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实际上，我们不过在重复自己的前辈，而中国也不过是在某种程度上重复自身。这证明了文人的浅薄，抑或证明了中国极其坚韧的惰性？
让我们还是回到1957年来。3月里，毛泽东一讲完话，黄秋耘便让自己的刊物走出了云雾，他也想构筑一个秦兆阳式的碉堡，并拥有自己的“火枪手”--
青年作家刘绍棠、丛维熙上来了，他们极力推崇王蒙的小说，因为它“激励了那些想要改造我们生活中那些衰退的、不良现象的人们，它刺痛了……那些对生活熟视无睹和善意地粉饰太平的人们。”（《写真实--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生命核心》）
青年诗人邵燕祥上来了，他为王蒙的小说辩护道，“党员和党员干部的错误、缺点和弱点，作家是不应该回避的。不只是因为它存在，而且因为我们要克服它。”（《去病和苦口》）
做了几个月的惊弓之鸟，王蒙又成了一只在春风中一展新喉的小鸟，约是在4月份，他在《文汇报》发表了三首短诗，其中一首题为《春风》--
快乐地走在北京的街头，
新盖的楼房向我招手，
春风四面八方吹来，
寒冷哪儿也不再停留……
这年春天，北京却发生了一起非正常死亡。
死者叫马寒冰，提起这个名字，中国人里没有几人知道，但他作词的一首歌：“我骑着马儿过草原，青青的流水蓝蓝的天……”在五十年代可谓家喻户晓。他便是与陈其通等人一起在《人民日报》上发表《我们对当前文艺工作的几点意见》，从而在与徐铸成等人的谈话中被毛泽东称之为“陈、马”中的那位“马”。
此外，他本人还在1957年2月号的《文艺学习》上发表题为《一部不真实的作品》的文章，批评王蒙的《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道：官僚主义现象在边远地区也许会存在，而北京是中央所在地，不可能存在这种现象。
在傅雷、费孝通、潘光旦、徐铸成、黄秋耘、王蒙、丛维熙、邵燕祥等人的激动、兴奋、憧憬之中……
他的委屈、失落、幻灭，便是可以体会的了。
但他何必要以自杀来表示自己对伟大领袖的“死谏”或是恚怨呢？其实，后者在多次批评他们四人的文章时，也曾强调陈其通等同志的动机是为了党的事业，对党是忠心耿耿的。
真可谓英雄气短，一双火眼金睛尚欠火候。倘若他多少有些赫氏哲人式的睿智，杜氏野狐般的多疑，他就该像他对伟大领袖无限忠诚一样，去无限相信毛泽东的高瞻远瞩、卓尔不群……
这是一个在书写1957年风云时本可以忽略的悲剧；
但看样子，这却是一个早被有关的人们充分汲取了教训的悲剧；
因为此后，尽管中国的非正常死亡似恒河沙数，但阴森森的酆都城下再也不见马寒冰式的冤魂。
12被套牢的邓拓
能参加最高国务会议和全国宣传工作会议的知识分子，只能是凤毛麟角，寥若晨星。
毛泽东苦口婆心的声音，并没能像孩子们玩溜溜板一样，一下溜去中国知识分子的心里。他们好似火车，只能在两轨上行走，一轨是靠看《人民日报》，另一轨则靠聆听当地党委的指示，来决定自己该怎么做，或不该怎么做。
《人民日报》在1月7日刊登了陈其通等人的文章后，直至3月1日才发表了一篇口气温和的批评文章，作者是当时还名不见经传的陈辽，一个普通的青年文艺理论工作者。直到毛泽东称陈、马为“忧心如焚，惟恐天下大乱”之后，该报又在3月18日发表了文化部长茅盾先生的文章，口气虽严厉多了，但鉴于他只是非党人士，他并不能代表谁，甚至都不能代表文化部，在读者心目中，他只能代表他自己。而真正中国文坛“红色沙皇”周扬对于陈、马的批评，却是以与记者对话的形式，刊登在4月9日的《文汇报》上……
