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枝枝叶叶皆色朱，混混沌沌世难明13
万子万孙层叠层，祖宗山上贝衣行——预言末帝崇祯
《推背图》第三十一象 甲午
谶曰
当涂遗孽 秽乱宫阙
一男一女 斯送人国
颂曰
忠臣贤士尽沉沦
天启其衷乱更纷
纵有胸怀光坦白
乾坤不属旧明君
我主万子万孙，何必问哉？
万子万孙层叠层，祖宗山上贝衣行。
西方贼拥乱到前，无个忠良敢谏言。……奔走梅山上九重。
——《烧饼歌》
“亡国之君”，对于所有身为帝王者，无疑是一个异常可怕的噩梦，因为不论是他们这样的高高在上者，还是他们眼中的蝼蚁小民，都明白其中代表的耻辱与百年之后永久跟随的诘问。尽管明知结局如此，崇祯皇帝还是躲不过这种“命中注定”。如果能早生个几十年，说不定他还可以成为一代中兴之主，但只因为运气不佳，拔了个末筹，就要一力承担大明王朝覆灭的责任，朱由检实在不甘心。
幸亏后世之人对他是宽容的。清初戏曲作家孔尚任的名作《桃花扇》中，有这样一段唱词：“高皇帝在九京，不管亡家破鼎，哪知他圣子神孙，反不如漂篷断梗。十七年忧国如病，呼不应天灵祖灵，调不来亲兵救兵；白练无情，送君王一命。伤心煞煤山私幸，独殉了社稷苍生。”言语间，透露出的尽是对崇祯皇帝的同情与惋惜。清朝重臣张廷玉在修《明史》时也为其辩解说：“帝承神、熹之后，慨然有为。即位之初，沉机独断，刈除奸逆，天下想望治平。惜乎大势已倾，积习难挽。在廷则门户纠纷，疆场则将骄卒惰。兵荒回告，流寇蔓延。遂至溃烂而莫可救，可谓不幸也已。”
确实，在经历了武宗、世宗、神宗、熹宗等人的折腾之后，大明王朝在党争与战事的消耗中，已经到了日薄西山之境。但这位踌躇满志的新皇帝仍然心存希望，当他雷厉风行地清除了魏忠贤和客氏的势力，肃清阉党之祸后，朝野上下也曾有所期盼。无奈，此时的大明早已是病入膏肓，即便是“宰相之杰”张居正再世必定也无力“回春”。因此，早在朱由检登基的那一刻，结局就已经写好——“纵有胸怀光坦白，乾坤不属旧明君”。更何况，着力想要做个英明之主的崇祯皇帝，还有着极其严重的性格缺陷。
自懂事之日起，朱由检就明白自己的处境：他的哥哥朱由校，虽名为君王，却因对木工活的痴迷，而将本应紧握手中的政治权力与国家机器，转让给了他最信任的太监魏忠贤。因此，熹宗统治王朝的七年，实际上是魏忠贤专权的七年。这个被称为“九千岁”的太监，以敌对的姿态面对着帝国中所有可能对他产生威胁的力量，自然也包括朱由校最亲近的人。
幸而，对国家、对政局充耳不闻的熹宗，还挂念着手足情、伉俪情。他在放任魏忠贤祸乱朝堂的同时，也坚决地保护着自己的弟弟和妻子。因此朱由检才能在魏阉的虎视眈眈之下得以保全。
天启七年（公元1627年）八月二十二日申时，熹宗皇帝朱由校驾崩。八月二十三日，魏忠贤宣布皇后懿旨，将皇帝的死讯布告天下。随后，以内阁大学士施凤来、黄立极和英国公张惟贤等人为代表的权臣，纷纷前往信王府劝信王入宫主政。朱由检即位，是为思宗，年号崇祯。他就是刘伯温预言的万历之孙“万子万孙层叠层”——“祖宗山（即“崇”）上贝衣（即“祯”）行”崇祯皇帝。
或许是自幼生活环境的复杂与提心吊胆，直到即位之时，朱由检始终都是小心翼翼的。据记载，为了防止像父亲朱常洛那样不明不白地死于“红丸”，朱由检在入宫时竟然自己带着干粮和饮用水。即便是到了晚上，他也不敢轻易入睡，甚至有过持剑暗坐于桌前，唯恐魏忠贤害他性命的情形。由此也就决定了他多疑、刚愎自用、驭下苛刻而寡恩的性格。
