庄之蝶和他关系亲密的所谓四大名人及其闲人，构筑起一张社会关系网，在这张网下，他们寻求利益的最大化，情感、权力、声名、欲望、利益等互相作用，指引着他们的日常生活。庄之蝶结交达官，掺和政事，搜奇寻异，访僧问卦，开书店画廊，纵欲滥情，设下毒计抢走龚靖元半生收藏，逼得他自杀身亡。名画家汪希眠靠模拟名人画发财，扬言没有美女替他磨墨就没有灵感。阮知非是个戏班班头，身边从来都是花团锦簇，外靠洋人，内靠官僚，赚钱无数。书法家龚靖元有一个吸毒的儿子，自己又热衷赌博，偌大家私被败掉，家中多年收藏的字画被庄之蝶收走，他在极度愤怒之下竟把钱贴上墙，毁掉后自杀。而为了权力，人们更是无所不用其极，尼姑都可以变成妓女。他们不再是时代的精神楷模，而是这个城市的败坏的根源，他们的共同堕落也造成了城市的堕落和破灭。贾平凹用这样浮世绘一样的展示能说没有深意？为怕读者错过此关节的理解，不惜在小说中插入一个爱说民谣的疯老头儿，那些穿插文中的带讽喻色彩的歌谣正是这些故事的绝妙注脚。
钟维贤视梅子的爱情若生命，临死时还抱着装信的小匣子痛哭，可是这些让他感动落泪的信却是庄之蝶的杜撰伪造。钟维贤勤勤恳恳一辈子，也不乏才华，受尽磨难，却在火化前才得到一纸高级职称的证件，就连这个待遇也是庄之蝶苦苦争取来的。与之相反，文化混混阮知非仅凭庄之蝶为他操刀的一篇论文就轻松得到。两相比照，能说这里没有贾平凹的讽世之心么？欺世盗名者活得光鲜体面，真才实学的在那儿苦煎苦熬，贾平凹又岂是在那里写作某个社会特例？小说安排阮知非被打瞎了双眼，给换上一对狗眼，作者的揶揄之态跃然纸上。
如果说庄之蝶等人是权、钱、名三重宰制下的男人，那么唐宛儿、柳月等则是男权与欲望双重宰制下的女人。《废都》中的女性形象大都空洞单薄，成为男人的欲望对象。这一点已经得到论者充分的批判，不再赘述。笔者要提请大家注意的是，这些女性同时也是被欲望虏获的女性，她们的出现也为这个时代留下了一份精神档案。唐宛儿、柳月、阿灿等人足以在人前炫耀者，美色而已。唐宛儿一见周敏即能抛夫别子随他私奔，实际上是都市和都市生活的诱惑。虽然小说一再强调她丈夫的粗俗野蛮，不懂情为何物，但是试问，如此美貌擅风情的唐宛儿何以嫁给了他且生子呢？与周敏在一起不仅要担惊受怕，还饱受物质困扰，所以一见到西京名人庄之蝶，唐宛儿自然有心挑逗，投怀送抱，恨不能早日登堂入室，过上中上层生活。所以唐宛儿的悲剧不是爱情悲剧，也不是一个淫荡女子毁灭的标本，而是一个渴求融进都市文明的牺牲品。唐宛儿如此，柳月同样如此。作为一个进城务工的乡下女孩，略有几分姿色，便梦想嫁进都市永做城里人，这不奇怪。可以说这正是城乡、穷富的巨大差别的社会背景面前的必然选择。她先是寄望赵京五，后被庄之蝶揽入怀中，曾奢望取代女主人，并因此与女主人口角，梦想失落后被庄之蝶当做礼品送入市长家做了儿媳妇（市长儿子是个瘸子），实为她跨入都市上流阶层的成功鱼跃。
