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对京城巨贪毕玉玺的妻子王学英的审判，“贪内助”一词也随之成为一个流行词语。令人吃惊的是，王学英成为毕玉玺堕落过程中的催化剂，所有的起因竟然缘于一个“爱”字。她爱丈夫毕玉玺，所以纵容丈夫受贿；她爱儿子毕波，所以把贪来的钱财给了儿子。但她没有想到，正是这种畸形的爱，才害了丈夫和儿子，也最终害了自己。据检察机关查明，在毕玉玺收受的巨额贿赂中，有50万元人民币是以王学英的名字存的；王学英个人还单独收受他人贿赂人民币近5万元及大量珠宝首饰。毕玉玺案发后，王学英为销毁罪证，联系亲属转移赃款赃物，也因此累及儿子。
2005年9月26日，在王学英被判刑之后不到一个月，毕玉玺的儿子毕波被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3年缓刑3年。至此，轰动全国的北京巨贪毕玉玺受贿案以毕玉玺被判死缓、妻子王学英被判有期徒刑10年，儿子毕波被判缓刑暂时告一段落。但王学英在法庭上泣泪涟涟地哀求法官给她一次改过的机会，她想与亲人团聚、想享受天伦之乐的哭诉，却让人久久不能忘记。
丈夫发迹，军功章里曾有王学英的一半
毕玉玺曾经也是一个身正不怕影子斜的好干部，这份曾经的荣耀不能不说与妻子王学英有关。甚至直到案发时，毕玉玺的钱包里还放着唐太宗李世民的百字箴言：“取本分之财，戒无名之酒。常怀克己之心，闭却是非之口。若能依朕所言，富贵功名可久。”这篇百字箴言就是王学英为提醒丈夫做一个好官而放的。直到退休前，王学英一直在北京市通州区人民政府教育督导室工作，她经常做的工作就是教人怎样做一个清廉的好官。
王学英择偶的标准自然与“廉洁奉公”是密不可分的，所以她嫁给了当时清正廉洁、才华出众的毕玉玺。
北京通州区（前为通县）是毕玉玺的老家，也是他成长和仕途起步之地。毕玉玺1942年生于通州区马桥镇西田阳村一个普通农民家庭，后来由于仕途顺利，他成了村里出的最大的官。“文革”之初，毕玉玺成为北京市劳动大学工农兵大学生。毕业后，毕玉玺陆续担任公社管委会副主任、主任、书记。1984年升任通县县委组织部长，后又历任县长助理、常务副县长。
毕玉玺自从担任领导之后，不仅教育大家要廉洁奉公，他自己也是以身作则，从不接受乡亲们送的一分钱一件礼物。那些年，毕玉玺对自己和机关干部要求严格，但对老百姓可没有一点儿架子。那时侯，不管机关干部还是村里的老乡见了毕玉玺，不是喊毕头就是叫他小毕。因为丈夫的关系，王学英也受到了群众的尊重，这让她感到非常骄傲。
对于这段往事，毕玉玺身陷囹圄之后还是念念不忘。毕玉玺说：“上了年龄的老百姓都称我小毕，那个时候叫我小毕，我感觉特别亲热，那时候要给群众办完一件事，真高兴，比在自己家干事还高兴，那时候满脑子里想的都是群众，心里也装着群众，做事也惦着群众。”
毕玉玺在通县工作时，确实有一定的能力，作风也比较泼辣，胆子大，很有想法，也能从上头要来钱，其中就包括他为县里争取到资金修建运河大街和玉带路。毕玉玺曾经说过，要保证这两条路的质量10年不出问题。实际上这两条路的使用情况也确实不错，由毕玉玺提议修建的运河大街一带，今天已经建成奥体公园和观光码头，成为通州区的著名的风景区。