曾在崇祯一朝为官的李清在他的《三垣笔记》中记载了这样一件事：“崇祯有一天在宫里无意中听到自己最宠爱的田贵妃在独自抚琴，心中十分怀疑，便询问贵妃的琴艺师从何处，贵妃说时母亲自幼教授的。第二天，崇祯立马将贵妃的母亲召入宫中，田母与贵妃对弹，崇祯才释然作罢。”对于自己的后宫宠妃，崇祯尚且猜忌至此，更何况是面对手下的那些朝廷重臣、封疆大吏了。
南怀瑾先生曾说：“古今中外的君王领导人们，虽然各有不同的特别外形，但都有同一模式的猜忌。”帝王私事是国事，如果一个老百姓疑神疑鬼，至多周围人跟着郁闷，如果一国之君猜忌多疑，受害的可就是一个国家了。崇祯的多疑与偏执使得他对于朝臣的态度复杂多变。对身担重责的大臣，崇祯通常是先寄予极大的，甚至是超出实际的期望，一旦令其失望之后，又一变而为为切齿愤恨，必杀之而后快。
崇祯就在这样的恶性循环中，将一位位有用之臣逐出了朝堂。在位的十七年中，他频繁更迭阁部臣僚，先后用了近五十人，造就了“崇祯五十相”这样一个历史名词；多次诛杀督抚大吏，其中总督7人，巡抚11人。袁崇焕一案更是崇祯自毁长城。崇祯三年（公元1630年），镇守边关的辽东巡抚袁崇焕被以“谋叛”大罪论死，随着刑场上的千刀万剐，大明江山也随即支离破碎。“自崇焕死，边事益无人，明亡征决矣。”
所以当得知李自成在西安建立大顺国的消息后，尽管崇祯帝有心平乱，无奈满朝文武除了陪着皇帝一起流泪之外，竟无一人能想出解决之道，正应了刘伯温预言的“西方贼拥乱到前，无个忠良敢谏言”。
明朝败亡的结局已定，崇祯也注定得吞下朱家的历家君王共同酿下的苦果，这其中当然也包括他自己。虽然他勤于政事，不贪女色，呕心沥血，但他的性格缺陷却又给明朝的统治危机推波助澜。汤纲、南炳文在《明史》陈述了崇祯的三大短板：“一是急于求成，导致了‘功令太严，吏苦束湿’；二是虚荣而刚愎自用，给奸佞之徒钻了空子；三是不信任百官，寄希望于宦官，加深了政治的混乱。”
事已至此，崇祯皇帝唯一能做的，恐怕就是像梁末帝朱友贞、金哀宗完颜守绪那样，让一切都结束于自己手中，也免得沦落至被人蹂躏的地步。于是，在李自成攻入京城的时候，崇祯皇帝选择“奔走梅（同“煤”）山上九重”。他来到煤山，提笔在衣襟上写下这样的遗言：“朕自登基十七年，逆贼直逼京师，虽朕薄德貌恭，上干天咎，然皆诸臣之误朕也。朕死无面目见祖宗于地下，去朕冠冕，以发覆面，任贼分裂朕尸，勿伤朕百姓一人。”随后便解下袍带吊死在寿皇亭旁的一棵槐树上。
此时的朱由检，真可谓是孤家寡人了，他身边甚至连个陆秀夫式的人物都没有，难怪人们会将其视为历代亡国之君中最凄凉的一个。
如此的亡国之痛，不仅是末帝崇祯是个巨大的打击，对开国之君朱元璋无疑也是痛彻心扉的。或许是真有直面现实的勇气，又或许只是出于好奇，朱元璋向刘伯温提出了大明兴衰的问题。睿智如刘伯温者，即便明知结果如何，也不会直言激怒本就对文人怀有疑心的朱元璋，于是，他轻轻地道出了一句：“茫茫天数，我主万子万孙，何必问哉？”既可满足朱元璋对大明江山万世千秋的期望，实则又道出了明朝将终于万历之孙的结局，真乃神人也。
事件纪：
红丸案
万历四十八年（公元1620年）七月二十一日，万历皇帝去世，太子朱常洛即位，改年号为泰昌。登基大典之后，仅十天，即八月初十，朱常洛便一病不起。八月十四日，病重，急召内官崔文升治病。不料服用崔文升开的药后，竟开始腹泻，病情丝毫未见好转。八月二十九日正午，朱常洛服用鸿胪寺丞李可灼所进的一粒红丸，“暖润舒畅，思进饮膳”。下午申时，李可灼又进一粒红丸。次日，泰昌帝驾崩。这起因“红丸”引发的宫廷案件，便被称为“红丸案”，乃明末三大案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