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忆特地将“善待”与爱情进行对比，认为善待之意在效果上，甚至超出了爱情。“因爱情是不讲究实际，纯精神的，善待之意则是从实际出发，又落到实处的；爱情是狂热的。错乱的，以恨为爱的，善待之意是清醒的，是非分明，爱憎有别的；爱情还是自私的，善待之意却是为他人着想。”又说：“怜悯是最有用的情感。许多天长地久的关系，全靠怜悯维系的。怜悯可以说是他们彼此的善待之意中的那个核。他们各有各的可怜之处，相互的怜悯便温暖着彼此的心。”这一段话可视为王安忆的爱情宣言，她不相信爱情，只相信良心，相信彼此的善待，相信出自善的怜悯。这是有别于许多同时代的女作家的，她既没有完全否认爱情，也没有奉行爱情至上的少女梦幻式法则，而是以一个成熟的都市女人的眼睛在审视着都市中人的情感，她以居高临下的姿态俯视着逢佳，带点怜悯的口吻说：“她不明白，许多事情是在开始便有了结局，凭什么争取都是无用的，不是她的努力不到家，而是事情本来如此。老魏却明白其实人生在世唯一可做的就是补偿，就是在事情的开始与结局之间做一些修补工作，使之顺利抵达目的，减少损失。”还有关于机会，逢佳这样的女人奉行机会主义，而老魏认为“这世界上的机会就和能源一样，总数就是那么些，所以靠机会吃饭，就像靠抢吃饭一样，紧张，冒险，担惊受怕，到头来兴许还是一场空。”他奉行“种瓜得瓜，种豆得豆”，靠勤勉可以获得自己想要的东西。在逢佳提到自己新移民身份时，老魏说：“正因为短促，才要加倍的勤勉，因为是连输的时间都没有的，机会是九输一赢的，甚至九十九输一赢的。”可以说这些话浸透了作为老移民一代的老魏的人生经验的精髓，是他的肺腑之谈，然而他的这些经验并不被新移民一代逢佳们所认同。这种分歧中渗透的也是王安忆的人生观和价值观，甚至女性观，虽然是以一个男性的口吻说出的。
王安忆同时写出了都市对人的打磨，“像小栉和逢佳这些大陆来的新移民，他们单枪匹马在这人地生疏又世事纷攘的地方沉浮了两三年，就像给磨去一层皮，都成裸着的了。他们追求真相，喜欢一针见血，务虚和掩饰一概不要。他们变得简洁、直接。说话也是这样，表面文章统统不做，要说就说肉里，甚至骨头里的话。等到落下脚跟，站稳立场，从容下来，才能渐渐地再长出一层皮。但这时候，骨里肉里已布满伤痕，人也是个新人了。”这一段话道出所有新移民的辛酸和特点，不仅生活在香港的，凡是从外地来到某一都市，无论国内或国外的，都可列入移民一族，他们就像被移植的花木，整个儿根须离开了熟悉的水土，来到一个陌生的地方，强迫自己重新扎下跟来，与座新的城市血脉相连，生枝长叶。这个过程是极为痛苦的，有一个从被排斥到接纳的过程，即便被接纳也有着深刻的疏离的。所以逢佳自己多香港是又爱又恨，爱她的繁华又恨它不属于自己。
3、《长恨歌》
从某种意义上说，个人化写作的兴起意味着文学真正接近了自在自为的状态。表现在王安忆《长恨歌》《我爱比尔》中独树一帜的文体风格，小说内蕴的悲剧情结，以及对孤独梦魇般的叙述，末世的伤痛感，在九十年代这个日趋商业化、冷漠化的时代显得格外怵目惊心。在她的灵魂深处似乎有着与生俱来的伤痛感。这无关乎时代，也无关乎命运，更多的来自于人类对自身渺小和孤独的领悟，对红尘世事的一种洞彻。
