“三路围攻”胜利后的新形势和党中央指示，大会作出了《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案》的决议，通过了《组织问题决议案》《斗争纲领》和《红军与地方武装决议案》。决议案对发展党的组织，提高党员的质量，建立健全党的支部，培养与提拔干部，加强党员干部的理论学习等项工作都作了较为详细的规定和具体的要求。
1933年12月，刘湘向苏区发起“六路围攻”，为配合红四方面军粉碎敌人的进攻，川陕省委于1933年12月11日在巴中召开了第三次党代会，此时全苏区二十余个县已有党员三万多名，一千多名代表参加会议，会议的中心议题是：进一步动员起来，党政军民全力投入反“六路围攻”。
在反“六路围攻”取得全面胜利后，1934年10月19日，川陕省委在巴中县城云屏书院召开第四次党员代表大会。大会总结了反“六路围攻”胜利的经验，讨论了粉碎“川陕会剿”的紧迫任务，通过了《开展游击战争的决议》，制定了发展和扩大地方武装的计划。会议改选了省委，由周纯全担任省委书记，周纯全代表省委作《川陕第四次全省党员代表大会总结》。
离开鄂豫皖根据地后，千里征途中，红四方面军饱尝失去根据地的痛苦和困难，饭没处吃，给养没处筹，部队没处住，伤员没处养，红军没人补，信息没人通，事实说明，根据地是部队生存和发展的基础。正因为如此，红四方面军对于帮助地方建党建政高度重视，总政委陈昌浩亲自抓这项工作，除了自己亲自参加基层党组织和政权建设外，还要求各级部队的主要领导高度重视和参与这项工作。根据总政治部的要求，红七十三师政委张广才、红十一师政委李先念等一大批军师级高级领导都亲自参加工作队，带队到基层帮助和指导地方开展建党建政工作。红四方面军各部队接合部队驻地情况，对口帮助各地开展建党建政工作：红四方面军总部直属机关帮助建立赤江县委；红十一师帮助建立巴中党组织；红七十三师帮助建立南江、红江的党组织；红四方面军总医院帮助建立赤北的党组织。截至1933年3月底，这五个县全部成立了县委县政府。
建党建政工作中，最为缺乏的是干部。当时的县委、县政府建设多是由部队帮助建成，各级领导干部也都是由部队的干部战士担任。但部队的干部战士都是要回到部队去的，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川陕省委、省苏维埃立即动员各级党校大力开展干部培训工作。《中国共产党川陕省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组织问题决议案》明确规定，每个党员必须加紧学习马克思主义的基础知识，对于新党员要有计划地进行训练，通过小组会议，读书读报，公开演讲和开办识字班等途径，提高党员的理论水平和文化水平。
1933年7月，中共川陕省委党校成立于通江，首任校长陈开，后由中共四川省委书记罗世文继任。省委党校主要培养县、区委干部。有的县委也开办有党校，如巴中县委就率先开办。余洪远回忆：
县委决定：立即开办党员积极分子训练班，大力培训当地干部。先后办了两期，第一期从七个区抽调党员和非党群众积极分子共五十多人参加，组成了临时支部负责领导学习。课程主要有五门：一是党的基本知识；二是发展党的组织，建党、建团、建政；三是扩大红军，组织地方武装；四是学习土地法大纲，怎样分配土地；五是如何做好群众工作……学习二十五天就毕业了……第二期，共参加二百多人，全是党团员，学期一月，课程除原五门外，另加财政工作、粮食问题。学员毕业后，除少数留县委、县政府机关外，主要分到基层开展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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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当时省委还设立了党校和彭杨军政学校（以革命烈士澎湃、杨殷的名字命名的）党校主要培训基层党支部成员……彭杨学校主要为军队培养连排干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