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阿三，一个美丽多才、富于风情的年轻女画家，从爱上比尔开始走入一种悲剧氛围。她爱比尔，比尔离开了她；马克爱她，马克也离开了她。她把画画当作一种出路，马克彻底否定了她的画。生命是永恒的，她却只是比尔的一个情趣点缀，马克的一个梦想，只是他们的瞬间。阿三生活在现代都市里，却让人感觉似在一个鬼气森森的古老传说里，一个幽灵似的人物。虽然华衣美服，也曾风光于上流社会，但灵魂深处却似长满了青苔的古井，花木掩映，却掩不住那一份挥之不去的悲怆和苍凉。作者冷静的安排了阿三的堕落，好像那是一个必然的去处，在宾馆里拉外国人，直至进劳教所。
两个女人都是过着这种非娼非妓，非妻非妾的生活，成为悲剧的女主角。王琦瑶因钱而走进李主任的爱丽丝公寓，阿三因爱而幽闭在华泾村的菊农家里。李主任死，比尔走，两个女人有着同样的孤独和痛苦：漫长无涯的等待，数着影子磨时间的孤独。王琦瑶最后把感情寄托在一个比她小四十多岁的老克腊身上，甚至把连女儿都不知道的金条送给小情人以示讨好，“美人迟暮”至此有了鲜明的概念。阿三在失去爱之后找不到自己了，在宾馆里拉客，用性来填补内心的空虚，用浮面的灯红酒绿，富贵豪华来寻找寄托。
王琦瑶和阿三都体现了王安忆的一种哲学观，正如她在《香港的情与爱》的卷首语中所写，“一个人面对着世界，可以与大家携起手，并起肩，共同战斗。而他面对着自己的内心，却是孤独的，外人无法给予一点援助，先行者无法一点启明，全靠自己去奋斗，去摸索，这是一场永恒的战争，无论人类的文明走到哪一个阶段，都难摆脱，甚至越演越烈。”这种孤独在这两部作品里表现在三个方面：
人与社会的分离。王琦瑶是弄堂的女儿，曾当过上海小姐，但她只是作为社会的点缀被成功地塞了进去，一夜辉煌之后便与十里洋场断了联系，当了李主任的“爱丽丝”之后更是与世隔绝了，她唯一知道的，等待的，可依赖的就是李主任。李主任死后，王琦瑶重回弄堂，当上一个为人打针的护士，仍然是与世隔绝的，外面改天换地的斗争与她无关，“外面的大世界正在发生大事情，和这炉边的小天地无关，这小天地是在世界的边角上，或者缝隙里，互相被遗忘，倒也是安全。窗外飘着雪，屋里有一炉火，是什么样的良宵美景啊！”直到社会又发生了变化，八十年代中叶的王琦瑶却与老克腊一起反复回味着往日的繁华，“一个是回忆，一个是憧憬，都有身临其境之感。有时会忘了现实，还以为梦想是真。”终其一生，王琦瑶被隔绝在社会之外。阿三则是自我放逐，她打退学报告，租住在少有人住的老公寓里，虽曾有一短时间出入女作家沙龙，一度以先锋画派立足画坛，但都是转瞬即逝的。即便是出入宾馆拉客，她也是“白做”，这与妓女的职业形象相去甚远，与社会相去甚远，难怪连“阳春面”这样的女人也会笑话她。她是另一个王琦瑶在现代社会里迷失了自己，见逐于社会之外。
人与人的分离。王琦瑶曾有过闺阁时代的朋友蒋丽莉，却因程先生而失去了朋友。从根本上而言，蒋丽莉将王琦瑶当成好朋友，还让她住进家里，王琦瑶却在心里引以为耻，只把蒋丽莉当成一个可以出入各种宴会的籍口。程先生几十年如一日深爱着王琦瑶，王琦瑶却只把他当作了一个万一没有退路时候的底。她与任何人都是隔离的，亲而不近，后来与严师母，与女儿，与张小红都是如此。康明逊是她的一段真爱，这爱却有着伤痛的结局，老克腊被她当作最后的寄托，她却因老克腊而被杀。没有亲人，没有朋友，没有爱情，活在这个世界上的王琦瑶确实太孤独了一点。阿三也是如此，没有亲人，没有朋友，没有工作，先是把比尔当作生命来爱，比尔弃她而去在，再抓住一个马克作希望，马克也离开了她，于是，她就如同自己居住的那所老房子，积满灰尘和蛛网，垃圾，方便面袋飘得满屋都是。阿三逃出去，想在那些玫瑰花、酒店、外国人中找到一些希望和光明，结局只能是更深的失望。
