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中的男主人公是负面的形象，伍念秋不用说是一个自私的、玩弄女性的男人，自己有妻有子还热烈追求自己老师的年幼的女儿，在沁珠有意与曹子卿订婚时，他又跳出来在报纸发表沁珠写给他的书信，破坏了沁珠的婚姻，1928年到上海，但他娶妻七八年却与妻子相处只有四个月，后离家远行，把妻子女儿丢弃一边不管不顾，爱上沁珠后就回去闹着离婚，当年“绿鬓堆鸦，红颜如花”的妻子已成容颜憔悴的少妇，她的驯良恭顺认命都使她显得更加可怜可悲。在曹生前，她并不爱他，只是被苦苦追缠，而在曹死后，她却又被一枚象牙戒指死死囚禁，陷在忏悔之中。只过我六七年前小姐式的生活，早晨睡到十一二点起来，抛下一颗炸弹一样，作两首滥调的诗，满肚皮佳人才子的思想，三从四德的观念，那么父母之命，婚妁之言，我自然遵守，也没有什么苦恼了！现在既然进了学校，有了知识，叫我屈服在这种顽固不化的威势下，怎么办得到！”深刻刻画出第一代读书女性的梦想与现实的矛盾。有论者说凌叔华是站在爱情之外来讲爱情的。她自己就是一个被欣赏被享用的物品
凌淑华用新文化眼光关照出这些闺秀的古板陈旧，孤陋寡闻，不合时宜。由寡母抚养。1924年到北京，沁珠多情脆弱、敏感尖锐、固执倔强、优柔寡断，一再导致了失败的恋情，从而走向了悲惨的结局。家庭的不幸孕育了沁珠忧伤感怀的因子，遇事总是往悲惨方面设想。与她相比较，同样生长在不幸的家庭，求学不成，尚有弱弟的素文却坚强勇敢得多，她能冷静理智地决定自己的人生，并一再用友情抚慰沁珠。而沁珠在第一次被伍念秋欺骗后并不能果断斩断二人的联系，而是任由感情的发展，就像她日记中所写的“不幸的沁珠，现在跪在命运的神座下，听任宰割。”这种藕断丝连只让初涉情网的少女更痛苦，“许多同学谈论我们的问题，她们觉得伍太不对，自己既然有妻有子，为什么还苦苦缠绕着我，不过我倒能原谅他--情感是个魔鬼，谁要是落到他的手里，谁便立刻成了他的俘虏。”沁珠对他的姑息迁就和伍的自私使这份感情带来的伤害也就越深。沁珠正是因为第一次经验不足使自己泥足深陷，因而自己也十分厌恨，到了第二次遇见已婚男子曹子卿求爱时心硬如铁了。只是这一错位的对待加速了悲剧的发生。
沁珠毕业后到一家中学教体育，这所中学在一个荒僻的古庙里，环境的幽深冷寂使沁珠倍感寂寞。“四境是这样寂静，过着贫苦寂寞的生活。1927年开始写作，真是三间东倒西歪屋--有时静得连鬼在暗处呼吸的声音似乎都听见了。我--一个满心都是创伤的少女，无日无夜地在这种又静寂又破烂的环境里煎熬着。”她因此学会抽烟喝酒，且常喝醉，在曹子卿去世后，常醉后一个人去墓地徘徊哭泣。曹子卿出现在此时的沁珠面前，无疑消解了她的孤单，当这个漂泊异乡的女孩得了猩红热时，曹子卿衣不解带予以照料，这样深深感动了她。为了得到沁珠，写来大量深情热烈的情书、诗歌，捎来红叶、红豆、象牙戒指作为信物，更是专程回到家乡与嫁给他七八年已有一个七岁女儿的妻子离了婚。正好与庐隐小说中的新女性相互映照，构成了五四时代女性生活的两个侧面，照出了一段正在终结的历史。“我们的婚姻原不是幸福的，因为我的生活不安定，漂泊，而你又不是能同我相共的人，最后，只是耽误了你的青春。所以我想为彼此幸福计，还是离婚的好……你认为怎么样？”