更严重的是，《人民日报》犹如一片倔犟的沙漠，尽管在2月27日、3月12日，毛泽东以满腔的热情下了两场滂沱的大雨，沙漠就是不见反应。各省不一定注意到了3月3日该报那张照片上刘少奇的消失，但一定会注意到该报的沉默。
这只意味两种可能：要不，中央高层发生了严重的歧见；要不，《人民日报》的总编辑是个疯子，但一副书生模样的邓拓决不会是个疯子。
高层的歧见让人们谨慎起来。但更重要的是，几十年的历史证明：倘若是搞左的运动，只要毛泽东刚把牌摆上桌，这牌便会顷刻间形成多米诺骨牌的阵势，哗啦啦地由上而下地倾倒开来。但此次，他老人家好像吃错了药，支持的是一连串非左行为，无论在思维习惯还是在行为习惯上，都是逆向而动的。这种别扭更让人们踟蹰起来……
《人民日报》在4月13日才开始转变自己的态度。这天，它就毛泽东的第一次讲话发表社论，阐述了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伟大意义。同时，开始报道各省对于这一讲话的“热烈”反应。
从中可以发现，辽宁省委是在3月7日向高级干部传达这一讲话的，以后“西线无战事”，直到3月下旬，下面才开始有了一点忙碌的迹象：云南省委组织传达这一讲话，北京市委和山西省委以中央为模式，召开了各自邀请党外人士参加的宣传工作会议。意味深长的是，作为中共北京市委第一书记的彭真，却没有在这个会上讲话。他魁伟的身影出现在人大常委会上，尽管东欧一行已过去两个月，他仍在人民大会堂里，以洪亮的声音强调必须从波匈事件里记住的教训：加强国内的团结，警惕帝国主义的阴谋，清除一切反革命分子！进入4月后，仍有一些地方对于传达毛泽东讲话的精神，持拖延与观望乃至抵触的态度，《光明日报》4月20日的一篇西安专电中说，到这天为止，“在西安十三所高等院校中，绝大部分尚未向全体教师传达毛主席的讲话……一些大学校长说，这个讲话要不要传达，如何传达，我们还不了解，也没有接到指示。”
在湖南省委写给中央的一份报告中承认，相当一部分党的干部对于讲话中“人民内部矛盾大部分表现为人民群众与领导者之间的矛盾，更确切地说，表现为人民群众与官僚主义者之间的矛盾”的论述表示怀疑，他们认为即使这一论述得以成立，官僚主义者有责任，人民群众也有责任……
大江南北，日见柳色转绿，花深似海，由初春而仲春，但仍有不少知识分子心有余悸。
江苏一些党外人士认为争鸣是“诱敌深入，聚而歼之”；
成都的教授们似乎约定俗成，全都“金人缄口”，害怕“零存整取”，将来算总帐；
四川大学一位教授在自己书房的墙上贴了副对联，上联是“守口如瓶”，下联是“身心安宁”；
西安动力学院一位教师感喟到：北京春暖花开，西安春寒料峭；
刚刚被“公私合营”了的工商界人士则说，私方好比刚进门的新媳妇，摸不透婆婆和丈夫的脾气，不敢放也不敢鸣；
北京大学教授、著名历史学家翦伯赞先生，在4月20日的《人民日报》上发表了一篇文章。与费孝通一样，他也使用了“早春”这个词。不同的是，前者还让人感觉到一种欣喜之情，而他传达出的多是某种担心。他认为：知识分子之所以有“早春”之感，是因为各级领导干部大都在口头上喊“百花齐放”，给人以“雷声大，雨点小”的印象。知识分子不得不猜测：鸣放的号召是否真有诚意，或许正是领导们期待发现错误思想的一种手段；
章伯钧先生甚至从1956年的认识上退了一步，去年他还认为“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这一方针难以贯彻，执行双百方针却有可能，现在他看待后者也云天雾地了。也许眼前的乍寒乍暖，促使他想得更深更远--