人与自我的分离。王琦瑶在成为上海小姐那天起就失去了自我，她既不再是弄堂的女儿，也不是上流社会的真金，只好走进爱丽丝当一只幽闭的金丝雀。虽然自认为是“得实惠的里子”，但终究只是别人生活的“边角料”，只是金钱与性交易中的一件物品。后来她成为弄堂里的市民，身边走过不少男子，因着这样那样的原因，也只是被动的相与。直到八十年代时，她的人活在现代，心却在昔日的繁华里，与一个二十六岁的青年畸恋，正是一种人格分离状态。而阿三，从认识比尔那天开始，便有了与自我的矛盾。对人生的不确定，无法把握，对爱情的深深绝望，古代悲剧一样的悲怆感自始至终笼罩在她的心，她无力自拔，活在一种虚幻、缥缈的感觉之中，做了一个心灵的漂泊者，无所依傍，无可停歇。不是生活抛弃了她，而是她抛弃了生活，成为自我隔绝的个体。
三重分离发生之后，人既在身外失去了归依，又在同类身上失去了寄托（友情、亲情、爱情），同时又在自己身上不能栖居，于是便只有沉溺于物质之中。
如果说，王琦瑶还是王安忆比较宽厚的一笔，写出了家常味儿的温馨与人情味儿，那么阿三则是一座孤岛，在这个世界上无可逃遁又无可归依，作者只好匆匆收笔，让阿三逃出劳教所，睡在一家农户猪栏旁，手里摸着一颗处女蛋，潸然泪下。此时阿三的处境和她的想法都显得有些轻飘和不知所云。恐怕是作者自己也很难处理的吧。王安忆是一个悲剧情绪极浓的女作家，这种个体的与世隔绝正是悲剧情结的一种体现。
读完张爱玲的小说再来读王安忆的这两部作品，总疑心二者之间有什么渊源。特别是那一种凄伤宛转的氛围。两个人同时写出了支离破碎的人生，写出了爱与美的毁灭，写现实与梦想之间的距离，一种彻骨的孤独。然而读完了王安忆的小说再读张爱玲，又不觉沉进了红楼梦的虚幻缥缈，优雅感伤中去了。人物的打扮，家具的样式，语言举止都是旧时的，都能见着华丽与衰败，梦逝前的无助。《沉香屑：第一炉香》写葛薇龙沦落风尘的时候，极尽细笔缓笔，琐碎而又精巧，串在一根细长的线上，奇诡的语言天才意味悠长。给人的感觉是，如同一大捧繁丽的鲜花突然间花碎叶散，坠落到泥泞中，说不出的惋惜。
如果把二人做一个比较的话：王安忆的写作有一个不断超越的过程，从《小鲍庄》到《长恨歌》，是经验和笔法逐步积累，不断更新的过程。更注重技巧。正如她自己所说：“现代文学的发展过程就是一个写作技巧的不断变化更新的过程。”她也未能例外。张爱玲从一起笔就是最好的，无论语言、结构、情节，似乎一个字都改不得。她最优秀的作品基本上都是二十五岁之前完成的，后来写的反而要逊色许多。她没有累积过程，故而显得干净、凝练，引人入胜。
张爱玲和王安忆的小说都有一种女性的妖娆，一种媚。然而，张爱玲的小说是媚在骨子里的，她从故事接近高潮处入手，下笔就是故事，然后渐涌波涛，一潮迭一潮，重在对话、情节，重在对故事灵魂的塑造。而王安忆媚在语言，一连串华丽绚烂的比喻、对比，一层一层地揭开人物命运，让读者慢慢去体悟，慢慢去了解，慢慢回味，非常舒服、熨贴，仿佛一口好茶，饮过之后良久，那茶味儿又自喉间泛上来的齿颊生香，别具一番风情。
