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 马背英雄踏中原，满清盛衰日渐斜2
长白深处胡人来，主客不分占中原——预言满清入关
《推背图》第三十三象 丙申
谶曰
黄河水清 气顺则治
主客不分 地支无子
颂曰
天长白瀑来
胡人气不衰
藩离多撤去
稚子半可哀
天启六年（公元1626年）八月，太子河，华丽的龙舟里，努尔哈赤躺在厚厚的毡毯上，眼望棱窗外的湛蓝天空，身上的毒疽隐隐作痛。“难道这就是天命？”壮志未酬的他心中无限遗憾，虽然完成了女真的统一，却无法见到攻破燕京的那一刻了，而那，恰恰是他起兵反明时的愿景。
努尔哈赤，是与成吉思汗一起为西方学者所关注的中国古代杰出人物。25岁起兵，68岁故去，44年的金戈铁马将他的人生磨砺得辉煌灿烂。而其之所以能得到西方人的钟情，在阎崇年先生看来，“主要原因可能是成吉思汗与努尔哈赤都是少数民族，由少数民族入主中原，统治以汉族为主、人口众多的多民族国家，不能不说是个奇迹。同成吉思汗相比，努尔哈赤的传奇色彩似乎更浓，在中国自秦始皇以下两千多年的历史中，建立过两百年以上大一统皇朝的只有西汉、唐、明、清。大清帝国占据中国历史舞台长达268年，为自秦以降整个中国皇朝历史的八分之一。而汉高祖刘邦、唐高祖李渊、明太祖朱元璋，都是汉族，只有清太祖努尔哈赤是少数民族。
同样是少数民族帝国的开创者，同样为西方所关注，建州女真的后裔努尔哈赤却不同于统一蒙古建立元朝的成吉思汗，因为他没有部落首领的出身，万历十一年（公元1583年）五月起兵时只有祖传的十三副遗甲，他的统一战争就显得益发艰难。他首先用了十年的时间统一建州女真，“环满洲而居者，皆为削平，国势日胜”。接下来，阻挡他统一脚步的就是海西女真和野人女真，它们和建州女真一样，都是曾建立金帝国，征服了中国大半土地，还活捉了当时宋王朝的徽钦二帝的女真民族的分支。在努尔哈赤的这两大对手中，野人女真实力不足虑，海西女真四部则是一块难啃的骨头，尤以叶赫女真部为最。
在叶赫部东哥的“帮助”下，努尔哈赤一点点地将散落的女真部族纳入自己的辖区。并于万历四十四年（公元1616年）正月除夕，在赫图阿拉举行开国登基大典，自称“承奉天命覆育列国英明汗”，定国号为后金，建元天命。一个辖地数千里、臣民数十万的强大地方政权，出现在明朝的长白山地区。当然，努尔哈赤的天下宏图不只着眼在严寒贫瘠的塞外，在荡平女真的同时，他也在觊觎富庶的中原。当明朝联合叶赫对抗建州时，努尔哈赤决定与大明撕破脸皮。
与任何一场“师出有名”的战争一样，每位征讨者都是搜罗罪状、寻找借口的高手。在这场对明朝的战争中，努尔哈赤的出师之名就是所谓的“七大恨”。然而，在“七大恨”中，除去“杀我父祖”的血海深仇外，其他不过都是些无关痛痒或牵强附会之词。难怪柏杨先生说除去第一大恨外，“其他六大恨不过一些微不足道的鸡毛蒜皮小事”。
尽管努尔哈赤提出的理由看起来并不是很名正言顺，却仍激励着女真儿郎们势如破竹，连下抚顺和清河等四城，并取得了努尔哈赤人生第二次大考验——萨尔浒大战的胜利。这场大捷，是当代历史学者阎崇年先生所说的努尔哈赤“天、地、人、己”“四合”集于一身的集中体现。
此役之后，明朝虽已无兴兵之力，但熊廷弼的“固守不浪战”的政策也让伐明之师暂时难以推进。于是，努尔哈赤回过头，摆出早已时过境迁的理由——“将已聘之女另许他人”，啃掉了叶赫这根“硬骨头”，完成了他扩张人生雄图的关键一步，也是阎崇年认为的他的十大贡献第一条——统一女真各部。
