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由的文学成就在报告文学。理由的报告文学创作活动及成果，是新时期以来报告文学创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前些年，理、由的报告文学大都取材于某个典型性的人物，在对这个真实人物的描绘中折射着社会和人生的情状。先后出现于理由作品中的人物如栾菊杰、华罗庚、索桂清、林巧稚等，都曾因作者文采斐然的描绘而为读者所熟知。在这些相对单纯的题材人物中，作者多能以真诚的感知接近人物的深层，在他们坎坷的人生经历和追求中找到与读者相通的渠道，把真实单纯的对象表现得富有情致，富有社会现实意义和动人的力量。
自1985年开始，报告文学作家和读者开始不满足于此前那种以单一的人和事展开结构情节的作品了。谋图新变的努力正在许多作家的创作中进行。理由也许是较早意识到单一结构的创作套式弱点的作家之一，所以，报告文学的新变较早地从他的作品中体现出来。发表于1985年7月《人民文学》上的《倾斜的足球场》，正是理由这种创作变化的标志。
在《倾斜的足球场》之后，理由又陆续发表了《世界第一商品八《香港心态录》、《澳门蒙太奇》和新近发表于《钟山》第4期上的《元旦的震荡》等作品。这些作品同理由过去的那些作品已很不相同。作者不再重视对单个人物的选取和解剖，以曲笔来参与社会生活，而是把报告的对象直接定点到广大公众关心的社会重大事件上。单是从选取题材方面来看，能够迅速地把笔投向1985年5月19中港足球赛和终场后的动乱事件；投向曾经疯狂的海南岛倒卖汽车风潮；投向中英关于香港问题联合声明发表之后香港人的复杂心态；投向1987年元旦北京大学学潮这样一系列的重大社会事件中去，就很能说明作家在创作时所具有的敏感和驾驭题材的胆魄。报告文学作家理应对现实生活有更强烈的参与意识。尽管这种参与时常会有阻碍或需要付出代价，但放弃了这种参与意识就将等于放弃自己对社会的责任和义务。这两年，报告文学作家们之所以热心参与重大的社会问题和社会矛盾事件，正说明了社会现实生活的迫切需要和报告文学作家们的醒悟与自觉。理由如此迅捷地把这些曾经使社会和人们心颤的事件给予报告，这或许出于他对报告文学的一种新的理解。但更根本地还在于，他作为一个报告文学作家更有效地运用了这种文学形式。
在理由的这一批报告文学作品中，客观的文学描述倾向变得非常突出。同时，作家的主观色彩逐步淡化，或者说变得更加--隐蔽了。过去，理由的不少作品，曾以真挚的抒情和精当的议论分析叫人爱读。现在，这样的成分都力加免除。作家对人物，对事件基本不作剖析与判断，只注重把一个真实的现象传递出来，一切的臧否结论都留给读者去作。在（倾斜的足球场》里，作者在客观叙述的过程中偶尔还对曾雪麟“缺少胆量和气魄”，未能“去顶住上下左右的压力”的性将表示遗憾；在《世界第商品）中也曾对姚文绪、雷宇因无法迅速筹到资金而怀着钻政策空子的心理，大量批准进口汽车让下属去倒卖的行为流露出某种批评和理解。这种现象到了《香港心态录》和《元旦的震荡》时就几乎看不到了。《香港心态录》基本是对不同人物心态的实录，作家记下的是这些人在面对1997年这个香港归属变动关口时的复杂心理活动。在《元旦的震荡》里，理由作为一个作家自然不可能没有对这些事件的认识与理解，但理由之所以采取这种逼向事件的本体，只作如实描述的笔法，其目的正在于避免因为自我认识的介入而使人们对事件的判断流向某种既有结论的可能性。何况今天的人们，并不因为某种结论的提出和存在就轻易地放弃自己的判断。对于5一19中港足球赛的结果和终场后的动乱事件，对海南岛倒卖汽李事件，对北京大学的学潮，在读过理由的这些作品之后，人们或许对这些事件中的人和事能多一些了解和理解。康德曾给启蒙运动的精神下了一个简明扼要的界说，即“有勇气在一切公共事务上运用理性”。在我们的社会生活中，封建迷信的妖雾正在渐渐散去，人们简单的服从情形日以减少。理性的精神高扬和对理性运用的自觉，都将会威胁到各种脱离实际事实的结论或虚假的认定性，这其中自然也包括作家们可能会出现的偏见在内。至于作家是否就一定只能去提供事实的原貌，不作任何分析与判断的问题，那倒不一定强加界定，大可悉听尊便的。这里我对理由作品的肯定，除表示对他具体创作的机智及成功的认同外，绝无把这种客观描述推向极致的用意。
