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文雅孱弱伴赵宋，以武治文贯蒙元5
父子同心伴皇旁，赵宋朝堂暗无光——预言蔡京父子乱政
《推背图》第二十象 癸未
谶曰
朝无光 日月盲
莫与京 终旁皇
颂曰
父子同心并同道
中天日月手中物
奇云翻过北海头
凤阙龙廷生怛恻
历史如人生般，充满了许多的偶然与巧合，以亡国之君来说，多为“玩物丧志”者，隋炀帝和李后主便是典型。接掌神宗之位的徽宗赵佶虽然不是末代帝王，但在国学大师陈寅恪先生看来，他儿子钦宗才坐了两年皇位便亡国被掳走，因此还是要看做亡国之君的。
作为亡国之君，他与后唐李煜有许多相似之处。李煜也是才华横溢，诗词书画，无所不精。徽宗流传下来的“九叶鸿落一旦休，猖狂不听直臣谋。甘心万里为降虏，故国悲凉玉殿秋”同“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小楼昨夜又东风，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雕栏玉砌应犹在，只是朱颜改。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一样凄美，一样的风骨。
然而，身为一国之君，徽宗需要的不是卓越的书画天赋，更不是无法遏制的玩乐兴致；相反，正是这些浪漫的艺术气质令他距君王的标准越来越远，就像《宋史》中一针见血指出的那样：“宋徽宗诸事皆能，独不能为君耳！”所以，也就有了陈寅恪先生怒其不争的言辞：“宋朝的皇帝太荒唐。除太祖太宗算是开国皇帝比较圣明外，其他的似乎一开始都想振作朝纲，但干着干着便走样了。”
确实，徽宗虽然昏聩，却也曾作过“振作朝纲”的努力，不少学者评说他即位之初所施行的建中之政是取得成就，博得好评的，明代文人张溥就曾称赞他继位 “一年之内，获睹清明”。但他从前朝手中接过的，不仅不是像李治从其父亲手中接过的那种太平盛世，甚至可以用烂摊子来形容，正如张邦炜先生在《论北宋晚期的士风》中所说，徽宗即位的时候，北宋王朝已经走过了辉煌灿烂的历程，处于党争异常激烈的严峻时期，国势日薄西山。
于是，有人说若赵佶能将建中之政贯彻始终，或许能像刘秀一样，挽回衰败的颓势，再创一个“光武中兴”。但赵佶不是刘秀，也无法完成世人“中兴”的美好愿望，更何况他身边还有中国历史上数一数二的奸臣蔡京，和与蔡京一起合称“六贼”的王黼、朱勔、李彦、童贯、梁师成等人。
所谓一朝天子一朝臣，徽宗即位之后，同样也要培养自己的势力与亲信，但此时老臣司马光已然逝世，新旧党派的争斗仍在延续，庙堂之上完全是一副“朝无光，日月盲”的景象。对于那个即位不久便被夺去官职、闲居杭州的蔡京，徽宗开始时所持的态度是“莫与京”，也就是不起用的意思，但由于想要恢复神宗时的各项举措，在蔡京死党邓洵武的竭力推荐下，徽宗最后还是决定起用蔡京为宰相，且为独相。自此之后，北宋的大权落入了蔡京的手中，国势“终旁皇”达十七年之久。
就在上任的第二天，蔡京就怂恿徽宗下达了一道禁止元祐法的诏书，指斥元祐大臣“汲引死党，沸腾异端，肆行改更，无复忌惮”。几天之后，徽宗又规定：凡是元符末年“叙复过当”的元祐党人，一律不得任命在京差遣。属于这一范围内之人，包括司马光、文彦博、韩维、苏辙、苏轼、黄庭坚、程熙等共计一百二十人。徽宗还御笔将其亲书于文德殿门外的石碑上，再由蔡京书写颁示全国州县刻石。
其实名单上所列之人，并非全都是所谓的元祐旧臣，这只不过是在蔡京“同己为正，异己为邪”标准下的笼统划分罢了，但凡那些与蔡京意见相左者，也一股脑儿地全都被列入了元祐大臣的类别之中，以排除异己势力。不久，元祐皇后孟氏也因被蔡京划入了元祐党的行列，而继哲宗之后第二次被废。就此时朝廷的政局看来，无论是身为“真龙天子”的徽宗还是母仪天下的皇后，都已被蔡京玩弄于股掌之间了，真正是“中天日月手中物”。