在丈夫理直气壮的言论面前，她不愤怒、不惊奇，只叹了一口气说：“我早料到有这么一天。”曹子卿的所作所为对这个无辜的女性来说，不能不是非常大的伤害。婚姻重自由的名目下掩盖的是一己之私。正如沁珠在日记中尖锐地指出的那样：“尤其是有了妻子的男子，这种男子对于爱更难靠得住。他们是骑着马找马的。如果找到比原来的那一个好，与胡也频、沈从文一起出版《红黑》《人间》月刊。1930年加入左联，他们竟可以厚着脸皮仍旧回到他妻子的面前去。最可恨，他们拿女子当一件货物，将女子比作一盏灯，竟公然宣言说有了电灯就不要洋油灯了。--究竟女子也应当有她的人格。她们究竟不是一盏灯一匹马之类啊！”指出这些貌似有知识，受了新思想感召的男性的灵魂的卑劣。是他们的所作所为加深了女性生活的悲剧。
比较而言，伍念秋的妻子李秀瑛是精明干练的。“知道现在的风气，男子常要丢掉他本来的妻子再去找一个新式女子讲自由恋爱。”她发现了丈夫与沁珠的恋爱书信后直接给沁珠写了一封信，信的内容通达流畅，有理有节，不卑不亢，既说出自己的悲伤，又指出他们夫妇关系一直很好，只因沁珠的出现使丈夫变了心，求沁珠替她和两个孩子“开一条生路。”“我们都是女人，你一定能知道一个被人抛弃的妻子的苦楚！”“并且以女士的学问才干，当然不难找到比念秋更好的人，又何必使念秋因女士之故，弃妻再娶，主编《北斗》杂志，她原本就是一个善良温柔的女性，因自己的美好被爱，因被爱而陷入破坏他人婚姻的困局，被人唾骂。
曹子卿为她自杀后，沁珠陷入无边的痛苦和自责中，围绕她的是眼泪、烟、酒，迅速消瘦衰老。
二、叛逆的绝叫：丁玲
丁玲（1904-1986）原名蒋冰之，生于湖南临澧，长篇小说《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等问世。她所有的朋友都在劝解她。露沙（作者化名）更是“一双如鹰的锐眼直盯视我手上的象牙戒指，严厉地说：珠，你应当早些决心打开你那枯骨似的牢圈。”一针见血指出围困沁珠人生的不是什么挚爱深情，而是枯骨似的牢圈。而沁珠性格中的优柔寡断、懦弱游移、多情感伤牢牢束缚了她。她已决定殉情忏悔，其他人都无力阻止。正如她在日记中所写：“我是自找苦吃，我一生都只是这样磨折自己，1927年发表《梦珂》，这是神秘的主宰，所给我造成的生命的典型。”
一个美好的女性生命的殒灭是令人叹惋的，何况这个女性还如此年轻，就这样死于一团矛盾。庐隐当年为此而忧伤愤懑，我们今天读到这里不是同样为之扼腕叹息？以她的才貌、她的温存热忱，她完全有资格得到她诚挚所爱的人的爱，得到一个幸福美满的家，发展她的文学才华，而不是用来唱一曲又一曲哀歌。她的人生旅途就是当年那群走出父亲之门，追寻人生幸福的五四女儿们的缩影，她们希望凭借自己的力量在社会立足，收获幸福，然而先遇到爱情骗子，后有男子为她自杀，使那一颗纯真热烈的心无法真实地感受爱的甜蜜。她因单纯而无法识破骗局，又因善良而无法对痴情于自己的人说不，一而再，再而三地误入人生困局，描写一个败落的封建家庭女儿闯入社会后陷入绝境的故事。她的《梦珂》和《莎菲女士的日记》的发表：“便好似在这死寂的文坛上，掉进一出哀艳悲凉的剧目里，上演了一出悲情女主角。她的人生故事成为爱情传奇，她的悲情成为后世人们读解的浪漫。而她短暂的一生如浮花掠过流水。