他早年参加过共产党，与国民党更是打了多年的交道，许是这种相互映照的经历，使他异常推崇邓演达：邓公早年跟随孙中山先生，曾参加讨伐陈炯明的战役。北伐战争期间，任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主任、湖北省政府主席。1927年蒋介石、汪精卫相继背叛革命后，他流亡苏联、德国等地，与宋庆龄女士等人以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名义，在莫斯科发表《对中国及世界革命民众的宣言》，提出继承孙中山遗志，坚持反帝反封建斗争。
1930年回国后，他同情共产党人的事业，却未参加共产党，正式组建了“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即中国农工民主党前身），以进行反对蒋介石政权的斗争。一次次的奋斗，压上一层层理想的破灭，使他曾有感而发地说：在中国这个国家搞政治，就像在莽莽的沙漠里要走一条长长的道路，工作就是痛苦，前进就是痛苦……这里所谓的政治，便是中国的民主进程。
1931年邓演达被蒋介石秘密杀害于南京。章伯钧永远怀念这位中国民主的先驱，他也永远将这句话默默、痛楚地刻进了心底……
1952年的一天，中央人民政府政务委员、民盟中央常委、北京大学政治学教授张东荪突然被捕。作为民盟中央第一副主席章伯钧被告之，他的罪名是“里通外国”，至于通了谁，怎样通，又通了些什么？章伯钧不得而知，民盟却必须开除他的盟籍。以后，外界传说五花八门：有说是他将一份中央政府的文件传给了国民党特务，有说他在家里用电台与美国情报机关联系……
章伯钧始终存有怀疑，张东荪是一个把人格和信仰看得比什么都重要的学者，抗战时期，他被日寇囚禁了4年之久，直到抗战胜利才出狱，因狱中的坚贞不屈，在到达重庆时受到知识界盛大的欢迎。他和张君劢是多年至交，同出研究系，政治思想学说和政治主张多相近，又同为民社党党魁；可到为蒋介石受封加冕的伪国大召开，民社党与青年党入阁，他即毅然退出该党，并与张君劢割席绝交……
共产党对他待遇也不薄，他有什么理由去“里通外国”？而且作为一个偶尔被请去开开会、发发言的党外人士，他又能窃得多少机密去“里通外国”？
在章伯钧心里至死都藏有一个想法，他只对夫人李健生讲过：张东荪的被捕，对中国的知识分子，尤其对那些受过欧美教育、“奢谈”民主的大知识分子来说，不啻是一个严峻的信号。因为国人虽不那么清楚，张东荪先生却是被西方学术界公认的在中国最有资格谈民主的政治家，他对中国民主政治建设的思索，不但是深刻的，往往也是超前的……
于是，新华社1957年4月21日的《每日新闻发布》里，刊登有章伯钧的这样一段话，话里隐约有赫氏哲人式的睿智、杜氏野狐般的多疑：知识分子仍然在摸索着他们的道路，并且推测政策是真诚的呢还是一种姿态，它是目的呢还是一种手段……
毛泽东显然感到自己蒙上了一层羞辱。这羞辱来自于人们对他的怀疑：要不，就还怀疑他鼓动鸣放的诚意，要不，便怀疑他驾御全局的能力。
他就是这样：
人们越是怀疑，他便越是要吹旺真诚的熊熊之火，让怀疑化为灰烬；
人们越是观望，他就越是要加速坚定的铿锵之轮，将观望碾成粉末。
大约一开完全国宣传工作会议，毛泽东便南下巡说了。
这是建国以后他的第一次大规模的巡说，再一次是在次年，还有两次分别发生在“文革”前夕，和据说是刀光剑影的“九·一三”事件之前。后两次南下巡说，虽披上了一种神秘、乃至诡谲的色彩，但总起来说，毛泽东的这四次南下巡说，均急剧地改变了中国政治生活的走向，并影响了千百万中国人的命运……
这一次南下巡说，具体日期与路线不甚清楚，但已查阅到的是--