但毕玉玺离开通县也正是由于修路中出了问题。那条玉带路修建于1986年到1988年，主持者正是时任副县长的毕玉玺。在1990年，玉带路工程中发生一起贪污案件，一个工程包工头因经济问题入狱，其公司会计在狱中自杀。受此牵连，当时通县市政管理所的所长和书记都被开除了公职。
玉带路案件发生后，市里派人考察领导班子。调查后，虽没有证据显示毕玉玺与玉带路的贪污案有直接牵连，不过案发不久，毕玉玺就离开了通县。在他离开通县时，并没有惯常的领导班子欢送仪式。
治疗抑郁，怂恿丈夫受贿成为灵丹妙药
1990年到1998年，毕玉玺到北京市交通局任副局长，主管公路工作，在重点工程中协助抓高速公路建设，在这期间他做出了一些成绩，但是思想上也产生了变化，心里逐渐产生了不平衡。毕玉玺认为，按照以往的规律，像自己这样的干部到市里工作，应该安排个正职才算名正言顺。虽然这次调动没有降职，但也没有升迁。别人到市里都是正职，他却是副职，就认为组织对他不公平。
回到家，毕玉玺对王学英发泄他的不满说：“现在的官场规则是，在哪个职务上待几年是有不成文规矩的，到时候就应该升迁。否则，就是犯了错误；或没犯错误，被按犯错误的对待了。我认为自己属于后者。”王学英连忙劝丈夫说：“谁不知道你当年作风泼辣，胆子大，有想法，您为县里争取到资金修建运河大街和玉带路。什么是好官，有业绩，就是你这样的！群众都知道，会记住一万年！”
但是，王学英通过夫人外交打听到不少消息，常常听到一些当年一些同期的干部升迁的消息，王学英心里也为丈夫官场失意感到不满。她不失时机地在毕玉玺耳边唠叨起来说谁谁又升了，谁谁又发财了。慢慢地，毕玉玺总是觉得组织上亏待他。
就是这种被亏待的心理，让毕玉玺一度患上了抑郁症。王学英为此焦急万分，为了让丈夫找到一个发泄的出口，王学英暗示毕玉玺，既然总是觉得待遇不公，不如不卷入官场升迁，好好为自己、为家人弄点钞票。乘退休前给自己的一些知己和心腹一点好处，而这些心腹知己是绝对不会忘记毕玉玺，也会让毕家过上好日子的。这仿佛是治愈毕玉玺抑郁症的灵丹妙药，慢慢地，毕玉玺开始收礼了，从半推半就到照单全收。
毕玉玺受贿的心理也从战战兢兢到心安理得。毕玉玺还记得第一次做保龄球生意，对方提出给佣金，他不敢要。回家告诉王学英这事时，王学英没夸他，反而数落了他一顿，说他傻，哪有送上门还不要的道理。后来毕玉玺实在经不起金钱的诱惑，王学英也时常“教导”他。毕玉玺想反正钱多也不是坏事，还能让老婆孩子过上更好的生活，何乐不为呢。从不敢要到开口要，毕玉玺在妻子的怂恿下完成了从一个廉官到一个贪官的蜕变。
2001年，毕玉玺的思想彻底地扭曲了，成为了金钱的俘虏，他开始追求高消费豪华享受。毕玉玺每次出国都由其部下或一些个体商人陪同豪赌，自己从不花一分钱，赌博筹码都是他人送的。此外，他还授意下属为其办理了多个高级酒店、休闲娱乐场所的消费卡，经常进行高档奢侈消费，大肆挥霍。同时，他将大量款物送给其情妇和与其保持不正当两性关系的人。毕玉玺在一个高级娱乐场所按摩脚时，听按摩小姐张某说买房缺钱，他一次甩给张某20万元。
爱子心切，贪婪夫妻张开鲸吞之口
在丈夫一步步滑向贪婪的深渊时，身为通州区人民政府教育督导室教导主任的王学英不仅没有帮丈夫认识到他的错误，反而认为丈夫的权势是她炫耀的资本，可以开发利用，让自己和宝贝儿子荣华富贵。
“就算你不为我和你考虑，你也总得为咱们的宝贝儿子考虑吧，人活一辈子不就图下一代更强嘛！”这是王学英常常挂在嘴边的话。儿子毕波可是毕玉玺和王学英的软肋，毕玉玺和王学英最溺爱的就是自己的儿子，他们不惜重金把儿子送到国外读书，目的就是让孩子有个好前途。这对贪婪的夫妻在孩子眼里却是最好的父母。其实人性本身的复杂性使得好和坏的定义从不同的角度都变得模糊了，容易混淆善良人们的判断力。
