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刻，全世界关心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人们，都在注视着中国，宛如在注视一条搁浅于海滩的鲨鱼，又被冲天的巨潮带回了大海；雪谷里一头负伤的孤狼，在曙光酡红的映照下，正一步步地攀上阿尔卑斯山脉……
英国“一群专家”发表评论说：
“毛的讲话被认为是共产主义理论的一种革新。”
法国《世界报》发表社论指出：
“……肯定地说，共产主义学说在分化，同莫斯科抗衡的北京，在马克思主义阵营中的影响在与日俱增。”
波兰《人民论坛报》刊登了题为《大家都来读毛泽东的报告》的文章，内称：这是苏共二十大后，第一个根据近年来的问题和经验，如此大规模地发挥社会主义理论的尝试。中国的思想和实践的伟大成就中的许多问题使我们活跃起来，引起我们的思想共鸣。”
赭鲁晓夫却不如是看，他在日后的回忆录中写到：
当时“毛非常明白我们不赞同他的这个新政策，我们反对让所有那些不同的花都开放。任何一个农民都知道，有些花应该栽培，有些花则应该铲除……另外，我认为，‘百花齐放’这个口号是个激将法。毛假装把民主和自由发表意见的闸门开得大大的，他想唆使人们把自己内心深处的想法用口头或书面的形式发表出来，以便他能够把那些他认为具有有害思想的人搞掉。”(《最后的遗言》)
时任美国国务卿的杜勒斯先生，对中国国内的某种变化，持之以十分谨慎的态度，他在读过《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英译本后，这样回答了记者的有关问题--
“我把这篇讲演看了几次。这一类的讲演是要多读的，即使这样，人们还是不能十分确定它们的意义……”
“人们还不能断定毛泽东关于百花齐放的讲话，究竟是标志着自由主义的开端，还是诱人陷入罗网的方法……”
尽管日后毛泽东给了赫氏显示自己哲人式的睿智，杜氏证明自己野狐般多疑很有必要的机会，但当时他的接连两个报告，尤其是后一次在鼓励讨论政治问题方面，似乎比几年来忙于“解冻”的赫鲁晓夫走得更远的讲话，在中国知识分子的心头引起的震荡，也决不会亚于喷珠溅玉、势若奔雷的黄果树瀑布，对于几百里间山河的震荡。而且这震荡，似乎将一些知识分子的记忆也给撞成了粉末，仿佛这瀑布的水源，没有历经草莽丛生的沼泽，崔嵬嵯峨的山脉，而是直接从九重天外倾泻而来……
3月18日，北京夜阑更深，连日来东奔西颠忙于开会的傅雷，强持精神，给远在波兰留学的爱子傅聪写信，信中说：
“毛主席的讲话，那种口吻，音调，特别亲切平易，极富幽默感；而且没有教训口气，速度恰当，间以适当的PAUSE（停顿），笔记无法传达。他的马列主义是到了化境的，随手拈来，都成妙谛，出之以极自然的态度，无形中渗透听众的心。讲话的逻辑都是隐而不露，真是艺术高手。沪上文艺界半年来有些苦闷，地方领导抓得紧，仿佛一批评机关缺点，便会煽动群众；报纸上越来越强调‘肯定’，老谈一套‘成绩是主要的，缺点是次要的’等等。（这话并不错，可是老挂在嘴上，就成了八股。）毛主席大概早已嗅到这股味儿，所以从1月18日至27日就在全国省市委书记大会上提到百家争鸣问题，2月底的最高国务会议更明确地提出，这次3月12日对我们的讲话，更为具体，可见他的思考也在逐渐往深处发展……”
在傅雷先生貌似淡漠的清瘦躯体内，竟藏有如此一副颇为热烈的心肠。过去他无视过很多知识分子很看重的东西，寡妇守节般将自己的性灵与才情献给了罗曼·罗兰的鸿篇巨制，但他一旦如沐春风般聆听了毛泽东的指点，他就毫不彷徨地将翻译工作暂置一边，走出书斋，以满腔热情并以极为认真的态度，即完全按照毛的讲话字面上的意义，去上海市各种会议上“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在他看来，中国的知识分子有什么好彷徨的呢？
