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 马背英雄踏中原，满清盛衰日渐斜11
手执钢刀九十九，决战紫禁之巅——预言白莲教起义
手执钢刀九十九，杀尽胡人方罢休。
——《烧饼歌》
范文澜先生曾说：“乾隆帝晚年陶醉于臣僚的一片颂声，又陷于‘于外事总未经历’的境地，对臣下的谏诤和民间的怨叹，不免厌听。实际情况是：乾隆帝退位前，清王朝的统治已然日益腐败，危机四伏。民间不只兴叹，而在秘密酝酿着起义风暴的兴起，乾隆帝无视这一切，自称为‘归政全人’，而业已形成的种种危难，留给了他的继承者嘉庆帝。”的确，在嘉庆帝刚刚登上大位四个月的时候，一场历时九年，席卷五省的大规模农民起义——白莲教起义爆发了。
白莲教的历史源远流长，被历代统治者定为邪教。元末白莲教正式形成以前就出现过如“吃菜事魔” 、“妖贼”等种种邪教，多为与社会现实格格不入的宗教异端，以及一些打着宗教旗号的民间秘密教派、迷信团体。白莲教形成后，比较正规意义上的邪教开始出现，他们最典型的一个共同点，便是组织、经卷、教义和活动都与现实社会秩序极不吻合，甚至到了格格不入的程度。
元朝末年，由白莲教与其他秘密宗教倡导发起的农民起义，针对的目标便南下的蒙古政权。这些草莽们借号召群众造反的形式，推翻了颟顸虚弱的元朝帝国，造就了一个崭新的大明王朝。然而，这个帝国的开创者、通过参加秘密组织发家的朱元璋，随着其政治立场的转变，对待白莲教的态度也发生了180度的转变。元至正二十六年（1366年），朱元璋在著名的讨张士诚檄文中，就明确攻击白莲教的言辞：“愚民误中妖术，不解偈言之荒诞，偏信弥勒之真有，冀其治世，以甦其苦，聚为烧香之党，根据汝颖，蔓延河洛。妖言既行，凶谋遂逞，焚荡城郭，杀戮士夫，荼毒生灵，无端万状。”深恶痛绝之情，可见一斑。所以朱元璋正式建立明朝后，便明令禁止各民间教派的活动，以峻法严刑治理诸教。但有明一代，白莲教的起义从来没有断绝过。
满清入主中原之后不久，这个令前朝政府头疼不已的重大社会问题，也同样出现在他们面前。为了维护和巩固刚刚建立起来的统治秩序，清廷也对白莲教之类的秘密组织采取坚决镇压的政策。但由于清朝立国不久，无暇对付不计其数的秘密组织，再加上康熙、雍正两朝多采取“与民休息”的政策，没有采取什么大的动作，白莲教也就相对安定。
到了乾隆一朝，尤其是乾隆统治后期，情形就大不一样了。民间被朝廷欺压又为严重，很多人的生存又面临危机，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就又白莲教为共同的精神纽带，聚集在一起哄抢豪绅富户，再次成为社会的破坏力量。开始时，白莲教采取的是零星斗争的形式，“不整队，不迎战，不走平原，惟树百为群，忽分忽合，忽南忽北”。但随着苦难的加深和白莲教势力的发展，到嘉庆元年（公元1796年），较大规模的起义斗争终于爆发了。
嘉庆刚上台，面临的便是风起云涌的白莲教起义，就像《黄蘖禅师诗》中预言的那样：“赤龙受庆事堪嘉（暗指“嘉庆”），哪怕莲池开白花（隐喻“白莲教”）”。 得知消息的嘉庆帝立即派兵前往镇压，在连续的镇压失败后，嘉庆帝又改为“剿抚兼施”的策略，其实质不过是借招降之名，行征讨之实，镇压也就变得更加惨烈了。
在这次斗争蔓延湖北、陕西、四川、河南、甘肃五省的白莲教起义中，义军诸人个个英勇无比，“手执钢刀九十九，杀尽胡人方罢休”，其中尤其以王聪儿的襄阳义军为壮烈。王聪儿身为女性，却成为教首和统帅有几方面的原因。一方面是她具有出众的武艺，以及广大白莲教教徒对其夫齐林的尊重和拥护。另一方面，也是最重要的一个原因则来自白莲教教义本身。正如白莲教经文（宝卷）中所说的：“或是男，或是女，本来不二。都仗着，无生母，一气先天。”和“嘱咐合会男和女，不必你们分彼此。”前者是指无论男女，先天都是平等的；后者是指同教中的男女之间，不应存有芥蒂隔阂。因此，在白莲教的许多分支创始人中有不少是女性，当民间宗教和农民起义相结合的时候，又出现了不少女统帅。