《长恨歌》2000年获第五届茅盾文学奖，2001年获得马来西亚《星洲日报》主办的首届“花踪”世界华文文学奖。小说中的王琦瑶虽然在繁华落尽后归于寂寞，但她毕竟一生平安，生活无忧，以她的经历居然在四清、文革等运动中毫发无伤，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而且她身边也没少过男人，也可以躲在小屋里聊天，做小吃，虽说不上幸福，但也算是幸运了。然而，作者用语是那样的悲凉。早在竞选上海小姐极尽风情和繁华的时候，王安忆写道：“这是最后的出场，所有的争取都已经到了头，希望也到了头，所有所有的用心和努力，都到了终了。这一刻的辉煌是有着伤逝之痛的，能见明日落花的流水。”“上海滩的事情就是这样，再大的热闹也是一瞬间。”这是多么深刻的体悟，彻头彻尾地否定，没有永远，没有永恒，一切都是瞬时即变，一切都是过眼云烟，看得透澈，因而荒凉了。
《我爱比尔》中阿三是个九十年代的年轻女子，是一个先锋派画家，美貌多才，完全应该有光明美好的前途，然而王安忆写阿三爱上了比尔——美国大使馆外交官员，从而走入悲剧，她被学校开除，租住在华泾村的菊农家里，“四围是晾晒的菊花，屋子四壁挂着白色丝巾，她们的床垫便像是一个盛大的葬礼上的一具灵柩。”阿三把自己幽闭在那里，蛰伏不出，画丝巾或睡觉，连比尔也以为她离开了本市。“房间像个禅房，她除了吃点面包，再就是喝点水，也像是坐禅。”王安忆把这种情伤渲染到了极致。
这样的描写在小说中比比皆是，让人恍然认为那只是作者的一个梦，是她的前身在今世的回忆。因为那份苍凉是带了几个世纪的痕迹，有一股锈粘粘，雾蒙蒙的霉味儿。而这并不讨人嫌，只不过引发了读者的怀旧之心，引人进入那个故事，去感受那份沉闷欲死的氛围。人世间的悲剧并不见得是生生死死，大悲大壮，忠孝节义，那样的悲剧几百年也轮不到一回，与百姓市民有何干系呢？真正打动人心的正是平凡人的遭遇，他们的无奈无助，他们在命运的辘轮中自保不及，爱恨成为一种奢侈。现实和梦想之间总是有着一段长长的距离，这是千年万代人类共同的悲剧。
阿三算得上是现代都市里最时髦的女性，受过高等教育，美貌多才，傍上美国年轻英俊的外交官，出入高档宾馆，其画作也曾风头甚健。然而王安忆笔下的阿三始终是孤独凄凉的，即便是她与比尔热恋时期，她租住在华泾村菊农家里，四周是盛开的白色菊花，空气中弥漫着苦涩的香味，房子四壁挂着白色领带，带上是她手绘的墨笔抽象画。床垫仿佛是一个灵柩，她用全部生命爱着比尔，比尔却只当她是个偶尔可以聚聚的性伙伴，这种状态从一开始就蒙上了绝望的气息。后来，她搬到一个古老的公寓房子里，更是增强了这种情绪的渲染。什么都是旧的，房子一碰就掉灰尘，老唱片机坏了好多年，修修又在走。而阿三也在旧上下功夫，两个人在房子里演着幽灵，这对比尔来说是情趣，是游戏，对阿三来说是整个生命的奉献与牺牲。在没有比尔的日子里，她就幽闭，吃点面包，喝点水，像坐禅，也像宗教中的修行者。爱得如此痛苦，如此殚精竭力。
王安忆两部小说始终平平淡淡的笔调记叙着两个女子的生活和经历，没有强烈的生活冲突，也没有大悲大喜的戏剧情节。王安忆并不看重故事情节，她只当那是她要铺开的一个底而已，用来描画的画板，王安忆真正要浓墨重彩的是情绪，一种氛围：哀伤、凄凉、孤独、绝望而又不至于死亡，这氛围贯穿了作品始终。她是个很好的国画大师，从她一拿笔，她就会知道要画的是一幅什么样的画儿，此时的王安忆是李清照那样的词人，八大山人那样的画家，一支秃笔蘸了些墨画一些残山剩水，味儿出来了，有了神韵。“长恨歌”取得好，让人想到“天长地久有时尽，此恨绵绵无绝期”，想到时光易逝，欢歌易散，人生无常，雾海云山，哪里有永恒呢？从王琦瑶到阿三有着一脉相承的因子，此恨就成了叹息，填塞满胸而又吐不出来的郁郁长叹，是漫漫长夜数着更漏滴泪的心情，是一等再等也等不来的心上人，是错过一个婚姻再一个而至迟暮的美人。
