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起这几年来涌现的报告文学作家，我乐意把马役军、卢跃刚、邓贤、张建伟、李鸣生介绍给读者。或许这种提示已变得多余，可能读者早已从马役军的《婚姻大世界》、《黄土地‘黑土地》邓贤的（大国之魂》、《中国知青梦》；卢跃刚的《长江三峡―中国的史诗》、《以人民的名义》；张建伟的《大清王朝的最后变革”李鸣生的《飞向太空港八《澳星风险发射》中更为具体地感知到了他们报告文学创作的成绩，对他们并不陌生。认真地读读这些作家的作品，人们就会发现，他们之所以成功，他们的作品之所以能引起读者的强烈兴趣，在其根本上，是与他们认真地吸收继承了此前报告文学创作的经验分不开的。
主睪之点，就是明确坚持现实精神和态度，因此与现实的改革生活有着割不断的联系，与人们所思、所想有着许多共鸣之处。不管他们写的是某一种现实的社会问题，或是某一重大事件，还是历史上的某一段生活人物，但作品都紧紧地与现实发生着联系。报告文学天生是生长于现实生活土壤上的文学艺术品种，离开了这土壤，她就会失掉根基。作家只有在这不断更新的现实土壤上冷静选择，深入开掘真实生活中那些有益于社会文明进步，并且不乏思想感情内容的题材，才能真正发现体会到她的风姿与魅力，表现出作家自己的智慧。否则，报告文学的发展繁荣只能是一句空话。钟情于现实的人，才能得到现实的回报。历史是过去的现实写成的，失去了现实，也就等于失去了历史和未来。那些对报告文学的现实精神带有偏颇看法，而主张去追求永恒的人，在失去了今天的时候业已没有了未来。虚浮的“清高”是改变不了文学的命运的，能改变文学命运的永远是社会生活的现实和勇于涉足生活并长于理性思考和艺术表现的，作家。
1994年9月
由《小木屋》看黄宗英报告文学的特色
报告文学的真实性原则，是她能够自立于文学之林井具有其它文学样式所不可替代的作用。因之，真实性既是报告文学的生命，又是作家借以反映社会生活，参与社会变革，联系并与读者沟通的一个有效途径。
然而，正是报告文学的这种不可动摇的真实性原则，往往让不少的写作者望而却步，感到“危险”和难以处置。有人干脆说，真实性就像捆绑在报告文学作家身上的脚镣，而作家写报告文学就如同“带着脚镣在跳舞”。这话或许过分，但报告文学写作确实不像写小说、诗歌、散文那样的自由却是真的。但是，这种真实性的制约，也许就像一双滑冰鞋，对于不善滑冰的人来说，它带给的是惧怕和摔倒；可对于一个优秀的花样滑冰运动员来说，它又是他可能表演出许多优美漂亮舞姿动作的极好工具。所以，报告文学的真实性是不能变易的法则，但报告文学的写法‘却不应该是一种模式，优秀的报告文学作家，各有高招，都有在制约中寻找自由的办法。以下结合黄宗英的优秀报告文学作品《小木屋》及她的其它作品，谈一些见识，或许有益于读者对报告文学的理解。
黄宗英报告文学的一个显著特点，表现在她对题材对象选择的谨慎严格上面。她一般不是去被动地接受指令性的任务，不是出于某些短浅的功利目的去接触对象，而常常在一种心灵、情感的被触动或一种对生活的责任心的趋使下萌动起写作的冲动。她偶然接触到西安植物园的中年女科技工作者秦官属，结果她写出了轰动一时，乃至引起国家政府部门重视的著名报告文学《大雁情》；她因为与著名影星上官云珠有过许多的生活交往和对她的了解，因之，她才能写出（星）那样动人心弦的作品。《小木屋》写作的初始，也同样带有偶然性。一九七九年秋天，黄宗英去成都列席旁听一个学术会议，在这次就我国“生态平衡”问题交流的会议上，她听到了放弃在南京的家庭生活，只身奔去西藏致力林学科研工作的徐凤翔简短而又是充满真情的发言，从而对其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一九八二年九月，黄宗英随中国作家参观访问团赴西藏，在准备返回拥，得知徐凤翔正住在同一宾馆的普通客房，并即将开始一次野外考察研究。