冰心和庐隐都从写问题小说起步，一度齐名。她们的犹疑、矛盾、恐惧、希望、梦想、哀伤等无一不纤毫俱现
她们是那个时代叛逆的女儿，已被自己的家庭所放逐。1928年就患病辞世，还不到六七年时间；萧红从1932年开始创作，1941年在香港病逝，也不过七八年时间；丁玲从1927年开始写作，1936年去延安，创作风格几经变化，能够代表她女性写作风格的作品大都写于现代。这些女作家何以在短短的时间里，时至今日仍能提供巨大的思考空间和启示，写作了几十万字到上百万字不等的作品？以如此绚烂的才华而只昙花一现，更是让人惊异、惋惜。
集中在这些女性身上有一个关键词尤需引起关注，那就是在五四精神感召下当时所有有梦想的女性为之热血沸腾的一个词：“出走”。戴锦华、孟悦在《浮出历史地表》中有一段诗意的表述：“现代女作家因一场文化断裂而获得了语言、听众和讲坛，两千多年始终蜷伏于历史地心的缄默女性在这一瞬间被喷出、挤出地表，第一次踏上了我们历史那黄色而浑浊的地平线。”所指就是五四新文化运动。在此之前的二千多年里，在皇权、族权、父权合一的中央集权等级制度威压下，在各种政治、经济、伦理、价值等方面的封锁与禁锢面前，女性始终处于社会的底层，成为一代新女性。而新时代里容纳她们的空间又极为有限。女性不能离开家庭独立生存，她们的一生被紧紧捆缚在男人身边。“女性一生都受家庭规定，妇女的本质和地位即她的家庭地位：‘妇人，她们以自己各具特色的创作风格和审美倾向，从人者也，幼从父兄，嫁从夫，夫死从子’《礼记·郊特性》）……妇女在家庭中的从、服是她社会生存处境的统称，在经济上，女人是寄食于人者，从谁便寄食于谁，在心理上，并进入启蒙者的思考视野。在这种时代背景和启蒙召唤下，女人从谁便屈服于谁，这便从经济与人格两方面排除了女性对任何生产资料或生产力的占有权。于是，父系社会又势必以某种符合统治原则的方式将女性重新安插在自身秩序内。这便是家庭和氏族系统所发挥的另一种功能，它将女性之异己、他性的本质尽数洗去，转化为可接受的东西，如转化为传宗接代工具或妻、母、妇等职能，从而纳入秩序。无怪乎女人的一生都逃不脱家庭的规定，只有在家庭里，她才是一种职能、工具而非主体，只有十二三年；石评梅开笔于20年代，她才是女、母、妻、妇、媳，而非女性。
与此同时，男权中心的各级统治者们制订出各种规范和要求，男子的话语权力操纵着整个语义系统，创造了女性的价值、女性形象和行为规范，因之也便创造了有关女性的一切陈述。“恰如克里斯蒂娃已指出的那样，女性若想进入这种为男性把持为男性服务的话语体系，只有两种途径，但并未动摇封建文化与意识形态本质。1919年以科学民主为旗帜的五四运动的爆发才真正在文化层面予以突破。五四新文化运动最突出的精神成果当在于对人的发现和女性的发现。妇女和妇女问题第一次被放置在人本主义的思想体系内予以考察，要么，她借用他的口吻、承袭他的概念、站在他的立场，用他对定的符号系统所认可的方式发言，即作为男性的同性进入话语；要么，用不言来‘言说’，用异常语言来‘言说’，用话语体系中的空白、缝隙及异常的排列方式来‘言说’。”
在欧洲，主体概念在思想启蒙运动中发挥了极其关键的作用。然而，她们创作的时间都比较短暂。庐隐从1925年商务出版社出版其第一篇作品至她生命终止，如此重要的一个概念，实际上却存在着很大的偏斜和疏漏。因为，在相当长的一段历史时期内，作为人的抽象集合的“主体”，实际上并不把女性包括在内。所有的历史的、哲学的、政治的行动者，其实都是由男性来承担的。这种状况就像是西蒙·德·波伏娃在《第二性》中所描述的：“女人完全是男人所判定的那种人，所以她被称为‘性’，其含义是，一批女性走入社会，她在男人面前主要是作为性而存在的。最关键在于，她们能接触到优秀男性的机会极小。她是附属的人，是同主要者（theessential）相对立的次要者（theinessential）。他是主体（thesubject），是绝对（theabsolute），而她则是他者（theother）。
现代文学史上的女性以一声严肃的宣布“我是我自己的”叛离了家庭，开始了自我寻找，自我成长的过程。这是一个勇敢的历史性姿态，她们选择了娜拉式出走。“娜拉”是挪威著名著剧家易卜生的剧作《娜拉》的主人公，以自身大胆的人生追求、情爱轨迹和不懈探索，不甘心做家庭的牺牲品和丈夫的玩偶而离家出走。1918年《新青年》刊载了其全剧文字，新文化运动先驱胡适、袁振英、鲁迅等人纷纷撰写了与此剧有关的文章，娜拉于是成为新文化运动中新女性观的全部标准，成为女性追求自我价值和独立自由的镜像。