曾以《隐形伴侣》、《情爱画廊》等一部部作品轰动文坛的女作家张抗抗，在2002年6月推出《作女》。这一部以时代新女性生活为题材的作品，探访作女们的隐秘心灵，叙述语言唯美精致，使作品焕发出一咏三叹的艺术魅力，又一次引起了人们的关注。作者题记说“本书献给‘她世纪’”，而书的封底这样写道“本书故事背景新锐、深厚，是为‘她世纪’留存的一本‘作女’档案”，可见张抗抗是立志站在女性主义的立场来写作这本书的。
1、我“作”故我在：作女群像的塑造
所谓“作女”，是指那些不安于平静的生活，总渴望新鲜和刺激，以不断折腾自己为乐趣的女性。她们把“作”看作一个褒义词，一个永不满足、不断追求新目标的代称。卓尔和她的朋友们阿不、DD、A小姐、B小姐、C小姐、夏娃等是“作女”的代表。35岁的卓尔，就一直在“作”不满意丈夫刘博的四平八稳，作掉了婚姻；为了去南极，甚至幻想用“性引诱”使老板就范--辞退她以拿到一笔钱，因为她如果主动辞职会什么也拿不到，最后用“恶劣”的表现使杂志社辞退了她，而此时去南极的名额已满，她白白作掉了一个让人羡慕的好工作……
她的那些女朋友也个个能作。阿不买了一块荒地，种了大片玉米养了许多狗，只为她闲时可以坐那儿看看星星；A小姐人称月光女神--月月挣下的钱月月花光，为了看新世纪第一缕曙光，离开了好工作；DD把亲朋好友集资的一千多万，投入股票市场，又以前夫留下的别墅为抵押，贷款几百万投资一家网络公司，谁知股票市场一落千丈，网络公司似漏钱的黑洞，债主银行纷纷讨债，作掉了自己的生命……不计后果得失，只为当时一念之想或短时间的快感或者说激情，是她们的写照，而且，“如今‘作女’已不再是散兵游勇，而是一簇簇一团团成片成片的灌木林，是一个正在崛起的精神群体。”
在“作女”队伍里，不再有温良贤淑的相夫教子、勤劳持家的主妇形象。虽然作女们走出来一个个明艳亮丽，衣着优雅时尚，她们不断放弃已有的工作和爱情，不断有新的开始。对她们而言，不断改变才是生活的方式。她们有恋人的热情和浪漫，有情妇性感的外形和旺盛的欲望，但她们不要当老婆的贤惠和勤劳，她们为自己而活。男人在她们面前是低声下气的：芦荟烧得一手好菜，对女性温柔体贴，老乔一心巴望着卓尔的爱，连潇洒傲气的郑达磊也不得不接受卓尔的女上位，并在三分钟就蔫了。
2、对词语的有意识颠覆
张抗抗有意识地颠覆了许多词语，这些词语的原有内涵是男性赋予的，带有浓重的男权文化色彩。作者在对其重读中赋予其现代意义，也加强了本书的女权主义色彩。
“作”。那么，什么是“作”呢？作者在京城的方言里专门找了一个字，用来形容这类女人，念平声，意指那些不安分守纪、自不量力、任性而天生爱折腾的女人。按作家的理解，“作”是女人与自己的较量，是一场看不见对手而且永无休止的心灵战争。“作”是一种创意的实现，是按照自己的愿望去活，使自己的人生有声有色。“作”是一种运动，它呈现出女人身体波浪般的曲线，因为女人的气力不够，她们要顶开头上那块几千年沉积的盖板，只能一下一下地拱动，拱动成为作必要的姿势。“一个女人作的动力是从她身体深处爆发出来的，是欲望无法实现的焦虑。”“作是女人解放的标志，女人的天地越作越广阔，只有作着，女人才能感觉自己蓬勃的生命。”张抗抗用她一贯的雄辩把她对作女的理性思考融会进了作品之中。
