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4.文学为百学之原。
1915年6月25日，毛泽东在给友人的信中总结自己的读书经验说：
“为学之道，先博而后约，先中而后西，先普通而后专门”。他十分赞赏康有为、梁启超的治学方法，说：“康尝言：吾四十岁以前，学遍中国学问；四十岁以后，又吸收西国学问之精华”。“梁固早慧，观其自述，亦是先业词章，后治各科。盖文学为百学之原，吾前言诗赋无用，实失言也。足下有志于此乎？来日之中国，艰难百倍于昔，非有奇杰不足言救济，足下幸无暴弃”。显然，毛泽东把精通国学作为奇杰的条件之一来看待的。
（雷国珍等着《毛泽东大成智慧》，当代中国出版社2001年11月版，第21-22页。）
185.新瓶新酒也好，旧瓶新酒也好，都应该短小精悍。
1937年，卢沟桥一声炮响，国共合作形成，抗日战争开始，中央军委委托中央宣传部组织了西北战地服务团奔赴前方，丁玲被任命为这个团的主任。丁玲曾到凤凰山下毛泽东住处，请示工作。毛泽东说：“宣传要大众化，新瓶新酒也好，旧瓶新酒也好，都应该短小精悍，适合战争环境，为老百姓所喜欢。要向群众，向友军宣传我党的抗日主张，宣传抗日救国十大纲领，扩大我们党和军队的政治影响。”西战团出发前赶排了一些话剧、歌剧，大鼓、相声，还把秧歌改成《打倒日本升平舞》，搬上了舞台。毛泽东和中央的一些领导同志来看了汇报演出。在南门外戏台上一次为群众演出后，朱光同志跳上台来兴奋地连声说道：“成功了！成功了！”毛泽东看完演出，极有兴趣笑着对丁玲说：“节目可以，就这样搞下去。”从1937年到次年的10月，丁玲在西战团工作的一年内，大抵是坚持了这一方向的。
这就是毛泽东！他说话、讲演、写文章都针对不同对象，选择不同的语言和方式，所以，他对文艺工作者也是这样要求，“射箭要看靶子，弹琴要看听众”。
（苏扬编《中国出了个毛泽东》，解放军出版社1991年4月版，第3-7页。）
186.作品好比饭菜一样，要既有营养，又有好的味道。
在中国革命史上，延安以抗战圣地闻名于世。这主要是因为中共中央驻在这里，指挥着敌后战场波澜壮阔的游击战争，并且这里清正廉洁的政风也与大后方重庆的腐败形成鲜明的对照。于是全国许多进步青年和文化人怀着投奔光明的仰慕之情，从全国各地乃至海外汇聚到延安。
一时间，并不算大的延安成了人文鼎盛之都，据说知识分子多达六七千人。这些人组成了各种文化、文艺团体，从事文艺创作活动。当时汇集在延安的文化工作者大致有两种：一种是原来就生活在苏区，后来又经过二万五千里长征到达陕北的；另一种是从上海、北平等大城市奔赴延安的。由于经历不同，他们的创作特点不同，各存特点，而又有彼此不合的因素在里面。
毛泽东作为一个思想家和革命领袖，深感文学和艺术是革命战线不可缺少的一个方面，照他的话说：“我们有两支军队，一支是朱（德）总司令的，一支是鲁（迅）总司令的。”1942年5月30日，毛泽东再一次就文艺与文艺工作者方面的问题发表演讲，他说：“你们从小鲁艺到大鲁艺去，就是外来干部。不要瞧不起本地干部，不要以为自己是洋包子，瞧不起土包子。”毛泽东引用柳宗元的《黔之驴》形象生动地说：“贵州没有驴驹子，有人运来了一匹驴驹子到那里去。它到那里就是外来的洋包子。贵州的老虎个子不大，是本地的土包子。小老虎看见驴驹子那种庞然大物的样子，很害怕，驴驹子叫了一声，小老虎吓坏了，就逃得远远的。后来久了一点，小老虎觉得驴驹子没什么了不起，就走近它，并且碰碰它。驴驹子大怒，用脚踢了小老虎一下。小老虎这才看出它那两下子，就说，原来你不过有这点本事！结果小老虎就吃掉了这头驴驹子。”1938年4月28日，毛泽东在鲁迅艺术学院再作演讲，他说：“艺术作品要有内容，要适合时代的要求、大众的要求。作品好比饭菜一样，要既有营养，又有好的味道。中国人是最会做饭做菜吃的，做菜的时候适当地调配各种材料，加上油盐酱醋各种佐料，经过巧妙的烹调，便产生一种美味并且保持了营养成分。”