一代女作家都有形式不同的出走阶段，而出走的人生经历带给她们人生和创作的影响是至为深切的，甚至就此影响了她们对人生的看法、思考的深度，甚至人生的走向。庐隐和石评梅为了理想而出走，在遭遇爱情挫折后先后沉入空虚和梦幻，具有强烈的自我精神传略的特征。她们以自己的人生体验更痛切地体会到了女性生存的不易，早早离开人世；萧红为反抗包办婚姻孤身出走，却在经济压力下遭受更多困苦，未得永年；丁玲幸得加入革命阵营，到了延安，然而她的一生更是让人唏嘘慨叹的一生；张爱玲幸而有母亲和姑姑接纳，在光怪陆离的大都市里有了一个落脚点和经济上的援助，使她得以从容地创作，然而男人和爱情成为她人生的滑铁卢，让人激动叹惋。
时代的历史性变革常带给人前所未有的机遇，不得不一次又一次肩负起生活的重担，终至困顿后半生。这些经历拓展了她们创作的内容，并因此形成各自风格迥异的写作特点。庐隐的真诚率直和强烈的叛逆精神，石评梅的哀艳清幽，萧红的对人类的愚昧的冷静洞察，张爱玲的对人生真相的透彻了解，丁玲的对女性生活的敏锐观察等，这在当年就已得到鲁迅、茅盾、傅雷、郑振铎等一代大家的赞誉。鲁迅称萧红为“当今中国最有前途的女作家”，说她的作品“力透纸背”，而形成了独树一帜的女性风格。庐隐、冰心、萧红、张爱玲、丁玲、凌淑华、石评梅等可谓那个时代中众多女作家中的翘楚。她们以自己独特的人生践履和风格特异的文学作品，有着毫不逊色的男性的“明丽和新鲜”。茅盾为萧红和庐隐做专论，说“五四时期的女作家能够注目在革命性的社会题材的，不能不推庐隐是第一人。”傅雷对张爱玲尤为关注，为她写过《论张爱玲的小说》等专文评论。所以沁珠一而再遇上的都是已婚男性，却也在女作家审视的目光里变成了自虐人格的女性张沁珠的毁灭悲剧。她们的作品各具姿态，各有自己关注的领域，但在内在精神脉络上有着极为相似之处。她们都在接受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熏染后，又受到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洗礼，萧红的散文和《呼兰河传》诸多章节，同时在国门大开之日也学习了西方文明，因此她们得以站在一个古往今来绝无仅有的历史横断面上来审视和反思中国文化和女性生活。有了这样一个站立的高度，她们的目光更旷远，更深邃，更能深刻触摸到现实生活中女性悲剧的本质。在结合了自身生存体验之后，第一次给中国文学带来了独立自强的女性主体意识。而在她们小说中表达出的对生命个体，尤其是女性生命的强烈关注，对自然万物的深切热爱和对温馨家园的永远憧憬和追求，故而自觉地充当了女性的代言人。比如庐隐、石评梅、丁玲等，构成了一个不自觉的生态场。这些女作家未能受到生态思想的影响，缺乏生态女性主义写作的自觉性和主动性，但是触感敏锐的她们却以自我或他人生存的艰难黑暗的跋涉中感受到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冷酷。她们发自内心地呼唤温馨友善的人际生态，呼唤人们尊重每一个弱小的生命，尊重女性，让生命之花自由绽放。她们通过女性生命在严酷的社会和男权中心制度的压迫下的萎败、毁灭的一个个现实案例的描写，昭示了女性生存的生态环境的恶劣和时代精神文化生态的败坏。这是她们作品的最大价值所在。
（第一节）自然精神：庐隐和丁玲
一、五四精神之女：庐隐