这些女性是被大众传媒和文化观念所忽视并遮蔽的女性，她们固然有轻浮虚荣、贪图富贵的弱点，但是正如王小妮所说：“体面地活着，不该是一个人的奢望。”现代化中国的迅猛发展，使都市成为人们梦想的停泊地，人们从四面八方奔赴城市，然而城市的制度、规则、阶层等成为他们实现梦想的绊脚石，他们之间的大多数兴冲冲地来，灰溜溜地离开，这在许多作家笔下先后有过精彩展示，尤凤伟《泥鳅》，孙惠芬的《民工》等。柳月、唐宛儿们全部的努力和人生的悲剧都在于要做个体面的城市人。而她们晋身城市中上层的唯一途径就是她们的身体。或成功如柳月，或失败如唐宛儿（被丈夫带回潼关囚禁），都被认为是合理的存在。相反，阿兰想以个人才华立足反而遭遇被奸，被社会诋毁后落一个疯狂的结局，阿灿只得以身诱敌再实施咬舌惩处。人们不能理解一个美貌女子的自我奋斗，却视以美色获取名利为理所当然。阿兰事件在小说中的意义与价值在于，它令人胆寒地凸显了一个时代和社会的精神病态，它们助长了罪恶，毁灭了美好。
这里面还应包括牛月清和景雪荫。牛月清在都市多年，嫁给庄之蝶多年，可是她一开口仍是乡下妇人的腔调和见识，（与101农药厂黄厂长的老婆相差无几）她不事打扮，不求自我发展，以为自己把庄之蝶的吃喝家事伺候好了就是大功一件，再给他生个孩子就是功德圆满。这样的精神状态自然无法与庄之蝶对话。因为庄之蝶从乡村进入城市之后，飞快地融入了城市，伴随城市精神共同成长。从某种意义上说，他代表了城市精神的一部分。所以牛月清的被抛弃也是城市精神对她的遗弃。景雪荫呢？虽位居高官，也不得不被丈夫和公众舆论控制。她之所以打官司且不依不饶，主要是为了自证清白。但是，微妙就在于，作为男人的庄之蝶有这些恋情会增加他的名声，而作为女性的景雪荫则会饱受声名的困扰，那么能说她是自由于宰制之外吗？
江帆说：“在小说中有两个女人没有和庄之蝶发生性关系，她们对庄之蝶来说是可望不可及的一类女人，她们都是大学毕业生，景雪荫又是高干子女。庄之蝶只能得到小县城来的唐宛儿，乡村来的柳月，下层人阿灿。”话虽说得刻薄，但也解构了庄之蝶的自恋情结，他在与唐宛儿柳月阿灿等的性爱中，多次听到女人的热烈赞美和吹捧，他为此极为自信。实际上他忽略了一个真相，这些女人对他是有所图的，他在身上寄予了改变人生处境的希望，所以那些话的真实性就颇可玩味了。他想通过疯狂的性爱找到自我救赎之途的梦想也就注定了惨败。
有论者进一步指出，不仅仅是《废都》本身，就连当年围绕《废都》展开的评论也是后来人研究九十年代时代精神的重要内容。吴亮曾说：“围绕着《废都》的各种声音，肯定比《废都》本身更有价值。正是这些迥异的声音，揭示了我们的文化矛盾和裂缝。”如果抛开他文章中对《废都》的误读，只看这句话是非常有道理的。陈晓明也说：“《废都》抓住了时代潜意识，否则它不会在商业上获得如此巨大的成功。”一位韩国学者也说过相似的话：“如果对围绕《废都》而出现众多不同言论进行细致分析的话，就会由此得到一份90年代以后中国的精神分析地图。”黄平的《“人”与“鬼”的纠葛--〈废都〉与八十年代“人的文学”》也对《废都》与八十年代文学精神的密约与抵牾和九十年代人文精神讨论的开启的关系进行了梳理，这些论述进一步拓展了我们理解《废都》的空间，限于篇幅，在此不作展开。
结语
写作惊世骇俗的《洛丽塔》的作者纳博科夫曾以骄傲的口吻这样自我辩解：“‘令人反感’往往不过是‘异乎寻常’的同义词，而一部伟大的艺术作品当然总具有独创性，因而凭借其本身的性质，它的出现应该多少叫人感到意外和震惊。”以此来看庄之蝶，他似乎不仅仅是一个好淫乱色的文人的代名词，在他身上似乎还负载着作家深重的悲哀。我始终认为，《废都》固然是一个大众传媒时代制造出的经典个案，但是炒作之类的评语似乎又低估了在《废都》之前已经成名的贾平凹的写作抱负。