大约第一站是天津。在此毛泽东讲了以下一段话：
对百家争鸣没有信心，对百花齐放怕放出毒来。我看不完全是这样。若采取压服的办法，不让百家争鸣百花齐放，那就会使我们的民族不活泼、简单化、不讲理；使我们的党不去研究说理、不去学会说理。至于马克思主义可不可以批评，人民政府可不可以批评，共产党可不可以批评，老干部可不可以批评，我看没一样不可以批评的，只要谁愿意批评。什么人怕批评呢？就是蒋介石那样的党，蒋介石那样的法西斯主义。
3月18日，毛泽东在山东省委召开的党员干部会议上发表讲话。
他指出：革命胜利后，党内有一部分同志，意志衰退，革命热情不足。为人民服务的精神少了，而争名誉、地位，比较薪水、吃穿和享受。必须经过整风运动，把艰苦奋斗的传统再发扬起来，使革命意志衰退者重新振作起来；
3月19日，他在江苏省委召开的党员干部会议上讲话。
他提醒全党注意不要靠高官、靠老资格吃饭，要靠正确地解决问题吃饭。在战时，我们有些缺点，人民还谅解我们；在和平时期，如果不密切联系群众，人民对我们的缺点便很难原谅；
这之后，毛泽东到了上海。这里有他的好学生柯庆施。下面这段话，便是在柯庆施主持的会议上讲的：同知识分子问题、科学艺术问题有密切联系的，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和“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这两个方针的问题。关于这两个方针，我们还需要在党内作许多宣传解释工作。有些同志觉得这方针太危险了，百花齐放，放出些鬼来怎么办？有人说：“民主党派有什么资格和我们长期共存？还是短期共存吧！”“我监督你，我还用你监督呀？你民主党派哪年打的天下？”所有这些意见都是反对我，主张收。
中央认为主张收的意见是不对的……不但在纯粹的科学艺术的问题上，而且在涉及政治性的是非问题上，只要不属于反革命一类，也应该让他们自由说话。
以后，毛泽东到了杭州。在这里，他似乎多呆了些日子，“上有天堂，下有苏杭”，这本来就是建国后他来的次数最多的城市之一，况且此时正值江南春日，杭州城里墨燕低飞，黄莺欢跃，苏堤白堤桃云柳烟，千娇百媚……
值得注意的是，3月21日，周恩来也出现在杭州。表面的理由可以从《人民日报》上看到，他是来此迎接捷克斯洛伐克总理威廉·西罗基的。但无论是北京，或是上海的鲜花与美酒，均不会比杭州逊色。显然，周恩来日程的安排并不是冲着前者的。
罗德里克也认为：
“周是毛推行1956--1957年的‘自由’方针的主要支持者，他到杭州很可能是与毛磋商北京和其他地方的党组织没有对毛的讲话作出反应的问题。然后他带着毛的意见返回了北京。因此，周从杭州返回北京不久，北京市委就召开了宣传工作会议，这决非巧合。”
毛泽东在4月10日前回到了首都。在这一天的中午，毛泽东召见了邓拓。
可以说，这时的邓拓已经试图在转变自己的态度。他随手拎着的公文包里便有一张当日的《人民日报》，上面刊发的社论里实际上已视陈其通等人为教条主义者和宗派主义者，指出了他们所引起的思想混乱，并承认“本报在发表了他们的文章之后，长期间没有加以评论，是造成这种混乱的重要原因之一”……
杯水车薪，大势已晚。
毛泽东要将自己这几个月所蒙受的羞辱，统统连珠炮式地倾泻到邓拓的头上：
宣传工作会议未登消息是个错误。这次会议是党内外人士合开的，为什么不登消息？最高国务会议为什么不发社论？为什么把党的政策秘密起来？省委书记会上为什么听错了？这叫“各取所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