她当即毅然决然地退掉实难购得的飞机票，立志与徐凤翔等人一起进行这次野外科研考察活动。《小木屋》就是结合着对这次考察活动的纪实，穿插了部分过去生活画面的描写，报告了徐凤翔献身于科学的无私精神与品质，真实又动情地反映了徐凤翔为科研便利而希望在藏南建立一个“小木屋”一林业科研观测“定位站”，虽经多年呼吁，四方奔走终不能实现的坎坷与惆怅。同《大雁情》一样，《小木屋》同样名震一时，加之作者后来又将其改编拍摄成电视片，更使它影响广大和深远。
黄宗英总是选择那些有力地触动了自己心灵，使自己动情的人和事来报告。这就很容易地使她的创作欲望和情绪达到最佳的状态，在黄宗英的作品中，我们总感到她不是一个作家，不是一位生活事件、人物故事的旁观者，而是生活的一员，是人物故事中的一分子。这种总能轻便地把自己化入报告对象及生活内容的表现方式，为黄宗英所独有，亦是她的报告文学常能引起读者共鸣的重要因素之一。这种融自身于报告对象，以非常具体、直接的观察与感受来报告生活的方法，自然与黄宗英早年从事电影表演艺术的经历有关。这为她在写作时容易进入角色，提供了丰富的经验。我在此论证并肯定黄宗英报告文学的这种风格，旨在向有志于报告文学创作的人们表明，对于题材对象的选择和熟悉，对于成功的作品来说，它将会起到多么重要的作用。
说黄宗英总能潇洒自如地面对报告文学，这种感觉产生于她报告文学作品所表现出的那种自然，那种亲近，那种易于使人身临其境，感同身受的诸多特点。我们几乎发现不了她结构作品的痕迹；看不出她组织编排事件、情节的迹象，似乎提笔成文，呼之欲出，结果总是人、情、事皆具，纤毫毕现。这表现了她的灵智，也表现了她的大家手笔。
《小木屋》开写她突然改变行程计划，似乎给人有莫名之感，觉得她这举动有些反常，有点心血来潮。但读到后来，知道了她曾同徐凤翔在成都有过的那次短暂但却印象深刻的接触，对这一切亦就不觉为怪了。
接着，文章在“波密会议”的小标题下，以拟人的手法，大胆而又生动地写了一次林间动物聚会，以大狗熊、夜莺、阳雀、牦牛、地鼠、山羊、白唇鹿、獐子等的诧异、惊叹、猜疑等多种心理，巧妙地讲述了大自然界的生气和奇异和谐的生活情形，又借机把以徐凤翔为首的考察队的人员组成和他们身处的偏僻、艰难、危险环境作了形象化的描绘。这种虚拟的“动物会议”，显然是作家的主观想象，属于不真实的范畴。可是，读到黄宗英的这些描写时，却没有人会因为这种虚拟感到作品的不真实。这种带有奇智的笔法，很能见出黄宗英的才略，也足见出行文的大胆。然而，紧接着这种虚拟的描写之后，作家在“蘑菇的玩笑”的标题下，又以非常具体、细致的笔墨叙述和描写考察队在高山原始森林中哏苦的工作与生活情形，环境的恶劣，使他们吃、住、行等都出现了难以想象的困难，结果发生了除一人外出而幸免的全体考察队员“蘑菇中毒”，险些丧生的惊人事件，一下子把作者意旨―即在这里进行科学研究的危险、艰难状况，最充分的表达出来了。黄宗英的明智处在于，她并没有一味地唠叨在这里工作的困苦情形，可她的见闻、遭遇却有力地说明了一切。