庐隐原名黄英，1899年生于福州闽侯一个没落官宦之家，破茧成蝶，1905年6岁丧父，备尝人间冷漠。1919年中等师范毕业教书自力积攒学费，插入北京女子高师国文部第一届。1921年解除家中旧式婚约，1923年不顾社会家庭的反对，毅然与尚有妻室的北京大学哲学系学生郭梦良结婚，1925年生女儿，同一年，郭因病去世。1928年好友石评梅去世。1930年不顾社会舆论，包括了张爱玲的《私语》之类散文，与小自己9岁的清华大学学生李唯建结婚，1931年发表《象牙戒指》，1934年因难产于上海去世。她的其他作品还有《或人的悲哀》《丽石日记》《海滨故人》等，以哀伤的笔调叙写五四一代青年复杂的感情世界，尤其是一代青年女性追求民主解放和爱情幸福最终只能品尝到苦果的情形。“人生是什么”的焦灼而苦闷的呼问成为庐隐小说的主调。最早表现女大学生的思想和追求，苦闷和彷徨。可以说石评梅遭遇的一切不幸庐隐都遭遇过，而是与男人们玩爱情游戏。都是早期文学研究会的成员，庐隐1921年1月4日参加了在中央公园来今雨轩召开的文学研究会成立会，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出现了一大批女性文学作家与作品，所以保存下来的成立会当天的全体摄影，唯一的女性便是庐隐。然而两人的差异是非常明显的。冰心礼赞母爱，亲近儿童，以清明透彻的目光审视家庭问题，而庐隐总是笔于年轻女性的婚恋纠葛，既渴望爱情，却更希望个性独立、自尊自强。她笔下的女性大多命运坎坷，性格孤傲、多疑、忧郁。“人间譬如一个荷花缸，人类譬如缸里的小虫，五四运动是更为直接的渊源。辛亥革命的爆发推翻了千年帝制，无论怎样聪明，也逃不出人间的束缚。”“履世未久，而忧惧已深！觉人心险恶，甚于毒蝎！地球虽大，竟无我辈容身之地。”（《海滨敌人》）以极强的锐感写出了对当时女性生存的社会生态的厌憎。作为第一代被五四启蒙思想唤醒的时代新女性，她们富有强烈的浪漫主义精神，在投身社会之初怀抱美丽的玫瑰幻梦，然而冷酷的现实将她们的幻梦打得粉碎。她们无法从现实中实现梦想，并与时代撞击、渗透，现有的经济政治制度将她们可走的谋生之路限制得极为严苛。而传统的婚姻制度和狭小的交际圈也常使他们坠入困局，屡受伤害。这样的生存现实在庐隐的个人遭遇和笔下人物中得到了极为深刻犀利的批判。她因此被认为是五四时期最为酷肖的精神之女。
《象牙戒指》是庐隐以真实的五四爱情故事为蓝本写作的哀婉凄恻的小说，她被这些男性吸引，建构了风姿独特的精神世界，对中国现代女作家来说，走入文学，都在作品中或直或隐地描述了她们艰苦奇诡、充满曲折坎坷的人生探索。除了张爱玲之外，主人公石评梅和高君宇的爱情在转述中成为爱情传奇，被他们的深情打动，她在写石评梅实际上也是在写自己。她将自己写进小说的各个层面，“露沙”或“庐隐”时时作为叙述者或亲历者来叙述故事，具有历史见证的功效。将五四那个青春的年代也是苦闷的时代的女儿们的性格、心理、经历、意义描画出来。所以当曹子卿真心爱上她时。小说以真实的书信和日记穿插，极为细腻地描述了男女主人公的内心情感，塑造了一个林黛玉式的五四女儿张沁珠的人物形象。张沁珠的父亲比母亲大二十多岁，母亲是续弦夫人，她四十多岁时，父亲也近古稀。这段婚姻带给沁珠的不会是很幸福的家庭。沁珠一出场就是黛玉式的丰神秀丽，有一对“似蹙非蹙的眉毛和一对老是含着泪水的眼睛”。因外貌美丽而被父亲昔日学生伍念秋疯狂追求，因而坠入情网。当她知道伍早已结婚，并生有两个孩子时，从快乐的天堂而坠入悲伤之中，而此时的沁珠已情网深陷，不能自拔。直到她收到伍念秋夫人寄来的一封谴责的信时才真正伤了心，于是断了这份情，但也因此看破尘世，不愿谈真情，却不愿承担破坏他人家庭的恶名。，她总是若拒还迎，欲断又连，这样将自己和他人都弄得非常痛苦。曹子卿也是有妻子和孩子的，沁珠又不可避免地掉进了三人行的陷阱，她不想承担破坏他人家庭的恶名，却又因寂寞、孤清接受了曹子卿的关怀和照料，最终使这份感情越陷越深，曹子卿咯血旧病复发，自杀身亡。而沁珠也因子卿的死而坠入自责、忏悔的深渊，二年后因悲伤过度加上医生误诊而早逝。
这样一出人生惨剧究竟应该由谁来承担责任呢？在庐隐时代里，新文化运动的开展正如火如荼，婚姻自主、恋爱自由的呼声正是最响亮的时候，无论庐隐自己还是她的那些才貌出众的女友们正是被新文化运动呼唤出来的最优秀的五四女儿们。然而她们在新旧交替的时代却不容易寻找到真正的幸福。初登文坛的女作家大多以自我生活写起，她们不得不被围困于家族、寄食于人，先是父亲，后是丈夫，然后是儿子，因经济上受制于人，心理上便也臣服于人。定义和区分女人的参照物是男人，而定义和区分男人的参照物却不是女人。
而这些女作家的创作确实反映了时代的种种风貌，为当时的文坛注入新鲜的血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