理由一方面迅速而又直面地去追踪这些震动全社会的重大事件，但在实际描述报告中，他又力图不去作正面接触，而把眼光放得更开，把笔墨用得更经济。在这些作品中，理由跳开了对事件作纯政治性的分析和判断，好像只把它看成一种社会重大现象，他用力去寻找的似乎也不尽是是非的归属，而是所以产生这些现象的社会及文化心理等方面的根源。正因为这样，理由时常就很自然地在报告事件进程的时候，随时适当地对社会生活环境，公众情绪，人物心理及文化水准、性格习惯等作出描述，很有助于读者对事件的理解。
对于报告文学文学性的探索与追求，在理由的报告文学中，一直都表现得十分突出。早几年，他写到过不少的人物，可在结构和表述上一次一个样，全无雷同之感。理由曾提出“报告文学小说化”，也有人称他的报告文学为“报告文学小说”，这些说法似乎都有可资讨论的必要。但这同时也足能说明理由报告文学在文学层次上的努力及达到的水准。理由十分重视角度的选择，讲究叙述方式的巧妙及语言的准确形象性。因之，在报告文学作家中，他被认为是富有文采者之一。
这批旨在客观描述事件风貌的作品，同样体现着理由对文学性表述的追寻。在《倾斜的足球场》，作者把中心定在赛场然后通过前后倒置、时空交错，倒叙直描等手段，把比赛前后的有关内容有条不紊地都描述得清清楚楚。结构相当严密，读来真有身临其境、目观沙场交兵之感。《香港心态录》目的在于捕捉各种人的内心情绪及想法，作者就干脆散点透视，然后以线穿其，中，各自成篇，合为一面。《世界第一商品》基本是沿事件发生发展结束这个时序进行的。虽有调动，但无大变。可作家没有全面铺开，而是抓住一些关键的情节，关键的部门和人物充分描写，把人在金钱面前的急剧变化描述得淋漓尽致。《元旦的震荡》在谋篇布局上更显匠心。作者把事件的前后分为几章，有的叙述事件前，有的叙述事件中，有的则是学生们的自白……几章并存交替出现。既有寻踪，也要述貌；外在行动和内心感觉思索并行。全文构成一幅既显杂乱，又有秩序的风云图案。如此重大的事件，理由却以这样短的篇幅统驭自如，不失大家笔墨。理由的这些作品，包容着十分丰富的社会生活及文化心理内容，有很大的信息量。但作者并不借机铺排堆砌，拉长篇幅，篇篇都绵密紧凑。理由的播述语言，可以称得是华美流畅，汪洋恣肆；言情状物，维妙维肖。读其文，绝无艰涩沉闷之感。理由的报告文学，是一个独特的世界。
1988年10月
故土豪情
--评李延国的报告文学
在报告文学作家的行列中，李延国越来越变得突出了。他的《废墟上站起来的年轻人》、（在这片国土上》分别在第二、第三届全国优秀报告文学评选活动中获奖，一九八五年五期《解放军文艺》又为他开辟特辑，发表长篇报告文学《中国农民的大趋势这一连串的成功，使得李延国显赫不凡，令人瞩目。
李延国是由一个农民的儿子成长为一名人民解放军战士、作家的。在他的童年、青年生活中，由于家境的变故和生活的贫困，致使他经受过许多磨难。这些，我们从他一些谈论创作经历体会的文字中可以知道，从他的某些作品中也是可以体察到的。《中国农民的大趋势》里那一幅幅“褪色的画”，实际上就是李延国过去生活的图景。在所有的工作中，或许再也没有别的工作会像文学创作这样，自身经历、人生感受总在不断地影响着自己的职业。这种影响既是不间断的，又是贯穿于作家的整个创作生活之中的。它甚至还是促成作家个性风格的基因，伴随作家作品永远流传下去。像曹雪芹、鲁迅等人的经历，成为人们研究他们作品的重要部分一样。在读过李延国的报告文学作品以后，我对此一点的感受认识更加清晰了。李延国的作品，虽然报道的全是别人的事迹，但这里面却始终有他的存在，有他的识见和选择。李延国是个忠厚、文静甚至还带些许腼腆的汉子，他外在给人以柔和平顺的感觉。但这只是他性格的面；在他的性格中还有着疾恶如仇，万难不屈，顽强奋进的精神。这种精神，既是他在多年的曲折生活经历中锻炼成的，也是他作为一个革命军人的责任感、使命感使然。而疾恶如仇、顽强奋进的这一性格特征，十分有力地影响着李延国的报告文学创作，从而使他的作品从选材到主题、人物都具有阳刚之气，强劲有力。