他在同一封信里还如是写道：他们的知识分子（即波兰的知识分子）彷徨，你可不必彷徨。伟大的毛主席远远的发出万丈光芒，照着你的前路，你得不辜负他老人家的领导才好。
这年年初，京城下了几场尚未落地的小雪之后，费孝通先生便写了《知识分子的早春天气》一文。要说比起几近两袖清风的傅雷先生来，他已是一身显赫：国务院专家局副局长，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副主任，中央民族学院副院长，民盟中央文教委员会负责人。
犹如一个孩子插上一排光闪闪的金笔，一个老妪戴了一只做工精美的胸罩，这对他并无多大意义；对他具有生命般意义的，是他自20岁进入燕京大学起便孜孜不倦为之构架、而且他的26岁的爱妻随他在广西徒步调查途中为之献身的中国的社会学。但新中国不要社会学，理由是苏联没有社会学，它只是西方资产阶级腹腔里的一截盲肠。他和燕京的老师、如今又是民院同事的潘光旦教授，半是反对半是哀求一年多，它还是在1952年所谓院系调整的一场大“手术”里被割去……
费孝通大约会感慨：官僚主义者们，教条主义者们，穿起白色的大褂，在“革命”的无影灯下，为中国做过多少这样荒唐的“手术”。
他极想在这中南海里萌动春信的时候，告诉党：得关闭这样的“手术室”，得让这样的“大夫”失业在家，得让中国的林子里飞出五彩缤纷的鸟儿来！
1956年，开始在呈现这般的迹象，知识分子的积极因素应时而动了起来。但在文章中，费孝通又以为--
“对一般老知识分子来说，现在好像还是早春天气。他们的生气正在冒头，但还有一点腼腆，自信力不那么强，顾虑似乎不少。早春天气，未免乍寒乍暖，这原是最难将息的时节。”
“另一方面，是具体领导知识分子工作的人对百家争鸣的方针是不是都搞通了呢？也不全是通的……有些人想把这个方针圈个范围：先圈在学术里，再圈在教学之外，这样一来就可以不出乱子了。等到鸣了起来，闻到了一些唯心主义的气味，就有人打起警钟：‘唯心主义泛滥了。’‘资产阶级思想又冒头了。’大有好容易把妖魔镇住了，这石碣一揭开，又会冲出来，捣乱人间的样子……”
“‘草色遥看近却无’--这原是早春天气应有的风光。”
文章写完了，费孝通刚想寄去报社，几位好心的朋友，便扛着忧虑轮番上门--
“天气不对，你还是再等一等，这样放出去恐怕不妥当”；
“报社里收到的稿件，大多是你这一类型：牢骚太多，暴露太多。现在已经不准这样写，大概双百方针被搁浅了”；
“你的文章，天气说对了吗？如果这半年算早春天气，那前几年算什么天气？这不分明在影射思想改造便是冬天吗？再说了，百花开不了，并非一定怪天寒，还有草木自身生命力的问题。自己不成器就怨天，这不又意味着知识分子的问题不在于思想改造，而在于批评领导”……
他的几千字的文章，与这倾泻一房的忧虑相比，便是九牛一毛了，他将文章锁进了抽屉。因早年发生意外、只剩一条腿的潘光旦先生听说了此事，拄着拐杖来到他家，一进屋，便横扫起满地的忧虑来：
“不对！我在城里听说毛主席最近有过一次讲话，中心意思不是收，而是放。孝通，你别顾虑重重了，文章寄出去真有什么事儿，我老潘和你一起担着。”
那一房间的忧虑，不见扫去多少。过了几天，潘光旦再度光临。他红光满面，一身挂不住的精气神儿，直溜溜地往手里的拐杖上蹿，以致那拐杖只要往地板上一戳，便溅起一连串兴奋来。原来，他刚从中南海来，亲耳聆听了毛主席在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孝通呵孝通，你的‘早春’怎么还不寄出去呢……”
