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流苏其实是个精明、果敢、非常有心计的女人，她对自己的人生敢于自我把握，而不是听凭他人摆布。当年被前夫打了之后毅然决然离婚，面临驱逐，她又一次毅然改变命运，要嫁一个自己相中的男人，而且是一个情场浪子。小说中有这样一段对她的描写：“流苏的父亲是一个有名的赌徒，为了赌而倾家荡产，第一个领着他们往破落户的路上走。流苏的手没有沾过骨牌和骰子，然而她也是喜欢赌的。她决定用她的前途来下注。如果她输了，她名声扫地，没有资格做五个孩子的后母，如果赌赢了，她可以得到众人虎视眈眈的目的物范柳原，出净她胸中这一口恶气。”她是有力量的，同《金锁记》中曹七巧，《第一炉香》中的梁太太一样，都是有力量左右自己命运的人，懂得克制，善于谋划，工于心计，对自己的目标十分明确，必要的时候可以不择手段。但流苏和她们又是不一样的，流苏只是左右自己的命运，她的性格里只有坚强而没有恶毒。“我何尝爱做作--这也是逼上梁山。人家跟我耍心眼儿，我不跟人家耍心眼儿，人家还拿我当傻子呢，准得找着我欺侮。”
而富商范柳原呢？他本是个花花公子，三十三岁，“吃喝嫖赌，样样都来，独独无意于家庭幸福。”因此在他们之间出现了“美丽的对话，真真假假的捉迷藏，都在心的浮面飘滑，吸引，挑逗，无伤大体的攻守战，遮饰着虚伪。”在和范柳原交往的过程中，白流苏时时留心，步步留意，只怕中了计献上肉体后又被抛弃，可以说她将所有的智慧和风情都用在了两人的情感战争里面，一方面要充分展示自己的风情魅力，逼迫范柳原娶她。另一方面又时时留意范柳原的态度，以免自己受骗。“知道她中了他的计，她做梦也休想他娶她。”所以她将范柳原的所有情话都条分缕析，然后提纲挈领为两种结果：结婚还是不结婚。她所认同的爱的方式就是结婚，否则就是玩弄、欺侮。这是白流苏的清醒之处，也是她的文化所赋予她的对世界的认知。她不谈爱情，只是要找一个依靠，一个合适的人体面地嫁出去。对她来说，“她不能不当心--她是个六亲无靠的人。她只有她自己了。”嫁人就是前途，得到范柳原婚姻的承诺才是人生的胜利。为此她伪装出爱，或者说她自以为有爱。
然而范柳原看穿了这一点，他将流苏接到香港，接近她，激怒她，与她调情，都是想要拆穿白流苏的伪装，得出她的真心来。正如他所说：“我不至于那么糊涂，我犯不着花了钱娶一个对我毫无感情的人来管束我。那太不公平了，对于你，那也不公平。”他想要女人非常容易，而他想要真爱却很难。他看中白流苏的美貌和风情，却也担心白流苏看中的是他的钱。两个人各怀心思，范柳原“拿稳了她跳不出他的手掌心去。”而白流苏宁可枉担了虚名，也要用性来谈条件。“两方面都是精明的人，算盘打得太仔细了，始终不肯冒失。”两个人终于结了婚，却是在白流苏二次去香港做了范柳原的情妇之后，原本以为就是这样的人生了，不料香港沦陷，两个人开始了相依为命的生活，就像他们初次在短墙下的对话一样：“这堵墙，不知为什么使我想起地老天荒那一类的话……有一天我们的文明整个的毁掉了，什么都完了--烧完了，炸完了，也许还剩下这堵墙。流苏，如果我们那时候在这墙根底下遇见了……流苏，也许你会对我有一点真心，也许我会对你有一点真心。”这段话有着极辽阔的时空感和极悲凉的沧桑感，白流苏和范柳原终于有了一个比较完满的结局，却不是他们自己的主动选择，而是为时势所迫，“他不过是一个自私的男子，她不过是一个自私的女人。在这兵荒马乱的时代，个人主义者是无处容身的，可是总有地方容得下一对平凡的夫妻。”