李延国几乎不把那些成功者或已声名显赫的人物作为自己的报告对象，他所感兴趣的，大都是些比较普通的人，是那些刚刚站在人生的起跑线上准备起跑，或正在艰难跋涉途中的人们。他知道，这些人更需要支持，所以，他毫不吝惜地把自己的热情目光送给了他们，并期望能通过自己的报告文学给他们以鼓动和促进，使他们的精神、品质得以发扬光大。在《穆铁柱出山记）中，李延国没有用很多笔墨写这位篮球巨人出山以后在中国篮球队中所产生的积极作用及他在为国争光事业中的贡献情形，却较为详细地报告了穆铁柱出山过程中曾有过的曲折和艰难。让读者看到，一个显然对国家民族会有贡献的人，在任用时却有那么多阻力。作者对导引穆铁柱出山的张凤奎给以深情的赞誉。张凤奎惜才如命、輊才如痴，其不屈不挠的精神正是李延国渴望张扬的。《敢立军令状》里的李良美，本是一位普通的工人。然而，当他看到自己的厂子一淮北市棉纺厂成为市里有名的“尾巴梢子”，被人认为是患了不治的“癌症”的时候，却能毛遂自荐当厂长，并以其果断的革新精神和措施，挽救了这个厂，扭转了生产局面，也给人们的精神和生活带来欢乐。尽管李良美的改革还不是十全十美的，其间肯定也会有失误，但他毕竟没有在阻力面前低头，在攻击和陷害面前退缩。李良美的开拓精神值得更多人们效仿，李延国对他的钦佩之情是十分明显了。在《江海情》里，李延国肯定和赞赏李百江为了充分发挥自己的才智，毅然辞去城市工职，离开妻儿独身到一个农村小镇工作的行动；在《战神与爱神》里他颂赞刘建荣和胡立琴间那崇高而真挚的爱情；在《他还是最可爱的人》中，他又是一往情深地为特等残废军人，早在朝鲜战场上失去了双手双腿和一只眼睛的朱彦夫唱着动人的歌，为朱彦夫在“文革”中承受冤屈和迫害时仍然为群众的利益韧性拼搏的精神呐喊。李延国如此倾心于这些不甘沉沦’不甘平庸，无私的献身国家民族利益的人们，这与他幼年时的际遇追求是有密切联系的，和一个革命军人所负的历史使命感也决不是无缘的。深知奋斗艰难的人才会体会到支持的温暖，有高度社会责任感的人也自然会注目那些对社会有益的人。从报告文学创作的角度讲，这一切也不光是个对题材的取舍选择问题，它在实际上体现着作者的一种强烈鲜明的审美观点。诚然，李延国作品中的人物都不是全人，他们都不同程度地有着自己的局限性，可他们的精神是可贵的，从他们那不同的人生旅程中，读者总是在受到启迪和震动，思想与情感亦在受到熏染。李延国在作品中除了对他们的工作进行必要的评价外，更多的是在肯定他们的性格和精神，并指出这种性格和精神对他人，对社会的积极作用。李延国曾说：人不管处在多么不利的环境中，都“不应该怨艾，不应该气馁，不应向命运屈服”，要勇敢地奔向社会，奔向未来。这种崇尚开拓和创造的思想，体现在他自身的经历中，也十分自然地在他的报告文学创作中得到表现。
题材的相对集中和主题思想的接近，当然是作家创作特点的标志，但要真正认识和把握一个作家创作的风格，仅在这里停足远是不够的，还需要深入到他作品的内容及其具体的表现中去寻找。报告文学创作不像其它文学品种那样，作家可以有极大的创作自由。报告文学作家在创作中要受到真实生活的制约，要受题材对象的束缚。因之，在这里，作者是很难完全以自己的兴趣和构想来行动的。在聪明的作者面前，虽然条件是一样的，但他却可以通过对题材的选择及认识表现来建筑自己的创作个性。这方面，刘宾雁、黄宗英等报告文学作家都已取得了成功。李延国也正在不断地建立自己的风格，且已有了明显的成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