国计民生是太大的题目，王安忆不作；揭露社会黑暗，褒赞先进，那是记者的事，也与王安忆无关，她只写这种冷到了极点的伤感和孤独。破败时写，繁华时也写，这个孤独不是浮面的过一阵子就会被热闹冲散的。它沉浸在人物的骨子里，无论多热闹，是主角还是看客，都是这种锥心的孤独。王安忆是这样作结的：“这个世界真是残破得厉害，什么都是不完整的，不是这里缺一块，就是那里缺一块，这缺又不是月有圆缺的那个缺，那个缺是圆缺因循，循环往复。而这缺，却是一缺再缺，缺缺相承，最后是一座废墟。”这是王安忆想说的话，她借康明逊之口说了出来，支离破碎的人生，牵动人心的沧桑皆缘于此，王安忆痛彻骨髓的悲剧情结正缘于此。
写作是一种语言态度，我们评论一部作品，与其看它写了什么，往往不如看它用怎样的语言来写。当一个作家着手写作时，可以用大众化语言把读者本不熟悉的人物和事物变得极易于接近，也可以用个人化的语言把平常不过的事物变得深奥隐晦，极雅极有文人气。
王安忆的语言是一种考究的语言，又能毫不犹豫地达到事物的核心。她的语言常常不涉事物，甚至是远离事物，将读者带入一种虚幻的情境里面，或者耽于语言幻想。《长恨歌》中王琦瑶是一个弄堂里的小家碧玉，一个偶然的机会当选为上海小姐，人生轨迹由此发生重大转变，因而在《长恨歌》里不乏有写繁华的地方。四十年代的上海有“中国的巴黎”“十里洋场”“冒险家的乐园”等之称，其上海小姐选举可谓盛极一时，极尽奢华，可入笔的角度很多，王安忆却从康乃馨入笔，整个选举场面她只写了花。她写爱丽丝公寓里的豪华和孤独：“落地窗是槟榔玻璃的花，墙纸上是漫撒的花，瓶里插着花，手帕里夹一朵白兰花，茉莉花是飘在茶盅里，香水是紫罗兰花型，胭脂是玫瑰色的，指甲油是凤仙花的，衣裳是雏菊的苦清气。这等娇艳只有爱丽丝公寓才有，这等风情也只有爱丽丝公寓才有。这等把娇艳风情做到了头，女人也做到了头。这是女人国的景象，女人的天下。这钢筋水泥的城市里，哪里有这等的温馨和柔软，爱丽丝就有。爱丽丝的灯光是蒙纱的，将什么都照得影影绰绰，富于梦幻，又是柔上加柔。什么都无骨，手可在里头穿行，握起来，是一捧水，指缝间可渗漏的。”极其精致的语言，不言奢华而自豪奢，不言孤独而至伤痛。
极淡然的笔调写出的是极锥心的痛苦，一切的情节和人物都淡化了，仿佛是一个虚幻的场景，几个作哑剧的主人公用眸语、手势表演，另一个冷静而沉痛的旁白在解说。这个解说是高姿态的，俯勘众生的，洞彻每一颗心灵的，是属于上帝的，他知道每个人的病症和错误之所在，极细致极委婉的说出来，却无可奈何。因为人物的命运不可避免的向那个方向去了，每个人都认为自己是对的，然而众多的对却联成了一个错，无可挽回的向悲剧发展了。
情化的景语与画龙点睛的评语。用写景来写人物心情，是中国自古以来的用笔方式，“一切景语皆情语”，王安忆对此法得心应手，用得极为娴熟、贴切。《长恨歌》中写众人等待上海小姐结果时的心情，“这一刻是何等的静啊，甚至听见小街上卖桂花糖粥的敲梆声，是这奇境中的一丝人间烟火。人的心都有些往下掉，还有一些沉渣泛起。有些细丝般的花的碎片在灯光里舞着，无所归向的样子，令人感伤。有隐隐的钟声，更有命运感的，良宵有尽的含义。这一刻静得没法再静了，能听见裙裾的悉率，是压抑着的那点心声，这是这个不夜城的最静默时和最静默处。”这段深得以静写动之妙，极其用心而又不见痕迹，体现了极其高妙的语言技巧。