故事从一对精明算计的物质男女飞跃进一个爱情传奇，却又从爱情传奇里泄露出人生的琐屑和平凡，这就是张爱玲的超逸之处。她眼中的人生和爱情一开始就不够乐观，她的苍凉是与生俱来的，是携裹着曹雪芹那样经历过半世沧海桑田的变故的老人的洞察，所以她虽命题为“倾城之恋”，却并不准备写场惊天动地的爱情。也是作家有意地对传奇中爱情的质疑和颠覆，她怀疑那些历史深处的浪漫传奇是否真的有刻骨铭心的爱情，或许都是一些“说不尽的苍凉的故事--不问也罢。”
（二）恶女人与弱男子
与女性相比，张爱玲小说中的男性在人性孱弱方面有过之而无不及。恰恰是这些孱弱的遗少本身，为女性提供了颠覆其父权权威的机遇，也为女性主体意识的表达和发挥开辟了空间。《金锁记》中强悍的曹七巧与得了软骨症的丈夫，即使她恋慕的小叔子也是一个骨子里孱弱，不敢爱，沉溺于烟花酒巷，嗜赌滥酒之人，缺乏真情，如果说七巧还有一点点可爱在于她有一点爱，那小叔则什么都没有了。佟振保、范柳原、沈世钧等是不敢担负责任、懦弱游移、缺乏担当意识的男人。与他们所形成对比的女性一个个都光彩照人，活力十足，敢于担当。《色·戒》中王佳芝为一点爱温暖抛弃民族大义、抛弃生命是张爱玲所有小说中都共通的一点，与张爱玲自己也是有着人格的一致性。在爱情面前，终究还是女人肯牺牲，敢牺牲。但作品原本不是为了讲爱情的，跟梁闰生是为了获取性经验，免得露馅；而跟易先生呢？是为了杀他。但当王佳芝心下有一个闪念。“这个人是真爱我的”的时候，她背叛了革命，她选择放这个人一条生路。这一观点在《茉莉香片》里有类似的表述，言丹朱的独白：“他的自私，他的无礼，他的不近人情，她都原谅了他，因为他爱她。连这样一个怪癖的人也爱着她--那满足了她的虚荣心。丹朱是一个善女人，但是她终究是一个女人。”深刻揭示了女性性格中的这一弱点。
对女性自身弱点洞察极深，可以中国女作家中第一人，写出了一系列恶女人，曼璐、曹七巧、葛微龙的姑妈，是什么让她们从一个天真无邪的少女蜕变为坏女人？而她们所迫害的都是自己的原本应至爱的亲属，都是女性。除了对女性的生存状态和生存价值的揭示，张更致力于对女性的心理痼疾的剖析。在她的笔下出现了女性的自我观照、自我审判、自我解构的新视点。有了这份清醒与理性，张爱玲似乎是站在女人的圈子外面，抱着双臂，用俯瞰式的眼光审视她的人物，并因此也能更为清醒、自主地选择自己的生活方式，她始终显得是自立自强的。相比较起来，庐隐显得简单直露，单一的痛苦、寻爱，萧红只写出女性的生育之痛，而少关注女性自身性格弱点。