下一步，努尔哈赤将锋芒指向腐朽的大明王朝，擎起了敲响朱氏丧钟的巨杵。天启六年，他在宁远遇到了生平第一个劲敌，他首尝败绩，终结了征战43年而不败的神话，并身负重伤。更重要的是，一颗高傲的心也在耻辱与遗憾中备受煎熬。八月十一日，努尔哈赤怀着深深的遗憾，带着如同他的年号——“天命”一般的命运离开了，但他未竟的事业仍在他的儿子、后金新君皇太极手中延续。
阎崇年先生说皇太极成为最大的赢家绝非偶然，无论是文治还是武功，他都显然比对手技高一筹。自宁远一战后，皇太极看到了大明王朝虽然内部已经腐如朽木，但外围仍有道坚固的“长城”需要突破，袁崇焕就是其一。即使能够突破，两强相争，损耗极大，于是他提出“取燕京如伐大树，须先从两旁斫削，则大树自仆”的理念，开始他层层递进的“伐大树”行动。
他改变对内政策，尤其是对待汉民，他采取安抚政策，强调满洲、蒙古、汉人之间的关系“譬诸五味，调剂贵得其宜”，并重视对汉族文人的提拔，让他们入朝为官；他两次东征朝鲜，先后迫使其定下“兄弟之盟”、“君臣之盟”，彻底断绝了朝鲜与明朝的关系；他三次向西用兵，将林丹汗驱逐至青海，占领了漠南蒙古；他用反间计使得多疑而刚愎自用的大明崇祯帝“自毁长城”，除掉了杀父仇人袁崇焕，如《明史？袁崇焕传》所说：“自崇焕死，边事益无人，明亡征决矣！”确实，袁崇焕的死，使得明朝再无良将可出。
一番大刀阔斧的动作之后，皇太极率领诸贝勒大臣祭告努尔哈赤说：“朝鲜已纳贡，察哈尔等部已归附，今为敌国，唯有明国耳。”确实，此时的明朝已经彻底成为一株孤立中空、辅根皆断、旁枝尽削的朽木，皇太极可以放手收拾面前的这盘残局了。
崇祯十七年（公元1644年）四月，李自成攻占北京的军报传到大清的都城盛京。多尔衮急召智囊汉人范文程等决策。范文程分析了明崇祯帝死后军事与政治的形势，建议利用忠于明朝的官吏、缙绅、儒士、百姓对农民军的不满，兴师入关，逐鹿中原。他起草宣谕官吏百姓的布告说：我们的军队是为你们的皇帝报仇的，不是来杀你们的百姓的。现在我们要诛灭的，只有闯贼！官吏归顺我们，还是官复原职；百姓投奔我们，还让你们重操旧业。我们的军队有严格的军纪，肯定不会加害你们！
于是，摄政睿亲王多尔衮于四月初九领大将军印，统率八旗满洲、蒙古、汉军等共约14万大军，奔向山海关，去与驻守在这“天下第一关”的吴三桂交涉。许是苍天庇佑，此时还在静观时局变化的吴三桂在李自成大顺朝的推动下，很快便倒向了多尔衮一方，将清兵引入了中原。
自此，这些从“天长白（即长白山）爆来”的满洲人，“主客不分”地占据了原本属于汉人的江山，建立了又一个少数民族政权——“黄河水清”中所指的清朝。在李淳风和袁天罡这样的中原预言家眼中，这显然就是“胡人气不衰”之势。但对许多百姓而言，江山姓什么并不重要，最重要的是他们能否安居乐业，而百姓的这种期盼可能要“气顺则治”，即到顺治一朝方能实现。
争议纪：
孝庄下嫁多尔衮
有人认为皇太极因病猝死之后，最有资格使其的多尔衮之所以同意让福临即位，是因为福临的母亲孝庄皇帝提出了“嫁给”小叔子多尔衮的条件，以换得多尔衮对福临倾尽尽力的支持。但在历史学者阎崇年先生经过多角度的分析后，得出的结论是：太后“下嫁”一事确实无。民间之所以会将此事传得活灵活现，最主要的一个原因是汉族与满族之间的文化差异与政治冲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