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 马背英雄踏中原，满清盛衰日渐斜9
十全武功王，周甲乐饥荒——预言乾隆朝
朝臣乞来月无光，叩首各人口渺茫，一见生中相庆贺，逍遥周甲乐饥荒。
——《烧饼歌》
康熙五十二年（公元1713年）三月十八日，康熙六旬华诞，各省百姓及退休官员纷纷赶来京师祝寿皇帝寿辰。一向主张各种庆典不事铺张、一切从简的康熙，被臣民的赤诚而感动，下谕“今岁天下老人为朕六旬大庆，皆从数千里匍匐而来，如何令其空归？欲赐伊等筵宴，然后遣回”。于是在畅春园宴请诸位老人，诸皇子率皇孙及宗室子弟50余人，亲执爵觞为老人倒茶，并颁发礼物，以答谢臣民对他的爱戴，并彰显“养老尊贤之至意”，以此进行社会教化。此种被后人称之为“恩隆礼洽，为万古未有之举”的御宴，因康熙帝于宴席上的一首《千叟宴》而得名。
乾隆五十年（公元1785年）正月初六，适奉喜添五世元孙，乾隆于乾清宫举行千叟宴，并当场赋《千叟宴》诗一首：“抽秘无须更骋妍，惟将实事纪耆筵。追思侍陛髫垂日，讶至当轩手赐年。君酢臣酬九重会，天恩国庆万春延。祖孙两举千叟宴，史策饶他莫并肩。”其志得意满之情跃然纸上。“祖孙两举千叟宴”一句，透露出他大摆“千叟宴”的举动是从祖父康熙帝那里学来的。夹在祖孙两代的千叟宴之间的，便是被后人称道的“康乾盛世”。
柏杨先生将这个盛世称为中国历史上继春秋末期战国初期和唐代之后的第三个黄金时代。康熙是这个黄金时代的开创者，刘伯温预言“朝臣乞来月无光（即“乾”），叩首各人口渺茫，一见生（即“隆”）中相庆贺”中的乾隆皇帝更是将这个盛世推向了最高峰。
乾隆，名爱新觉罗？弘历，在清朝的诸位帝王中，是可以称得上英杰人物的。同时，他也是幸运的，自幼便得到爷爷康熙帝的钟爱，而其继位的过程也因雍正皇帝所创立的秘密立储的制度而避免了兄弟相残的悲剧。
更重要的，他从雍正帝手中接过的，本身是一个根基稳固的天下，只要不犯什么大的过失，单是凭着康熙、雍正两朝打下的基础，也足以将盛世维持下去了，何况乾隆皇帝并非无能之辈，他将祖宗的基业进一步发扬光大，于文治和武功方面都有不错的建树。对此，乾隆皇帝自己也颇为自豪，他曾总结自己的一生，作《御制十全记》，称自己有“十全武功”：“十功者，平准噶尔为二，定回部为一，扫金川为二，靖台湾为一，降缅甸、安南各一，即今二次受廓尔喀降，合为十。”并自诩为“十全老人”。
然而，就在自称“得国之正，扩土之广，臣服之普，民庶之安”时，乾隆皇帝治下的王朝阴影也开始逐渐显露出来，人口问题便是连他自己也无法忽视的一个问题。好诗文的乾隆皇帝曾写过一首题为《民数谷数》的诗：“谷数较为初贱祚，增才十分一倍就。民数增乃二十倍，固幸太平滋生富。以二十倍食一倍，谷价踊贵理非谬，谷贵因之诸物贵，何怪近利居奇售。”从诗中可以看出，乾隆帝对人口增加、米价上涨等问题的思考。
清史专家郭成康先生说：乾隆已开始把米贵作为一种宏观经济现象加以考虑。他的思索，他对当时关于米贵种种说法的辩诘，对于深入探索物价持续上涨的尚未被人认识的奥秘极富启发意义。但是，乾隆的思考终究没有跳出那个时代和窠臼，他最后还是把原因归结到了“太平滋生富”之上，并认为这是所有物价上涨的症结所在，而没有从整个中国乃至世界经济格局的变化出发对这个问题进行深入剖析，所以他得到的结论也必然是表面化的，自然也就无法找出切实的解决之法。
正如乾隆自己所言，人口增加带来的一个明显的变化，就是物价上涨。樊树志指出：由于人均耕地面积下降，每人所得粮食日益减少，导致粮食价格持续上涨。在物价上涨的冲击下，国家收入的另外一项重要来源——炼铜、漕运和盐业的成本也提升很快，难以为继，纷纷破产，形成了人口增加——土地减少——物价上涨——工业破产，这样一个恶性循环的怪圈。再加上康熙时期的“盛世添丁，永不加赋”，使国家赋税长期稳定在两千八九百万两上下。另外，清朝官兵的收入百年不变，物价却一直在上涨，官兵俸饷均入不敷出，只好各想奇招，贪污受贿者大有人在，吏治腐败，更加重了百姓苦难。