忧虑自然一扫而光。此刻，费孝通的耳边已是春风融融，眼里更是桃李满枝，一个新的忧虑不禁蓦然而生。他问潘光旦：
“现在再寄给报社，天气已经转暖，岂不成了马后炮？”
“不，正当时也。早一个月寄，岂不泄露了大好春光……”
就在这个春夜，费孝通将《知识分子的早春天气》修改了一遍。次日一早，他便寄去了《人民日报》。
此文在该报刊出后，知识界一片喝彩。一时间，“早春”一词由此滥觞……徐铸成先生也被邀请参加了全国宣传工作会议。
而且，他和《人民日报》总编辑邓拓、《大公报》总编辑王芸生、上海《解放日报》总编辑杨永直、《新闻日报》总编辑金仲华、《新民晚报》总编辑赵超构等位，作为新闻界代表，在3月10日下午受到了毛泽东的单独召见。
他留下了两个极为深刻的印象。其一是丰泽园内，庭院中并没有什么特殊布置，院墙看上去斑斑剥剥，未经整修。会客厅里，只有一张长桌，周围是一圈任何办公室都能见到的普通椅子。“功高任重的伟大领袖，生活如此简朴，”使他“惊讶不已”。
再一个是，陪同接见的人里，没有刘少奇、周恩来，或是其他政治局成员。只有一位康生，几年里他一直在家养病，政治的风景线上颇为沉寂，此时他却破门而出了，他像是这样一个人：党内太平时，他病病歪歪，只有闭门摩挲古玩，或是吟风弄月；党内一有风吹草动，他便精神硬朗得能在结结实实的水门汀上扎个窟窿。
他又像是一头颇得毛泽东赏识的狮毛狗：主人不用它，它无声无息，偏于一隅，悲哀与凄凉，只伴着华贵的狗食咽进自己肚里；然而只要主人一叫它，或者不必叫，它就自己来了，总能让主人在颇为孤单的时候平添几分温暖，或是让主人在某种世相未脱混沌之时就变得异常地“警醒”……
一进门，康生就向毛泽东介绍：
“主席，这位就是徐铸成同志。”
毛泽东立即伸出一双大手，紧紧地握住徐铸成的手说：
“你就是徐铸成同志？你们《文汇报》办得好呵，琴棋书画、梅兰竹菊、花鸟虫鱼，应有尽有，真是办得活泼。我下午起身，必先找你们的报纸看，然后看《人民日报》，有功夫再翻翻其他报纸。”
落座后，康生先开口：
“各位有什么问题要请教主席的，请提出来。”
默然了约一分钟后，邓拓轻轻对徐铸成说道：
“铸成同志，你先谈谈吧……”
因敲响了一场“电影的锣鼓”，遭到了时任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文艺处处长张春桥组织的围攻，徐铸成心头正有几分沮丧，便先开口了：
“我们从旧社会过来的人，对马列主义还没有学好，在报纸上如何开展双百方针，感到心里没底。抓紧了，怕犯教条主义的错误；放松了，又怕犯修正主义的错误。请问主席，该如何办好？”
毛泽东含笑讲了半个多小时。他明确地支持这一场“电影的锣鼓”，却没有明确地给徐铸成一块能不犯错误的“法宝”。他只谈到了尽可能防止片面性的问题，在说到鲁迅、李希凡、王蒙的文章里都多少存在片面性后，他突然说了一句：
“我看姚文元的东西，片面性比较少。”
第二天晚上，在上海代表团开全体会议时，徐铸成特地将此话转告了姚文元，后者此时不过是市委宣传部文艺处的一般干部，能恭忝如此盛会，已叫他如醉酒里，如今又蒙“钦点”，他几乎当场晕了过去。可徐铸成绝没有料到，日后正是此人，在上海滩上与张春桥沆瀣一气，将原本充满书卷气的《文汇报》，给阉割成了一头头上长角、浑身长刺的怪物，让他给晕了过去……
不过，此刻徐铸成还在心涌热流之中，毛泽东下面的一些话不能不让他感动：
“说到办报，共产党不如党外人士。延安办报，历史也很短，全国性办报就没有经验。办学、搞出版、科学研究都是这样。全国有五百万左右的知识分子，其中的共产党员不过是一个小指头。说共产党不能领导科学，这话有一点道理。现在我们是外行领导内行，搞的是行政领导，政治领导……