“爱情”。张抗抗笔下的作女们是没有爱情的，她们不肯把自己圈进家里，不肯结婚，即使结了婚也会想方设法地离婚。小说中穿插了许多关于翡翠鸟的描写文字，每段结尾都有这样一句“不，这个城市没有翡翠鸟，在北方，卓尔再也没有见过它们。”这些美丽灵巧、恩爱有加、与自然和谐相处的鸟中精灵象征着什么呢？爱情？理想中自由的生活？在一个遥远的地方与一个不知名的人的一夜欢梦，与世隔绝的美，燃起的篝火、烤鱼……一切自然本真，朴素而又奢华的享受，卓尔拒绝留下任何联系，怕破坏完美的感觉。而现实中只有利用和浮躁的作。
“我要你”。卓尔对森林中那位观鸟人说过，酒醉后对芦荟说过，“这句被男人说了千年，从来属于男人专用的话语，从她嘴里蹦了出来。为什么只能是他们要，而我不能要呢？”这种反叛性的思维主宰了她的性生活。她会因为丈夫不经允许与她发生性关系而恼怒；她会在芦荟想要时奋然挣脱“你怎么不问问我想不想要呢？”她会选择老乔这样的性伙伴，在饿了馋了去找他，称之为“去其糟粕，取其精华”。
自己的身体。陶桃流落南方时，选择与一个广东老板的情人关系，男人供她生活和在一所金融大学里读书，“人的任何部位和器官都属于自己，所以一个女人当然有权支配自己的身体，无论出售还是出租。”话是卓尔说的，陶桃是这样做的。女人除了自己的美丽身体外就没有别的吗？卓尔说还有，“比如头脑”。
有论者这样评价：“作女们自己在经济、个性、情感等方面的独立，极端不安于现状的表现，以及勇于出击获取更多自我空间的行动，改写了传统女性的既有路线，她们不仅是温柔贤淑传统女性的对立面，更是中国传统秩序的反叛者，她们像斗士一样沉迷于肉体和精神的冒险，所以在世人眼里，她们是不折不扣的男权社会的搅局者。”我想这正是张抗抗想表达的。
3、《作女》中的女性意识
从封建帝制的解体就开始提妇女解放，五四时期的人们崇尚恋爱自由，然而从丁玲的《梦珂》和女作家萧红的亲身遭遇里，我们会悲凉地发现，女性追求婚姻自由的结果不是《伤逝》中子君的死亡，就是梦珂、萧红那样的身心俱伤，“非但不是一个解放的过程，而是一个从封建奴役走到资本主义性别奴役的过程，也是女性从男性所有物被一步步出卖为色情商品的过程。”建国后，妇女地位得到了很大的提高，当时流行的说法是“时代不同了，男女都一样”“妇女能顶半边天”，而且，大批妇女走向社会，与男人一起参加各种社会工作也成为事实。然而，千百年来，女人在男权社会里讨生活，依傍男人的历史，能因政治和社会的变迁在一朝一夕改变过来吗？谌容《人到中年》中的陆文婷那样忙了事业忙家庭，两副重担压得她喘不过气来。女人依旧处于被动的地位，被男人规范着，包括女人的衣着、工作、爱情、生活方式，这种被束缚、规范的生活状态，甚至是女人主动贡献的。
作女是不同的，比如卓尔，她一直试图反抗这些规范和束缚。有意让自己不加修饰；她酷爱运动，每周去登山，有自己的滑翔机……除了内心的激情，她可以什么也不要。小说的结尾，她卖掉了房子、车、滑翔机，漂走天涯了。这样的女性实际上已不同于以往的女性作家所书写的女性形象。她们适应这个高速变化的时代而生，是光怪陆离的都市造就的，她们普遍受过高等教育，聪明美貌，在这个都市的缝隙里游刃有余，女性的直觉和敏感帮助她们利用每一个到手的机会，她们甚至不择手段地制造机会，完成自己的梦想。她们能挣钱，所以不必要像传统女性那样仰男人鼻息生活。她们独立强悍，自己决定自己的生活，穿梭于超市商场美容院健身房之间，生活得高贵从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