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队长站在一侧，瞅了她一眼，眉头微微一皱，说还是叫通信员好吧，什么小伙子大伙子的。她眼皮没抬，说：“他又不是我的通信员。”然后示意我抬盆。
嫂子来队后，中队长就不与指导员等人一个桌子吃饭了，而是在宿舍里陪嫂子吃饭，饭菜也是我从炊事班领的。中队长偶尔改善一下伙食，炖只鸡或一条鱼，中队长就让我给指导员几个人送一些。而我由于在嫂子身边跑前跑后，小腿儿挺勤快，小嘴儿也怪甜的，嫂子改善伙食的时候，就留我与他们一起吃。中队长常常不能安稳地吃饭，班里的战上吵架或是蒸的馒头不够了，他都要亲自去看一下。有时正吃着饭，上级来人检查工作，他便丢下饭碗，慌慌地去了。嫂子冲他的背影，有些讥讽地说道：
“瞧你那傻样。”
嫂子常说中队长混得窝囊，说与他搭班子的前两位指导员都提升了。他还在这儿愣头楞脑地傻干，与他一起入伍的干部的家属都随军了，他还说让我再忍耐一下，一下是多久？别人把他当猴子耍，他却把别人当爹供着。
当着中队长的面，嫂子这样埋怨的时候，中队长就很不服气地说：
“我又不是工作没干好才没提，上级不是说了么，这是个重点中队，怕勤务出事。”
嫂子就反诘道：
“就你能，你走了勤务就出事，你在这儿呆一辈子吧。”
“谁说呆一辈子的……”
“那你提呀，有本事别让我和小方在家里受罪！”
“上级不是说了嘛，这个中队暂时没有合适的人选。”
“你合适，就你这种傻子才好耍弄！”
中队长用力咽口吐沫，气得不吱声了。
指导员多次提醒中队长，说你家属来队只住一个月，你多陪陪她，让他多踹你几脚也是幸福的。指导员总是不声不响地把队长要做的事情去做了，中队长就显出很愧疚的样子。
嫂子也知道部队只允许家属一年探亲30天，探完了30天要走人，所以想在30天里多寻些浪漫和温存。晚饭后，暮色朦胧了面孔的时候，她便让中队长陪她去兵营外散步。中队长却总是寻不到那种情调，喜欢晚饭后去哨位上转悠，去离兵营很远的猪场察看，这样晚上睡得才踏实。于是中队长常常对嫂子说道：
“让通信员陪你在附近遛遛。”
嫂子哼一声，气呼呼地叫“小伙子”，我便牵着男孩小方的手，或是把他扛在肩上，陪着嫂子走出兵营，兵营对面有一条河，两岸垂柳拂动，花香暗溢。那里有洁净的石凳，有孩子们喜欢在上面翻筋斗的草坪。我们朝河岸走去，夜色淡淡地罩着散步人的身影，风是柔和的，很适宜吹弄薄薄的裙裾和煽动缠绵的情感。
我总是不知疲倦地和小方在草坪上翻筋斗，或是踢足球，嫂子在石凳上看我们，也看四周石凳上的对对情侣。一次，我正尽兴地翻筋斗，听到嫂子一声叫：
“小伙了--”
我习惯地答了一声“到”，站到她的面前等待她的吩咐、我答“到”与周围舒缓的气氛不太和谐，她觉得我的憨笨与忠诚有些可笑，于是就抿着嘴笑了，指了指石凳，并学着中队长的语气说道：
“坐下！”
“是。”
坐在她身边的石凳上，她又说靠近点，我答着“是”，又向她身边动了动。我早就说过我是名列兵，服从命令不打折扣，甚至不惜牺牲自己的一切。她见我真的傻乎乎地朝她身边靠，就不敢继续下达口令了，吃惊地瞟我一眼。我觉得四周突然寂静下来，听得清邻近石凳上的男女的低语声。
于是都不说话，去看黑黢黢的一条河。隔河的对岸灯火闪烁，有笑声隐约传来。沉默了半晌，听见嫂子一声轻微的叹息颤悠悠划过耳边。嫂子说道：