“我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本来在心里积累了很久，去年已经讲了几次，后来又看了些事情，看了陈、马他们的文章。他们是忧心如焚，惟恐天下大乱，他们的方针是反中央的方针，用的是压的办法，不能说服人。想到会有人以为他们的文章是代表中央的意见，因此觉得有好好说说的必要……
“年内要开始整风，要用小小民主的方法，在小民主前再加个小字，就是毛毛雨下个不停，先整共产党。现在我们有些同志装腔作势，他们没有本钱，又要做官，不摆架子就不行……”
谢蔚明先生清楚地记得，那天下午，徐铸成从中南海里一出来，便径直来到《文汇报》驻京办事处。浦熙修出去有什么事了，他等不得她回来，当即拉上在家的谢蔚明、杨重野等二、三个人，去了中山公园。叫了几杯上等的龙井茶上来，那碧清的茶水颇像徐铸成此时的心境，经过毛泽东这一番耳提面命，似乎不仅是这一年以来国内外的风风雨雨，他看清楚了，就是中国前二百年、后三百年的事情，他也一眼见底。
兴奋，更似茶水里冒出来的腾腾热气，他反复地交代：《文汇报》本来就持有“人弃我取，人无我有”的办报方针，在眼下对于双百方针的贯彻与宣传中，在年内对于将开始的整风运动的报道中，《文汇报》一定不要辜负毛主席的教导与信任，一定要大张旗鼓而又切切实实地反映知识分子的心声。首都作为中国知识分子的云蒸霞蔚之地，驻京办事处工作得怎样，采访的范围和角度如何，在很大程度上将决定报纸的分量与影响……
徐铸成也如是地向浦熙修作了交代，并和在上海主持编务的常务副总编辑钦本立通过电话。有这样一件事情，在京开会期间，内定徐铸成参加中国新闻界访苏代表团，并担任副团长，团长由中苏友好协会的总干事担任。钦本立听了，既是新闻界的代表团，而徐铸成又是中国新闻界的泰斗，这样安排显然不合适。他向当时还担任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主席的邓拓反映了，于是在出国前夕，邓拓通知徐铸成，由他担任团长，并交代说：
我根据中央的意见，已关照徐晃同志（团的临时党组书记兼副团长，原中南军政委员会公安部部长），除了讨论党内事情外，党组开会都得请你列席。”全国宣传工作会议闭幕后的第三天，带着一肚子的感激涕零，也带着一身的大红大紫，徐铸成踏上了由北京飞往莫斯科的飞机……
主持《文艺学习》编务的黄秋耘，一定是出于迫不得已，从1956年12月开始，用了近四个月时间，在自己的刊物上对王蒙的《组织部来的年轻人》，发表了大量毁誉皆有且态度异常激烈的评论文章。他自己的面目却没有锁在云雾之中，在这年最后一期的《人民文学》上，他露出了“峥嵘”
“谁也不能否认，今天在我们的土地上，还有灾害，还有饥馑，还有失业，还有传染病在流行，还有官僚主义在肆虐，还有各种各样不愉快的事情和不合理的现象……
“不应该在人民的疾苦面前心安理得地闭上眼睛，保持缄默。如果一个艺术家没有胆量去揭露隐蔽的社会病征，没有胆量去积极地参与解决人民生活中关键性的问题，没有胆量去抨击一切畸形的、病态的和黑暗的东西，他还算得上是什么艺术家呢？”（《不要在人民的疾苦面前闭上眼睛》）
这一番话，即使放在上世纪八十年代的“清污”和“反自由化”时期，也够让“马列主义者”们，好一阵“中流砥柱”般的英勇反击了。回想起八十年代中期，为所谓“社会问题报告文学”大潮而推波助澜的一些文人，其中也有鄙人，在忧患中国社会现实的同时，未免还有几分先知先觉的自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