王学英常说：“我太爱儿子了，我希望别人有的他也能有，他能够过得更好！”在王学英的眼中，儿子毕波一直都是她的骄傲。“儿子从小就很懂事，而且有着极高的天赋，学习成绩也很好。能够出国深造，一直都是他最大的梦想。”如同每一位母亲一样，王学英眼中的儿子是天下最棒的。王学英希望儿子能接受最好的教育，过最好的生活。当然，这一切都需要钱的支持。
毕玉玺也特别溺爱他的儿子，每次提起儿子都一口一个“大波”，对儿子的要求也是有求必应，不管合理不合理。毕玉玺捞来的银子除了部分用于个人享受和博得情人高兴外，远在英国留学的儿子是他敛财的最大动力。毕玉玺曾供述说，为了保证儿子在国外生活舒适，将来的日子也衣食无忧，在他心理失衡之际，就产生了趁机捞一把的想法。
由于心里深深地“爱”着儿子，毕玉玺和王学英逢人就夸自己的儿子如何如何。一次，某建筑公司的老板张桂军和毕玉玺吃饭时，听说毕玉玺儿子毕波要出国，于是张桂军就从他的存折上提出5万美金，送到毕玉玺的宿舍，毕玉玺在半推半就中接受了。
毕波出国后，2003年8月，张桂军和毕玉玺夫妇吃饭，王学英又夸自己的儿子很聪明，现在英国留学。众人自然跟着附和赞赏一番，王学英却叹了一口气，开始哭穷：“你们在国内，不知道在外面有多苦啊。我儿子从小在我身边，我是含在嘴里怕化了，放在手里怕掉了，家务活从来没让他做过。现在出去了，在国外需要花钱的地方比在中国多，我儿子还要自己做饭。想起来都觉得心酸，是我们这些当爹妈的没出息，不能让他享福啊。”一番话说得众人面面相觑。
张桂军回单位后就与公司副经理商议，决定趁这个机会以资助毕波留学为名再次送钱给毕玉玺。第二天，张桂军把自己的存折，还有密码、他的身份证一并送给王学英，里面存有18万美金，王学英犹豫了一下就接受了。但是后来不久王学英又把钱退了回来，原来毕玉玺觉得数额太大害怕出风险，让王学英退还给张桂军。但张桂军并没放弃，又向里面存了5万美金，再次送了过去，这次王学英没有再退回，之后又一次性地转到了儿子的账上。
当然，张桂军“仗义”的行为随后被王学英告知了毕玉玺，张桂军慷慨大方，并且以送存折的方式让“老毕”很放心，就这样张桂军从“老毕”手里赢得了6个工程标。
从此，心存着对儿子的“爱”，王学英在丈夫毕玉玺这把大伞的荫凉下，开始为所欲为地四处“掠财”。王学英经常会故意在公开场合表示，儿子毕波留学费用高昂，暗示他人送钱，而有求于毕玉玺的人自然心领神会。
毕玉玺则将他人孝敬的赃款通过美国花旗银行，由行贿人汇入毕波在英国开设的账户，毕波需要钱随时都可以提取。比如，一些行贿人在得知机场高速路需要建加油站等附属设施时，都想尽办法来承接这些项目。每次拿到好处费后，毕玉玺都会让副总代替自己出面签订合作协议。2000年，毕玉玺将他所在的首发公司有权购买的“路桥建设”原始股中的200万股转给某投资管理公司的余某。在随后的3年时间里，毕玉玺分3次收受余某给予的17万美元。该赃款由毕玉玺委托港商苏某存入香港花旗银行其个人账户中，后汇至毕波在英国伦敦的学生账户中。
2004年4月间，毕波明知其存入汇丰银行借记卡中的美元30万元属于某公司代理人为谋取利益而给父亲的贿赂，当时毕玉玺正在接受有关部门审查，毕波却在毕玉玺的授意下，将存有该款的汇丰银行借记卡转移至该公司处保存。案发后，在司法机关的要求下，毕波通过电子网络将该笔赃款划入侦查机关指定的账户，上缴国库。