《金锁记》中的曹七巧是张爱玲小说中最恶毒的女性形象。曹七巧在丫环们的议论中出场，交代她的身份、性格，是开麻油店家的女儿，被哥哥送入姜家，嫁给瘫痪在床的二爷，因家庭地位低，连丫环都看不起，丈夫是个残废，苦闷中也抽上鸦片。接着曹七巧正式登场，“一只手撑着门，一只手撑了腰”，一开口说话就话里话外牢骚抱、怨和委屈，说自己起晚了是因为被分了个黑屋子，是因为丈夫活不长，所以欺负他们。有人一接腔就话里话外暗示有“性”，粗俗的村野之言，自是惹得几位夫人小姐都不高兴。从中看出她是个言辞锋利，心思细密的女人，但非常自私，满脸的只有自己的怨。有论者说：“如果对于七巧的描写点出张爱玲的人性观，那么张爱玲明显地对于人性局限的兴趣远大于那时许多同辈作家所还有的远大理想。这些局限以残酷的形式显现在她的叙事中。的确，即使是我们读者了解到七巧扭曲的性格或可说是她社会定位的结果，原先是一名贫穷、无依靠的女子，然后成为富有人家家中受到鄙视的媳妇，但是张爱玲叙事让人感受最深之处，是其中喧闹而形象生动的恶毒以及七巧完全不合时宜的作为。叙事中明显可看出，七巧处于社会边缘地位，而张爱玲戏剧性地呈现出七巧尖酸的讲话方式。七巧不像是有教养的中国女性，她既不知道寡言也不知节制。言语成为她反抗充斥着敌意的世界的方式，如此以来，言语也不断让她存在的病态外显出来。”
紧接着姜季泽出场，七巧与他调情一节写得极为精彩，七巧的精明泼辣和内心按捺不住的情欲都呼之欲出，接着七巧的哥嫂来了，姜家对他们的蔑视都溢于言表，七巧既对此愤恨又对哥嫂不满。在婆家压抑卑微的生活让她极为渴望亲情，然而她又明白兄嫂所给予她的这份亲情是何等淡薄，“我早把你看得透彻的--斗得过他们，你到我跟前来邀功要钱，斗不过他们，你往那边一倒，本来见了做的魂都没有了，头一缩，死活随我去。”多么酷似《红楼梦》中鸳鸯被逼嫁时对兄嫂说的话。应该说，七巧有着鸳鸯那份聪明能干，她对世事人情的了解是清醒的，正因为这样，她才更可悲可怜，她的聪明能干都只为了一个字“钱”，结果给戴上了黄金做的枷。她对待兄嫂的态度颇可玩味，有亲情成分更多是炫耀也有怨恨，她的正常的人的情感部分到此已变得十分稀薄了。
十年后，她熬到丈夫死，婆婆过世，分家单过，作为二房的掌家人她分到一笔财产，她有机会过上正常的生活了，哪怕她再嫁，哪怕她养情人。她却将这份变态的疯狂发挥到了极致。金镣铐已经全然腐蚀了人性，她是一步一步走进没有光的所在，完全沉沦进人性的恶与黑暗之中。
曹七巧是强悍的，有控制力的，借了金钱的帮助，这份力量更是如虎添翼。她之所以有底气抵抗她渴盼了二十年的姜季泽的甜言蜜语，是因为有钱。一开始，七巧就疑惑他是来借钱的，在短暂的喜悦之后立刻又被自己的多疑所控制，小说中有一段极精彩的描写：“七巧低着头，沐浴在光辉里，细细的音乐，细细的喜悦……这些年了，她跟他捉迷藏似的，只是近不得身，原来还有今天！可不是，这半辈子已经完了……花一般的年纪已经过去了。人生就是这样的错综复杂，不讲理，当初她为什么嫁到姜家来？为了钱么？不是的，为了要遇见季泽，为了命中注定她要和季泽相爱……他难道哄她么？他想要她的钱--她卖掉她的一生能换来几个钱？仅仅这一转念便使她暴怒起来，就算她昏怪了他，他为她吃了苦抵得过她为他吃的苦么？好容易她死了心了，他又来撩拨她。”她的沉醉只是一瞬间，对金钱的维护使她马上变得翻脸无情，她不动声色，吩咐上点心上茶，慢慢地套他的话，完全明白了他的居心，真的是为了钱，她暴跳如雷，连骂带打把他赶出去。她的精明老辣在此是一个非常精彩的亮相。尽管这种驱赶对她来说也是极为痛苦的，“无论如何，她从前爱过他，她的爱给了她无穷的痛苦，单只这一点，就便他值得留恋，多少回了，为了要按捺她自己，她迸得全身筋骨与牙根都酸楚了。今天完全是她的错，他不是个好人，她又不是不知道，她要他，就得装糊涂，就得容忍他的坏，她为什么要戳穿他？人生在世，还不就是那么一回事？归根究底，什么是真的？什么是假的？”这段话痛彻心扉，有点像张爱玲写给自己的告白，爱一个人就得糊涂一点，有容忍。曹七巧在漫长的痛苦煎熬里已变得乖张怪癖不近情理，就是这样她也还在心里头存了一份爱，哪怕是痛苦的，她也不算是完全丧失了人性的。