那么《废都》或者说庄之蝶的意义何在呢？庄之蝶有对真爱的渴求，对自身堕落的焦虑和无奈，但他任由自己在其中沉浮。如果将他看做知识分子的镜像，他也是一个无法抵挡诱惑的普通人，他的罪恶就是他的情欲，他的恶魔就是他的身体。明知自己在往下坠，仍然一意孤行，仍由自己在欲望的泥淖里挣扎。从他身上，我们清楚地看到人类的软弱、愚蠢、贪婪和不知节制。对待唐宛儿等一应女子，庄之蝶看似深情款款，实则都是贪图享乐。而在他胆大妄为地挑衅了现代文明的家庭伦理、世俗道德、社会法则之后，现实世界早已没有了他的立足之地。一辈子唯他马首是瞻的牛月清要求离婚，唐宛儿被丈夫劫走，柳月嫁入豪门，阿灿毁容隐身，庄之蝶的美梦变成噩梦，选择孤身远行，却在火车站发病身亡。
这实际上为我们理解《废都》提供了另一个切入口，人类生活在一个巨大的牢笼里，政治的、心理的、社会的、个人的，时间和空间的，无可挣脱，渺小卑微，所以人生原本就是有限的，残缺的，人们往往因为自己的愚蠢、软弱和贪婪而坠入万劫不复的深渊。（好笑的是，小说中才子庄之蝶矫情地给那所房子命名求缺屋，实际上不用追求，残缺早就摆在那里，谁也无能为力。）
米兰·昆德拉曾说：小说存在的理由是把生活的世界置于一个永久的光芒下，保护我们以对抗“存在的遗忘”，“我不想预言小说未来的道路，对此我一无所知。我只想说，如果小说真的要消失，那不是因为它已用尽自己的力量，而是因为它处于一个不再是它自己的世界之中。”对《废都》而言，是杰作还是失败之书可以暂且不表，单说它出现在1993年那个中国社会发生全面变革的时代，以一种自毁的方式道出消费主义光照下的废都废人和鬼影幢幢，把一个人的欲望与世界的命运联系在一起，不仅具有非凡的胆气，更有深刻的识见和对现实的洞察。
二、拐弯的夏天
人生是在哪里拐弯的？这是一个成长话题，也是一个哲学命题，更是在探索一种人性之谜。魏微以她的敏锐握住了一根细线，以近乎偏执的追索将之连缀成一篇浪漫的畸恋之旅，令人叹为观止又无比感伤。
刁斗在《美女作家魏微》一文中说：“在我阅读的美女作家里，魏微也许是一个‘另类’。棉棉的小说颓废得狞厉，卫慧的小说奢靡得狂激，金仁顺的小说冷漠得精密，都与我们这个时代水乳交溶。可魏微，她的小说像些隔年的花瓣，虽不似上一年刚采来时那般明艳炫目，却能于不经意间，让人嗅到它们飘散出来的不同往昔的别一种幽香，却说不清那幽香来之于花瓣还是来之于心底。我是想说，魏微的小说带给我的是一种温婉之美。”正如刁斗所说，在《拐弯的夏天》中，魏微将一个“红尘都市中流浪儿与女骗子的故事也处理得依依款款，韵致迷离”。
小说中十六岁的小晖是个私生子，先是寄居在爷爷奶奶家，在爷爷奶奶都过世后，被接到父亲的新家里。在这个有父有母有女儿的新家里，十岁的他就像一个突然的闯入者，在这个新的城市、新的家庭开始一种新的生活，陌生、别扭、内心的孤独和抗拒，父亲对生母的恨和这份恨的转移，都使小晖在新家中处处感受到疏离和痛苦。他在新的学校被坏孩子欺负，回到家里处处礼貌的疏冷，这使他开始变坏。为了反抗坏孩子的殴打，他带一把刀子出门，逐渐与一群坏孩子结党成群。他们游手好闲，打架斗殴，小偷小摸，直到他们中间的一个孩子被杀死。十六岁的小晖被送到北京学画，却又偶遇三十二岁的阿姐，他们相爱同居，并相伴走遍国内十多个城市。