王聪儿率领湖北襄阳义军连挫清军，为保存实力，更久远地打击清廷，她率军完成了从湖北经陕西到四川的战略转移。在打破清军的三面合击的战役中，王聪儿在白帝城同清军激战三昼夜，最终突破了清军的防线。
此后，王聪儿率军转战川陕边界，每次出其不意打击清军，清军处处被动，死伤惨重，剩下的也疲惫不堪。嘉庆皇帝恼羞成怒，大骂王聪儿是“贼中逆首”，勒令清军务必围歼。经过无数次苦战，王聪儿率部回师湖北，在郧阳（今郧县）三岔河的卸花坡与清军遭遇，受到八路强敌的围攻。以王聪儿、姚之富为首的30多名英雄姐妹，一个个跳岩自尽了。
嘉庆九年（公元1804年）九月，历时九年的白莲教起义最后被清政府镇压，以失败告终。但清政府也付出了惨重的代价，单是军费就损耗两亿两，相当于清政府国库的四年总收入，嘉庆帝刚刚从和珅那里没收来弥补国库亏空的财富，转眼间便花掉了近五分之一。
然而，一切还只是个开始，就像明朝时白莲教起义从未间断过一样，嘉庆一朝也始终为白莲教起义所扰，其中影响最大的，是震动全国的“癸酉之变”。
嘉庆十八年（公元1813年）九月十五日，白莲教诸多支派中的天理教200名教徒，在林清的率领下，以“奉天开道”为旗帜，发动起义，攻打京师紫禁城。他们以东华门、西华门为突破口，直指皇宫重地。面对突如其来、全无畏惧的义军，守卫皇宫的侍卫猝不及防，惊慌失措。幸亏当时在上书房的皇次子旻宁临危不乱，迅速组织皇宫中的清军镇压叛乱。经过浴血奋战，这场“决战紫禁之巅”的战斗，以天理教寡不敌众失败告终。
十七日林清被捕，清军开始对天理教众进行大规模的搜捕行动。到十二月十二日，清军攻陷天理教基地滑县，这场因发生于癸酉年而得名的起义最终落幕，整个华北大地为之震撼。痛心疾首的嘉庆皇帝，唯有发一道罪己诏，自责“汉唐宋明未有之变”竟发生于大清，“较之明梃南一案，何啻倍蓗！”
长久的农民起义，揭开了大清朝华丽外衣下的累累伤疤，为这个朝代的覆亡奏响了序曲。嘉庆皇帝自然心知肚明，他也曾探寻衰落背后的原因，所以他会亲自审讯嘉庆三年（公元1798年）被俘的农民军首领王三槐，从其口中获悉是“官逼民反”后，他总结说：“层层朘削，皆为和珅一人。”“朕所以重治和珅之罪者，实为其贻误军国重务。”然而，杀和珅以谢天下，毕竟只是治标不治本之法。而他的那句“平时慢说君恩重，辜负君恩是尔曹”，更是与明朝末帝崇祯的“朕非亡国之君，臣皆亡国之君”如出一辙，不论是确实不知，还是刻意回避，将责任推到他人的身上固然不失为一个逃避责骂的好办法，但大清朝自他嘉庆帝开始一步步滑向灾难的深渊，却是注定无法改变的现实。
常识纪：
嘉庆御制诗
“内外朝臣尽紫袍，何人肯与朕分劳。玉杯饮尽千家血，银烛烧残百姓膏。天泪落时人泪落，歌声高处哭声高。平时慢说君恩重，辜负君恩是尔曹。”嘉庆的这首御制诗中，“玉杯饮尽千家血，银烛烧残百姓膏”与杜甫的“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有异曲同工之妙。高居君王位，仍能看到民间的疾苦，足见其怀有仁爱之心。嘉庆帝看到问题了，却没找到根治之法，而是以一句“平时慢说君恩重，辜负君恩是尔曹”便将责任全都推到了大臣们的身上，这就注定他无法力挽狂澜，拯救大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