与打击异己相伴随的是，蔡京积极安插自己的亲信、广布党羽，他提拔臭名昭著的其他“五贼”，提拔著名的奸臣杨戬、高俅等人，安排自己的儿子位居要职。如此一来，朝中之人从执政到侍从、从帅臣到监司，都成了蔡京一派，整个朝堂不再属于徽宗，而成了蔡京等奸佞之辈的天下。据《曲洧旧闻》记载蔡京曾公然声称：“既做好官，又要做好人，两者岂可得兼耶！”可见，当时朝廷之中几乎已无公正贤良之士，敢于直陈利弊了，只有那些善于阿谀奉承、依附蔡京之辈者才有晋升的可能，就像史料中记载的：“崇宁以来，在内惟取议论与朝廷同者为纯正，在外惟取推行法令速成者为干敏。”
为官者堕落至如此地步，那些正直忠厚之士眼见无力改变，唯有避而远之，相反地，那些恶劣无耻之徒则如见到蜂蜜的苍蝇般拼了命地涌入庙堂之中。诸多的卑劣之人中，就包括蔡京的长子蔡攸。在徽宗还未登基为帝时，蔡攸便已整日与赵佶厮混在一起了，待他即位之后，蔡攸更是变本加厉，借着父亲蔡京的权势和谄媚之道，深得徽宗的喜爱，在毫无建树的情况下，竟受封为英国公、燕国公，一时间风头更甚其父蔡京，果真是“父子同心并同道”，以谋权之心、献媚之道把曾经“获睹清明”的朝廷弄得乌烟瘴气。
徽宗一朝的衰败，虽不能全然归罪于蔡京父子，却也与奸佞的祸乱有着极大的关系，就像《宋史？徽宗纪》所说，最终导致徽宗“国破身辱”的是他将“私智小慧，用心一偏，疏斥正士，狎近奸谀”。而直接将这位最不像君王的徽宗赶下帝位的，是那场为夺回已割出去一百多年的“燕云十六州”的战争。
政和元年（公元1111年），一个名叫马植的人进入了宋朝统治阶层的视野中。这个出身燕州大话、曾任辽朝光禄卿的人，在卢沟桥向出使辽国而归的童贯献上了联合女真灭辽的计谋。这一年距宋、辽两国签订“澶渊之盟”已经有107年的历史了，虽然当初的盟誓已只剩下书面的记录，但一百多年来，宋辽百姓始终未曾起过干戈。马植的提议显然是非常突兀的，但当他站在徽宗的面前，恳求“念旧民涂炭之苦，复中国往昔之疆”时，徽宗仿佛看到了大宋收复“燕云十六州”后普天同庆的场景，于是当即决定依马植所进之言行事。
经过为期两年的商讨后，宋与金订立“海上之盟”，约定共同攻打辽国。宣和四年（公元1122年）十二月，被割让近二百年的燕云之地终于回到了中原统治者的手中，徽宗完成了宋太祖和宋太宗都未能完成的事业，王朝上下处处都洋溢着欣喜与激动。
但这只是个美好的开始而已，次年金朝就借口各宋朝兴师问罪，徽宗背负着“尽杀降将”的罪名换得了暂时的和平。又过了两年，迅速崛起的金在彻底灭了辽国之后，诬蔑宋背叛盟约，悍然发动了对宋的战争，挥兵南下，“奇云翻过北海头”，直逼燕山府。
整个大宋朝堂为之震惊，可谓是“凤阙龙先达生怛恻”。刚刚享受到胜利喜悦的徽宗匆忙中下罪己诏，将皇位传给自己的儿子钦宗赵桓，自己则仓皇逃往南方。新即位的宋钦宗乘着新年之际，改年号为靖康，期望国家平靖、安康，岂料天不遂人愿，钦宗的希冀宛如一场甜蜜的梦，还未来得及细细品味就被北来的铁骑惊醒了。
常识纪：
“海上之盟”
“海上之盟”为宣和二年（公元1120年）北宋与金国为联合攻打辽国而订立的盟约，因双方使节均由海上谈判而得名。双方协定：北宋与金各按议定的路线攻打辽国，北宋攻取辽的南京析津府（今北京）和西京大同府（今山西大同），金攻取辽的中京大定府（今内蒙古宁城境）；北宋灭辽后，将原本给予辽的岁币转给金，而金则需将燕云归还北宋；双方均不得单独与辽讲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