如果说曹七巧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坏女人，那么在这份爱里她还是有着温存美好的一面，因为她心中还有这样一块善与美，而姜季泽是连这一点爱都没有，只知狂赌滥嫖。在当年七巧爱恋他时，他尽可能地躲开了，因为“他早抱定了宗旨不惹自己家里的人。一时兴致过示了，躲出躲不掉，踢也踢不开，成天在面前，是个累赘。何况七巧的嘴这样敞，脾气这样躁，如何瞒得了人？何况她的人缘这样坏，上上下下谁肯代她包涵一点，她也许是豁出去了，闹穿了也满不在乎，他可是年纪轻轻的，凭什么要冒这个险？”心里存的是自私和提防，尽管他被那个青春的肉体所诱惑，但他认为冒险不值得。但是面对七巧时，还是不伤大雅地与她调调情，逗逗她，捏捏脚，抛抛眼风，说几句知心话，这样是把七巧逼入了更大的困境，才让她的忍耐变得更为艰难。他心中何曾有过丝毫的爱情，对他这样的人来说，是不会明白爱是何物的。所以，当他一无所有时，他想起了七巧曾经的追求和爱，于是想利用这份爱来诓骗七巧的钱财。与七巧比起来，这个人更没有责任感，更缺乏爱。
但如果小说到此为止，曹七巧还不失为一个令人同情的悲剧人物，她的被葬送在深宅大院与软骨症男人相伴的青春，她的曾经的爱恋，都还是有几分可爱的，令人惋惜的。但是张爱玲的深刻或者说刻毒使她走得更远。情欲的无法满足，人生里的巨大空缺使曹七巧已经扭曲至疯狂了，她要报复，而她所能掌控的只有她的儿子女儿，所以她把疯狂的报复落在了自己含辛茹苦抚养的儿女身上。这是更为可怕的悲剧。当她对着三十岁的女儿长安的最佳求婚者章世航说“她再抽两筒就下来了”的时候，她已经是一个冷静地摧毁女儿幸福的疯子了。她折磨儿媳，整夜把儿子留在身边抽鸦片，逼问他关于儿媳在床上的隐私，第二天与亲友打麻将时又一一用嘲讽的口吻说出来，两个儿媳先后被她磨折而死。此时的曹七巧只让人感到恐怖，就像章世航第一次见到她时的感觉那样：“那是一个疯人--无缘无故的，他只是毛骨悚然。”相比较七巧的强悍而言，她的丈夫是个软骨症患者，用她的话来说，那不算个人。她的儿子长白是个孱弱的男子，流连烟花巷、爱赌钱，七巧用鸦片把他收到了家里。
《金锁记》同时也对男权中心话语系列中贞女烈妇描写的反拨，曹七巧的确为丈夫守贞节一辈子，但不是因为她愿意，而是因为她没有机会，她愿意的男人怕惹麻烦，而后来她又为了钱不愿意了。“一个坏女人往往比一个坏男人坏得更彻底……一个恶毒的女人就恶得无孔不入。”显示了女人惊人的强劲的力量。
《半生缘》表面上看小说叙述了一个爱情悲剧的始终，实际上张爱玲把笔墨的重点放在对人物形象的刻画上。曼桢、曼璐两姐妹由患难与共的骨肉至亲到变成彼此仇恨的女人，人性的弱点是作家着力写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