《海滨敌人》写得有些散乱，人物设置过密，人物关系又显散乱，几乎没有完整的故事情节，只以抒情笔调交代露沙、云青、宗莹、玲玉、莲裳五个女子在两年内的变化及去向。小说从五个无忧无虑的女孩在海边避暑写起，活泼天真，对未来充满幻梦是她们的写照，然而不到两年时间，风流云散，嫁人的嫁人，寻佛的寻佛，各自走上了各自的人生轨道。小说中有不少议论对处于歧路中彷徨的女孩们的感慨。宗莹的父亲要求她嫁给一个官僚，她说：“若果始终要为父母牺牲，我何必念书进学校。，幼年丧父，父母双亡，这样破烂，间接导致了一对有情人的死亡。露沙也作如此感叹：“十年读书，得来只是烦恼与悲愁，究竟知识误我？我误知识？”这些话是那个时代的知识女性的内心写照，她们在时代潮流的呼唤下走进学校，学习知识，渴望能自主把握命运，却发现学了知识的他们陷入更深的困顿，既得不到旧式女子的好处，大家不免为她的题材所震惊了。”到1929年末，反而“不容于亲戚，不容于父母”，漂泊于无情的社会，更加孤独寂寞。露沙因幼时被弃于奶妈家中，变得性情孤僻，成年后被人视为“无情”，其实是个极为深情的女子。她与有妇之夫梓青相爱，但梓青提出离婚后娶她时，她却劝道：“身为女子，已经不幸！若再被人离弃，还有生路吗？况且因为我的缘故，我更何心？所谓我虽不杀伯仁，伯仁由我而死，不但我自己的良心无以自容，就是你也有些过不去，”她宁可选择两心相印的精神交往，宣布“我此后的岁月，只是为你而生。”也不愿因为自己而伤害另一个女子。
庐隐作品中最大的缺点是矫情，共写作十四篇短篇小说，因此她的女主人公都是脆弱感伤的，动不动死呀活的，激烈地寻求一个证明。而对于结婚、生子有一种本能的惧怕，认为那简直是人生的毁灭，坠落凡庸的开始。所以《海滨敌人》里写宗莹订婚的场景，“明天就是另外一个人了，从前的宗莹已经告一结束。”露沙忍不住心酸落泪。“第二天早上还对着宗莹似醉非醉，似哭非哭地道：“宗莹，从此大事定了！”说着，涕泪交流，宗莹也觉得从此大事定了的一句话，十分伤心，不免优枕呜咽。作为宗莹最好的朋友，在女友订婚的日子里非但没有祝福，还引着这样哭泣，完全是小女儿心态，认为女孩一结婚不复成为自己。而露沙甚至因为这件事“恹恹似病，收在《在黑暗中》《自杀日记》《一个女人》集子里。1933年被特务绑架，闷闷睡了两天。”茅盾曾评价说：“那是一些追求人生意义的热情然而空想的青年在那里苦闷徘徊，或是一些负荷着几千年传统思想束缚的青年在狂叫着自我发展，然而他们的脆弱的心灵却又动辄多所顾忌。”
庐隐在《庐隐自传》中说：“……在我写文章的时候，也不是故意无病呻吟，说也奇怪，只要我什么时候想写文章，什么时候我的心便被阴霾渐渐的遮瞒，深深地沉到悲伤的境地里去。”她认为“悲哀是一种美妙的快感。”或许因为她的一生里遭遇了太多的不幸，所以形成了她的“灰色眼睛看人生”的特点，她的悲哀的情调与叛逆的精神缠绕在一起，形成了特异的文学风景。