（王守柱、李保华编着《毛泽东的魅力》，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10月版，第360-365页；《毛泽东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12月版，第122页。）
187.抗日的现实主义，革命的浪漫主义。
1939年鲁迅艺术文学院成立一周年，毛泽东为其题词：抗日的现实主义，革命的浪漫主义。在纪念仪式上，冼星海指挥演唱他的着名作品《黄河大合唱》，演唱像黄河本身那样雄伟，那样惊心动魄，那样表现出中国人的伟大力量。
毛泽东为演出的热烈气氛和雄伟气势所感动。当演唱结束时，他动情地连连说“好！好！好！”。
“抗日的现实主义，革命的浪漫主义。”其实和毛泽东所说的“要有思想性，也要有艺术性”是一脉相承的。“现实主义”就是说要有“思想性”，要激励人民；“浪漫主义”就是说要有“艺术性”，要有想象，有造，给人们留下回味的空间。
188.诗言志。
（雷国珍等着《毛泽东大成智慧》，当代中国出版社2001年11月版，第460页。）
50年代末开始，国际上形成了一股反华浪潮，毛泽东洞悉了这股逆流，并利用他犀利的诗人的语言予他们以迎头痛击。1959年9月1日，毛泽东致信臧克家、徐迟：
“……近日写了两首七律，录上呈正。如此为可，可上《诗刊》。全世界反动派从去年起，咒骂我们，狗血喷头。照我看好得很。他们越骂得凶，我就越高兴，让他们骂上半个世纪吧！究竟谁胜谁败？我这两首诗，也是答复那些忘八蛋的。”随信，毛泽东抄录了自己的《到韶山》、《登庐山》两首诗。
对于臧克家大家应该是非常熟悉的了，对徐迟可能比较陌生，其实徐迟在文学上的造诣也是很深的。徐迟是我国非常着名的现代诗人、散文学家。他于1931年开始写诗，1934年发表诗作《寄》、《沉重的BUS》等。1957年任《诗刊》副主编，毛泽东给臧克家和他写信的时候，他正在《诗刊》担任副主编的职务。建国后，徐迟多次深入基层，完成了《美丽？神奇？丰富》、《战争？和平？进步》和《共和国的歌》等作品。1960年定居武汉，开始从事报告文学的创作，1976年以后，以报告文学的形式反映自然科学领域的生活，《哥德巴赫猜想》、《地质之光》及反映葛洲坝水利枢纽工作建设的《刑天舞干戚》，均获全国优秀报告文学奖。以诗人气质写报告文学，熔政论、诗和散文于一炉。
令徐迟感到最荣耀的一件事是毛泽东给他题词的事情：
1945年8月28日，毛泽东赴重庆与蒋介石和谈。毛泽东充分利用这次到敌后方的机会，和重庆的爱国人士、社会贤达进行广泛接触。在重庆文化界进步人士的一次聚会上，诗人徐迟向毛泽东请教关于诗应该怎样写的问题。毛泽东稍事沉思，没有马上回答，即席提笔潇洒地为徐迟题写了“诗言志”这三个字，作为回答。一时在重庆传为美谈。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应《诗刊》的请求，为他们再一次题写了同样的内容，为诗人们的创作指明了方向。
这三个字最早见于《尚书？尧典》，是中国诗学理论中对诗的本质特征的经典概括，被历代诗人奉为圭臬。
（刘汉民编着《毛泽东诗话词话书话集观》，长江文艺出版社2002年10月版，第59-60页。）
189.百花齐放，百家争鸣。
1956年4月25日，毛泽东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作《论十大关系》的报告。报告中反映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这种意思，但是没有展开，讨论报告时，陆定一提出对于学术性质、技术性质的问题要让它自由。有人讲到毛泽东“百花齐放”题词所起的作用和成立历史研究委员会时毛泽东提出的“百家争鸣”的情况，建议在科学文化问题上要贯彻这两个口号。