“你看你们队长，傻乎乎卖命干，有什么用呢！”
“我们队长不傻。”
“我要当初不嫁他，早安安稳稳地过日子了，那些追我的男同学，现在都混得牛乎乎的，当官的当官，挣钱的挣钱，可我当初就喜欢当兵的，嫁了这么一个傻子。”
“我们队长不傻。”
她突然在我肩上打了一巴掌，提高声音说道：
“你也是个傻子！”
我点点头，说自己真是个傻子。然后，我把如何给队长的母亲寄钱如何被骗的过程，当做笑料讲给她听，以证实自己傻里傻气的。她却没有笑，问我给队长的母亲寄了几次钱，我如实说了。半晌，她才轻轻“哦”了一声。当晚，我还没有睡熟的时候，隐隐听到吵架的声音，开门走到楼道里，见指导员已经站在中队长宿舍的门外，仔细听屋里的动静。我只听了零星的儿句，就知道嫂子正为中队长给母亲寄钱的事吵闹，中队长似乎失去了冷静，语气粗硬，后来就听到屋里传出“叮当”的声音。
指导员在门外犹豫着欲敲门，终于没有敲，瞅见我傻愣愣地站在一边，就瞪我一眼说道：
“你呀，你--”
指导员转身而去。我回到宿舍用被子蒙了头，流一会儿泪，想了想，觉得因为我而让中队长挨骂，或许还要被嫂子从床上踹下去，就又流了一会儿泪。这时候有人敲门，开门一看，中队长站在外面，不等我说话，他就低头朝屋里走，往我的铺上一躺，说你睡里边我睡外边。我明白他是被嫂子赶出屋子，比从床上踹下去严重了。这一夜，他便和我在一个床上迷糊了几个小时，等到我睁眼起床，他已经在操场上站着。准备带领兵们出早操。
早饭的时候，嫂子仍没有起床，中队长只好又回到中队部的饭桌上，我注意到他的眼角处，贴着一张创伤膏，指导员他们也一定看到了，却佯装没看到，只有我瞅了一眼又一眼，心里推测是被嫂子的指甲挖的呢，还是碰到什么棱角上划破的。指导员偷偷地白了我一眼，我忙从创伤膏上收回目光。
中队长知道大家都看到了他眼角的创伤膏，就试图开个玩笑解释一下，于是笑了笑：
“嘁，昨晚她没用脚踹，只用肚子一挺就把我掀下床了。”
然而谁都没有笑，只听到“吧唧、吧唧”吃饭的枯燥声。
直到嫂子离队的时候，我再也没有与她聊天，她仍旧喊我干这干那，我也仍旧答着“到”，一溜小碎步跑来跑去，但却极力躲避着她的目光。
嫂子离队的半个月后，中队长在去查哨的路上，从自行车上摔下来，他说感觉发烧、头晕、肚子痛。其实他发低烧有几个月了，没有当回事儿去看一看，但这一次觉得撑不住了，才去总队医院查了查。从医院回来，指导员询问情况，中队长笑着说：
“啥事也不会有，我还真想病一次，让那些自觉清高的小护士伺候我几天。”
然而几天后指导员接到上级电话，通知中队长准备好洗漱用品去医院治病，什么病没说。指导员的脸色有些灰，沉思很久，才走到中队长宿舍，笑嘻嘻地说上级来电话，你必须去医院休养一些日子，好像血压高一点儿，我想肯定是那群小护士想让你享受一次被伺候的待遇吧。中队长也笑了，摇着头说不去享那个福，没闻惯医院那股怪味。
中队长本想去猪场转一转，看看几头宝贝猪崽，还没出兵营，上边派来了一辆小车，他就被指导员连推带拖送上了车，洗漱用品都役带。
这一走，他就再也没有回来。
医院对他再次复查的结果，证实他得的是肝癌，病情已到了晚期。他却能撑得住，医生深感惊讶。上级首长都先后到病床前看望他，虽然医生对他保密，但他已经意识到自己得的不是一种小病，也不是一种好病。当首长们问他是否让家属来队照料他时，他坚决反对。