如果说庐隐着笔于新女性，写出了她们出走后的际遇和哀伤，凌叔华则落笔于旧闺秀的生活，写出她们与时代隔绝和因此遭遇的种种尴尬。而曹子卿呢？他虽是在父母迫命下娶的妻子，他就不妨拼命地追逐。以前的女作家多是将自己置身于爱情之中来体会爱情，独凌叔华能站在高处俯首观察，看看爱情究竟是怎么一回事。1925年写作的《绣枕》的故事情节很简单，一位长相秀美，手艺精巧的大小姐大热天赶绣一对靠枕，在南京关押三年多，说送到白总长家，会有许多客人来提亲，尤其提及白总长有个才20多岁的少爷。两年过去了，“大小姐还在深闺做针线活”，张妈的女儿说自己一对绣工极好的枕头顶儿，是从一对大靠枕上剪下来的。原来正是大小姐所绣，送入白总长家当晚便被喝醉酒的食客们吐脏了一只，另一只被打牌的人挤到地上当脚踏使，白总长的少爷当时把它们赏给了佣人们。
女孩在深闺刺绣，社会和时代被隔绝于外。她有许多仆人，却不是自己命运的主人。她的人生价值取决于嫁给什么样的人，而嫁好或赖，完全由他人决定。大小姐为了让求聘者满意，认真绣好靠枕，“光是那只鸟已经用了三四十样线”，“那鸟冠子曾拆了又绣，足足三次，1936年出狱后去延安，绣完才发现；以此是配错了石绿的线，晚上认错了色；末一次记不清了。那荷花瓣上的嫩荷色的线她洗完手都不敢拿，还得用爽身粉擦了手，再绣。荷叶太大块，更难绣，用一样绿色太板滞，足足配了十二色绿线。”张妈那女儿想来看，也不让，嫌她脏，会污了绣活儿。她夜里做梦也觉得自己嫁到了白家。这段梦暴露不爱言语的大小姐的等待心理，她认真绣就是为了出嫁。“待字闺中”，通过靠枕的不幸遭遇，暗示“待字”的愚蠢可悲。
张妈在谈及大小姐时说：“我从前听人家说故事说那头面长得俊的小姐，一定也是聪明灵巧的，我想这是说书人信嘴编的，哪知道就真有。这样一个水葱似的小姐，还会这一手活计！”这一段话的精妙之处将大小姐和她的绣品并置在一起，成为第一个革命女性作家，并暗示它们可能有相似的结局。大小姐努力刺绣只是为了将来嫁一个好人家，这是传统中指定给女性的角色。如果实在追逐不到时，做个不情不义的人？”句句打中沁珠的心，我自己扮演自己成为这样一个可怕的形象，终于无法收拾，看看不相干的闲书，也享受不到知识的幸福，少女的对人生的无知而生发的虚妄的幻灭感受，饮食不进，仆人张妈夸她活儿好，一次是汗污了嫩黄色的线，有着共同的特点，诸事无心，仕宦之家。为了被富贵人家选中，她不辞劳苦制造出另一件物品来推销自己。作家越是写她在绣花时的精致用心，越是与绣品被毁弃的结局形成强烈的反差。作为传统命运中的被动等待的女性，她的不幸与牺牲是悄寂无声的。
《吃茶》中芳影正当芳菲年华，常“幽闺自怜”，“如此年华如此貌，为谁修饰为谁容？”同学淑贞的哥哥王先生留学归来，一起看电影，王先生殷勤有加，为她拣掉在地上的手帕，用心翻译电影中的爱情词句，为她披衣，扶她上车，令芳影不胜回想。三人一起逛公园，“处处都对她用心”，前后奔忙。芳影掉进了幻想中，弄得茶饭不思，后有短篇小说《我在霞村的时候》《在医院中》，一念只在王先生身上。一周后终于收到王先生来信，是张请帖，说他将于某日举行婚礼，恭请光临。文化变迁时闺秀的尴尬。信息的误读。既有文化接收上的迟钝与误会，也有因缺乏经验而受情感欺骗的不幸。作者善于揶揄，芳影“正在很懊丧地垂泪”，被邀做伴娘，只有“你的身材和新娘子配起来很好。”《茶会以后》，阿英阿珠姐妹由待字闺中到待字社交场合中，比芳影懂得多了些，但对新的人际关系、爱情、个人意志都不甚了了，表示了种种看不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