“不治之症”标题下的内容，并不是真的讲人的生理病症，而是喻指徐凤翔对在西藏从事林学研究的那种矢志不移的精神。徐凤翔原就教于南京爿林学院，在南京，她有安稳的工作和温暖的家。但是，她“少年立志在山林”，后志愿援藏，到西藏农牧学院工作，从此与西藏的山林结下了不解之缘。在两年援藏时间期满之后，她仍然反复申请，在多次的争取下，才得以继续留在西藏工作，以至于把教化学的丈夫也吸引来西藏两年。这一章中以他们夫妇互送的诗句和徐凤翔顽强的工作行为显示着她难以治好的“工作之症”。从徐凤翔的身上，作家又突然移笔另一位植物学家吴素萱，吴素萱在外学成，远涉重洋返回祖国，创立了“细胞核穿壁”的学说。可是这一学说被一些无知的权威所轻视。而外国的科学家却说吴素萱的创造给他们以极大的启发，使他们取得了引人注目的科研成就。当吴素萱的科研成果终于展出，报纸在报导时，这位创造了新学说的科学家已永远地闭上眼睛半年多了。“宝贝在自己手里，不知道它的价值”。作家写吴素萱的不幸，意在提示人们不要再忽视了徐凤翔和她的事业。这绝非多余之笔。果然，就是一个只需十几个人的编制，和花费只需大点科研项目省个零头的费用即可建立起来的“定位站”，徐凤翔申请了三年，依然没有着落。她会不会有吴素萱那样的命运，真令人担忧。作者写到：“常有这样的情况：天大的事，一句话定了；不丁点儿的事儿，却得讨论研究个没完没了……”我想小标题“不治之症”，或许也包括我们日常生活中常见的这种顽症吧！
在了解并亲身体验过徐凤翔的科研环境和她的为人之后，黄宗英深为这样一位献身西藏，献身科研的中年女科学家的精神行为所感动，她要助她一笔之力，为她多年要求建一座“小木屋”而不能，奔走呼吁。然而，黄宗英也知道天下岂能由我”，可是“纸上我自作主”，这就是产生这篇报告文学的内在思想感情因素。在这作品中，黄宗英用一些细节描写表现了徐凤翔对她事业的坚贞与她事业环境的不一致，不协调乃至矛盾的情形。例如写徐凤翔肩部被草虱叮住，又痒又疼，黄宗英为她用烟头烧烫时的心理感觉及徐自己不以为然的情形；写被荨麻螫过，问起荨麻是什么样儿时，徐凤翔答：“荨麻是荨麻科艾麻属的一种，多年生草本。被螫毛触后有剧痛感。叶互生，圆锥花序。我国有十四种……”等，这样一些描写，既写出徐凤翔的坚强可爱，又写出她对本行知识的丰富和那么一点知识分子的可笑劲。把人物的心灵、性格、事业就这样悄悄地连结到一起，在看似不在意的过程中进行了有力的表现。手到擒辛，毫无牵强造作之气。
或许，最值得激赏的细节还在作品的结尾，黄宗英与徐凤翔等人坐着卡车沿川藏公路冒险下山时，沿途看见许多朝佛者从干里之外，一步一长跪，五体投地，叩着头走来，他们就是这样怀着虔诚的心，经过两个月、三个月、半年的跋涉向拉萨走去。有的人沿途因疾病、冻饿而死也毫无怨言的情形，使她震慑得发呆，并悄悄地落过泪……由此，她又想到徐凤翔还未建起的“小木屋”，听到徐不禁口中喃喃地说我不如他们虔诚……”的话语。这是佛教徒们的行为对她触动的结果，透过这感叹的话语，我们不也听出了他们遗憾、痛心、怨愤的心音吗？科学不是宗教，科学工作者却想到要像宗教徒那样地去朝拜，去求助，这是科学工作者的悲哀，是科学的悲哀，还是我们现实社会生活的悲哀？尽管如此，作家还是写下了如下可能表达着中画许多知识分子心声的话语我们-个一个、一群一群、一批一批知识的苦力，智慧的信徒，科学与文化的‘朝佛者’啊，我们也是一步一长跪地在险路上走着。恁是怎样的遭遇，我们甘心情愿，情愿甘心。”啊！这真诚然而沉重的心声伴随着徐凤翔的科研和生活经历而发出，多么令人感慨系之，思绪绵绵，想到更多的人和事呢！这个有力而形象的结尾，如同点燃的花炮，顿然间鸣响，闪光，使作品光彩斐然。
诚然，报吿文学的表现方式方法是丰富多样的，对于某二种方式方法肯定的都不是要建立一种模式或造就一种程式。黄宗英报告文学的表现特点：她看重选择题材的自觉性；叙述描写时的自身投入和生活化；典型细节的选用和恰到好处的思想感情生发以及洒脱自信的运笔之风等，都会给我们不少启示。但都不是死的标签，而是一种成功的实践经验可能被他人所借鉴。果真如此，此文或许就算对读者尚且有益了吧！
1993年5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