双双入狱，毕玉玺的手铐也有王学英的一半
2004年5月，毕玉玺被“双规”。同年8月，毕玉玺涉嫌受贿被刑拘。毕玉玺东窗事发后，王学英在背地里也加紧活动。为了销毁证据，王学英联系亲属转移了大量的赃款赃物。甚至当检察机关讯问王学英时，这位“贪内助”还振振有词：“这事错在我，第一次就不坚决，他拿过来当时我说别了别了，当时就应该把东西给他，因为这不是你的就不应该要。我一开始也坚决不收，但人家都是朋友，又死皮赖脸地不愿意拿回去。所以就先存放在我这里，等人家用了，我们再还给人家。”
花甲之年的王学英无论如何也不会想到自己有一天也会站在审判席上，以前都是她教导别人，对于一些教育人的大道理她是烂熟于心，倒背如流，现在她却成了这些话语的聆听者，成为了被告人。
2005年8月25日，当王学英涉嫌受贿案在北京市第一级人民法院审判时，正处于取保候审阶段的儿子毕波也来到法庭外，在王学英被带进法庭时，毕波高声叫了一声：“妈--”这一声妈不知道毕波是以什么样的心情喊出的。
在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的法庭上，站着王学英这样一位看似平凡的母亲，在每每提及儿子的时候，王学英眼睛里都会闪出极其慈祥、母性的光。这种母性让人们很难把她和“贪内助”的特别称谓联系起来。王学英在庭审过程中哽咽着说：“说句心里话，我现在的心情很痛苦、很沉重，我受了一辈子教育，可是却不懂法，没有考虑自己行为的影响和后果。我上有年近90的老父母，下有儿女、外孙，由于我们夫妻的缘故，给他们带来很大的伤害，我希望能给我一个机会重新回到他们身边，再给我一个做女儿、母亲的机会……”
庭审后，记者采访王学英时问：“看到儿女了吗？想对他们说点什么？”王学英扭过头去好久不说话，眼泪在眼眶里打转：“看见了，我头晕得厉害，不想回答这个问题。我本身就是搞教育的，这个要在平时我能够侃侃而谈，但现在我只有一句话，最对不起的就是儿女了。我和老伴平时都忙，没有好好照顾他们，给他们更多的爱，现在最受伤害的就是我的儿女。”
近年来，被查贪官背后的腐败家庭现象非常普遍，李嘉廷、王怀忠、马德等贪官的查处都伴随其配偶的获罪，黑龙江省绥化市市委原书记马德在审判结束后，也对其妻子田雅芝说了一句话：我的手铐有你的一半。田雅芝因与其夫共同受贿370余万元，被法院以受贿罪判处其无期徒刑。
据了解，在历年查处的腐败大案中，夫妻、父子、父女、翁婿同判刑的家庭腐败案例屡见不鲜。然而，与家庭共同受贿相比，当前一些腐败官员往往采取“老子当权，儿子捞钱”的方式将黑钱洗白，其犯罪行为更容易掩人耳目，社会影响更加恶劣。这种“衙内”现象是我国在社会转型时期一种常见的腐败形式。
在我国封建社会，衙内是指利用父辈手中的权力，为非作歹、鱼肉百姓的纨绔子弟，现在用衙内来形容这些腐败高官的子女，是非常贴切的。近两年查处的大案中，比较著名的是河北省委原书记程维高纵容儿子程慕阳非法经商，江西省检察院原检察长丁鑫发利用职权为其儿子开办公司牟利，前不久被“双规”的江苏省苏州市原主管城建的副市长姜人杰利用职权为其儿子经商提供便利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