阿姐夏明雪是个出身良好的女孩子，在文革遭遇父母双亡，哥哥又哐啷入狱，她流落在各色人等之间，沦为一个手段高明的女骗子。故事以三十二岁的小晖的口吻展开叙述，“我”以深情回望的姿态回忆十六年前的这一段人生际遇，滤除掉了道德评判，有点类似男版《洛丽塔》。
在纳博科夫的《洛丽塔》里是以深陷狱中的成年男性“我”为叙事者，回忆与十三岁洛丽塔的一段畸形恋情。回忆中深情款款，不乏对时间、空间、人性的洞察，只是洛丽塔是被动地被诱惑，被拐着走遍多个城市，最后她选择了逃离，嫁入贫民窟，做了多个孩子劳碌的母亲，而“我”杀死了那个将她从我身边骗走的男人，平静入狱，接受惩罚，并回忆往事，情感在忏悔中升华。
而在魏微《拐弯的夏天》中，十六岁的“我”心甘情愿地伴在阿姐身边，从她那里得到母爱、姐爱和情人之爱，二年的相伴，阿姐再次骗钱后出事被抓，“我”开始另一种生活，十六年后，这段生活仍然映照着“我”的灵魂。人生是从哪里开始拐弯的呢？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人生而不是另样的？为什么会遇见这个女人或男人而不是另一个？一切真的冥冥中早已注定吗？如果真是这样，那人生的奋斗又意义何在？“偶然”在一个人人生的长途中真的具有决定性意义吗？一个人的童年对一个人的成长又有什么影响呢？如果说父母的离异再婚会导致一个孩子人生发生突转的话，成年人是否应对自己的行为三思呢？还有，在一个人的青春期，社会、老师和家长都该做些什么，才能让他们顺利度过呢？小说中“我”、朱二、胡泽来沦落为街头痞子，朱二为此送命，“我”成为流浪儿，胡泽来坠落社会底层，阿姐成为女骗子，陈小婴，小说中“我”一直暗恋、神往着的神鹿一样的女孩子在十七岁时怀孕被学校开除，沦落为妓。
所以小说并不是在讲爱情，而是在谈“改变”，也即小说题目中的“拐弯”，她不动声色，假借一个畸形恋的故事讲述了一个哲学命题，一个大的社会问题。正如小说假借中学校长说的一段话：“青春期是个关口，你们都会走过去的。可是有人走得很好，有人步履艰难。人生的分岔也在这里，所有人概莫能外。”关于“成长”的话题，永远不会是过时的话题，而成长路上的各类问题也不会随时代、空间的变迁而消失，它们潜伏在每个孩子的人生路上，有人幸运地遇到智慧的家长老师，得以从容度过，有人则没有这么幸运，他们遭遇家庭变故，遇到不良友伴，一步跨入人生歧途，从此改变路向和人生轨迹。小说中“我”、朱二、陈小婴、阿姐等在小时候都是好孩子，聪明乖巧，陈小婴一直到高中还是班长、学习尖子，男孩子如“我”的梦中情人，却因为怀孕而被学校开除，也从正常上升的人生轨迹中被挤落下来，沦落为妓。
这种人生里改变不能仅仅归结为命运，也与社会的宽容度和家庭中亲人的态度有很大关系。而“我”也同样如此，如果“我”父亲能更智慧宽容慈爱一些，“我”也许会顺着向上从善的路走得更顺利一些，所以小说处处潜隐着这样不批评的批评，带给读者以震撼和思考。小说时时将回忆牵扯至从前，潜伏着无数次的如果，看似必然的命运归属，实际上有着无限发展的可能，因此，浪漫温情里掩盖了太多残酷的人生真相，而这种悲剧结局更加带有血泪伤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