中队长在医院住了5个月，从夏天住到雪花飞舞的冬季。这期间，指导员每个月都让我去邮局，给中队长的家属和老母亲寄钱。最后一次，我把自己刚领到的30元津贴费，也一起寄给了他的母亲。我一直想去医院看望中队长，但因为我是个列兵，根本没有这种自由。
一个飘雪的天气里，指导员匆匆忙忙要去医院，据说中队长的病情已进入危险期，我就壮着胆子要求指导员带上我，指导员略微一怔，说道：
“去了不准多说话。”
我怀着一种紧张的心情见到了中队长，却觉得他不像进入危险期的病人。他精神还好，只是瘦得面目全非，下巴的胡须又长又乱。我看到许多干部站在病床前，自己就躲在后面，从人缝中凝望着中队长。他却突然发现下我，招了招手。我惴惴不安地走上前，含着泪花想说句安慰话又不知咋说，中队长就先说话了，说了句只有我和指导员能听懂的话：
“你收到那个妇女寄来的锦旗了吗？”
说完，他自己先笑了，仍旧是那种纯真的笑。
中队长去世的前几天，部队才通知了他的家属。嫂子刚下火车，就被等候在火车站的小车直接送到医院。据说嫂子伺候在中队长病床前，几天几夜没合眼，一直紧紧攥着他的手，担心他跑了似的，医生和护士都受了感动。
一个寒冷的凌晨，嫂子终于没能拽住中队长，她从他的手温上感觉到他渐渐离她远去，这时候她看到窗玻璃上结满了冰花，图案丰富美丽。
大约凌晨4点，指导员敲响我的门，我跟着他赶到医院时，看到病房外的楼道里，站了几个参谋干事，病房里挤满了人，中队长的面部已被白布遮住。我又一次见到了嫂子，面容憔悴是不必说了，人已哭得没有力气。她看到我像看到亲人一样，突然又放开嘶哑的嗓子哭泣起来。
忙乱了一阵子后，中队长被送到太平间。我站在楼道里，看到那个经常与中队长开玩笑的年轻参谋红着眼圈对一位干事说：
“命令已下，还没公布……”
事后才知道，中队长已被提升为支队训练股长，但还没有公布，他就住院了。在中队长被送往太平间的时候，我看到那位平时总是一副严肃面孔的大校首长，竟掩面而泣。早晨的大阳正升起在楼顶，似乎被寒冷凝固在天边，有微弱的暗红色的光勉强透进楼道里。
午饭前，我和指导员带着嫂子返回中队，嫂子仍住在中队长宿舍里。由于见物思人，嫂子在宿舍里一边收拾中队长的遗物，一边低声呜咽。中队干部和上级首长都劝慰她，希望她过些日子再收拾遗物，她却执意不肯，似乎在寻找什么东西，也许是寻找往日的温情吧。
部队开饭集合时，指导员站在队伍前说道：
“今天中午不唱歌了，告诉同志们一个不幸的消息，我们的中队长今天凌晨去世……”
兵们一下子寂静下来，片刻就听到低泣声，后来一个兵控制不住哭出声音来，100多名兵便一下放开了喉咙。这哭声是正值青春旺盛时期的100多个男人的齐声痛哭，气势磅礴。
没有一个兵去吃中午饭，但是所有的人都想劝嫂子吃一些东西，她却滴水不进。傍晚时分，她突然晕倒了，楼道里传来杂乱的脚步声，似乎准备将她送往医院。指导员敲我的门，急促地喊道：
“通信员！”
我呆在屋子里不吱声，第一次没有履行军人的天职，应一声”到”。窗外的暮色正浓，我借台灯光数着那碗大米粒，一个一个地数。作为一个列兵，我还能依靠什么寄托对他的哀思呢？
（原载于《西南军事文学》1999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