还有一些评论相当准确，是一个全知叙事的话外音，有着无限的明白，“他们（康明逊和王琦瑶）都有些自欺欺人，避难就易，因为坚持不下去，彼此便达成妥协，他们这两个男女，一样的孤独，无聊，没有前途，相互间不乏吸引，还有着一些真实的同情，是为着长远的利益而分开，其实不妨抓住眼前的欢爱。虚无就虚无，过眼就过眼，人生本来就是攒在手里的水似的，总是流逝，没有千秋万载一说，想开了，什么不能呢？”
这样的评论性语言在小说中比比皆是，在故事情节的基础上更有了一种牵动人心的魔力，让人的心牵得细长细长的疼，酸楚无奈。然而反过来看，作品正因这样的语言冲淡了情节，整篇小说可以说并没有什么一曲三折的情节。都是些极普通的极淡然的事。王安忆却用了一个文学女人的敏锐和细腻去写女人心和都市心，在心的无限扩张中写出人世的沧海桑田，人的渺小孤独。
王安忆对繁华、孤独有着自己深刻而复杂的理解，并把这种理解有效地转化为小说语言在句子和节奏的特殊处理，从而给读者造成了文本所想控制达到的那种空间效果。比如写上海小姐的选举，对弄堂、闺阁。鸽子等的不厌其烦的絮絮叨叨，这实际上已经超出了传统的环境描写的意义。因为作者的本意就是要牵住你的心，让心感受到她所感受到的一切，让你惊叹人生的复杂多变，人性的不可知，成为一座迷宫，在大地上旋转着的都市磨盘，充满了诱惑，但陷阱与挑战并在。当人走入其中的时候，得到了机遇，也有人将梦想一点点磨碎。
正是因为高妙的语言技巧，王安忆的小说肌理骨髓中穿透着一股旧式的哀伤和优雅，一如弦月的晚上，紫色藤花的影子映在墙上，是一种隔世的，过时的，携带着悲剧气息的美丽。一系列的推比，一层层的显现，慢慢长成形象。她把人天性中的最细致最微妙的东西，如一些无端意绪，悱恻情思都写出来了。
从根本上说，王琦瑶是四十年代的阿三，阿三是九十年代的王琦瑶。她们之间仿佛有着一脉相承的延续关系。王琦瑶在四十年前被选为上海小姐，“得的是第三名，俗称三小姐，这也是专为王琦瑶起的一个称呼，她的艳和风情是轻描淡写的，不足以称后，却是给自家人享用，正合了三小姐这个称呼。”而阿三干脆没有自己的姓名，在玩笑中，比尔笑为“nemberthree”，也是这个意思。
出身贫微的王琦瑶虽然当过一任四十年代的上海小姐，也曾被电影导演、摄影师所注目，但都不足以使她脱胎换骨，“王琦瑶是典型的弄堂的女儿。上海的弄堂里，每个门洞里，都有王琦瑶在读书，在绣花，在同小姊妹窃窃私语，在和父母呕气掉泪。上海的弄堂里总有一股小女儿情态，这情态的名字就叫王琦瑶。”显然，王琦瑶是被王安忆当作“上海小女儿家”的共名来写的。正是这样一个家常味儿十足的王琦瑶十分自愿地走进李主任的爱丽丝公寓，将少女的青春和梦想依附在一个要人的身上。“这城市的马路上，到处走着磕磕碰碰的爱丽丝。这城市的自由真不少，机会却不多，最终走进这公寓的，可说是爱丽丝的精英。”权要死了，王琦瑶隐进平安里的一间房子里，平静而沉着地过着日子，其间有与康明逊的一段爱情，与程先生的相遇，生了一个女儿，还有与老克腊的爱情，最后死于长脚之手。一个女人说不上幸福也说不上不幸的一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