为缓解这种压力，乾隆沿袭了康熙时的应对措施，继续开荒垦地，但仅此一项远远不能满足新增人口对土地的需求。因此，乾隆时期的很多农民都失去了土地，沦为佃农，更多的人则背井离乡、四处漂泊乞讨，增加了社会的不安定因素。衰败，如幽灵般，正一点点地靠近大清朝和中国历史上的第三个黄金时代。
法国学者勒内？格鲁塞在《伟大的历史》中说：“中国的历史模式就是：在出现两三代有能力的统治者之后，王朝就陷入衰落。古老的帝国被王朝的创立者所重建，然后再一次土崩瓦解。1644年赢得皇位的满族部落，也逃不出这一规律。”而在大清王朝盛极而衰的过程中，乾隆更是发挥了不可忽视的、幕后推手的作用。
由于对温婉柔和的江南情有独钟，乾隆自称为了解江南军事、政治、河务、海防情形及百姓疾苦，同时想感受一下皇祖康熙南巡时百姓夹道欢迎的盛况，决定效法先帝，协同皇太后进行了六次南巡，实际不过是要与皇太后一起饱览大好河山而已。范文谰先生就说过：（乾隆）六次南巡均在苏杭之间，“为问民风”显然不足以为“自娱”作辩解。他所体察的民情也只是“有秋无弊病”一类的谀词。乾隆帝为粉饰的升平而陶醉，而自炫，直到晚年退位后才多少有所醒悟，说他在位六十年，“惟六次南巡，劳民伤财，作无益，害有益”。
如他所言，他的首次南巡仅国库耗银就达568300两，再加上地方捐助摊派，其数远大于此。后来的5次南巡又一次更胜一次，助长了奢靡之风。各地官员也借迎驾之机，勒索百姓，加重了人民负担，确为劳民伤财之举。
但惯于享受的乾隆，即便是宫廷生活也挥霍成风。孝圣太后六十大寿时，乾隆为她举办了浩大的庆寿大典，“以展臣子祝嘏之诚”“仰承圣母欢心”。整个祝寿过程从准备到结束持续近一年，此时民间由于连年水患，已经发生灾荒。但为给皇太后祝寿，各地还要增加摊派，官吏更是进一步受贿勒索，人民负担日益沉重。
上行下效，整个王朝中奢侈浮华成风，中国社会内的各种深刻、尖锐的矛盾已到了无法掩盖的程度，就像英国的第一个访华使团成员约翰？巴罗在《我看乾隆盛世》中所说：“不管是在舟山还是在溯白河而上去京城的三天里，没有看到任何人民丰衣足食、农村富饶繁荣的证明。……除了村庄周围，难得有树，且形状丑陋。房屋通常都是泥墙平房，茅草盖顶。偶尔有一幢独立的小楼，但是决无一幢像绅士的府第，或者称得上舒适的农舍。……不管是房屋还是河道，都不能跟雷德里夫和瓦平（英国泰晤士河边的两个城镇）相提并论。事实上，触目所及无非是贫困落后的景象。”
所以，当这位喜欢游山玩水、“逍遥周甲（一甲子为六十年）”的皇帝交到他的儿子嘉庆帝手中时，大清朝其实只剩下一个华丽的外壳了，内里隐藏的全是破败与“饥荒”。嘉庆四年（公元1799年）正月初三，中国历史上实际执政时间最长、寿命也最长的帝王撒手人寰，但他至死也不知道就在他在位的那六十年世界发生了怎样历史性的巨变：乾隆三十年（公元1765年），英国乃至世界的工业革命开始；乾隆三十九年（公元1774年），美利坚合众国成立；乾隆五十四年（公元1789年），法国资产阶级大革命爆发。
世界在科学和机器文明的影响下，正日渐繁荣兴旺，而大清王朝正在急速衰竭。中国与世界的距离，就在“天朝上国”的迷梦中越拉越大了。
常识纪：
甲子
十天干（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与十二地支（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按顺序两两相配，从甲子到癸亥，共六十个组合，甲子为第一个。论阴阳五行，天干之甲属阳之木，地支之子属阳之水，是水生木相生。另外，从甲子到癸亥的循环，也叫“一甲子”，共六十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