4月28日，毛泽东听取了代表们的建议，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作总结发言时，在第五点中说道：“‘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我看这应该成为我们的方针。艺术问题上百花齐放，学术问题上百家争鸣。讲学术，这种学术可以，那种学术也可以，不要拿一种学术压倒一切，你如果是真理，信的人势必就会越多。”“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的正式宣布，是在1956年5月2日。当时毛泽东在最高国务院会议上作《论十大关系》的报告，各方人士发言之后，毛泽东又一次发言，他说：“现在春天来了嘛，一百种花都让它开放，不要只让几种花开放，还有几种花不让它开放，这就叫百花齐放。
百家争鸣是诸子百家，春秋战国时代，两千年前那个时候，有许多学说，大家自由争论，现在我们也需要这个。”5月26日，陆定一代表中共中央在怀仁堂向知识界作题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讲话。讲话一开始就说：“中国共产党对文艺工作主张百花齐放，对科学工作主张百家争鸣，这已经由毛主席在最高国务会议上宣布过了。”这样，“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就成为了我们科学界、文艺界所采取的一贯方针。
（袁永松主编《伟人毛泽东》（中卷），红旗出版社1997年4月版，第219页。）
190.我们的文学艺术是要为无产阶级服务的，现在有些东西表现得就不够好。
1963年11月29日晚上，前线话剧团在中南海怀仁堂演出了话剧《霓虹灯下的哨兵》。闲谈中，首长们向毛泽东身边的工作人员了解了毛泽东的生活近况。听说毛泽东的饮食起居很好，大家都很高兴。工作人员还介绍说：看这么长时间的戏，主席是有准备的。忽听有人报告：“毛主席来了，在隔壁的小休息室里”。首长们匆匆走了出去。一个声音传来：“请作者。”沈西蒙走了出去。又一个声音：“请团长。”张泽易真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随即跟了进去。只见毛泽东站在客厅的中间，陪同他来的还有江青，也站在一边。主席亲切地和我们握手。江青和张泽易握手的时候说：“认识。我们在上海见过面。”介绍之后，毛泽东退回到后面一张单人沙发上，一边坐下，一边幽默地说：“我的名誉不好，都说我不看话剧。”风趣的开场白，引起了在场同志的一片笑声。主席自己解释说：“看了你的，不看他的不好，会有意见，我又没有那么多时间。”接着毛泽东把话锋一转，深思地说：“话剧是最有生命力的，最能反映现实的。”这是毛泽东对话剧艺术的高度评价，30年来（今年是毛泽东观看《霓虹灯下的哨兵》30周年）一直铭刻在张泽易的脑海中。
接下来，毛泽东还谈到《红楼梦》的问题。主席说：“我们的文学艺术是要为无产阶级服务的，现在有些东西表现得就不够好。《红楼梦》是好书，但根据它改编出来的戏剧，就没有把贾、史、王、薛四大家族统治者杀了多少人的阶级斗争给反映出来。”主席发问：“《红楼梦》里死了多少人啦？”有人作了回答。主席说：“死了这么多人嘛！”谈到京剧改革问题，主席说：“那些不好的东西，封建主义的东西不改掉，京剧是没有前途的。现在主要要搞新的、现实的东西。演那些宣传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东西，对我们今天的人，不会起到什么好作用。
京戏不改革，至少年轻人都不要看。”谈兴正浓，有人进来报告：“一切都准备好了，请主席入场。”前线话剧团最有历史意义的一场演出开始了…
（“毛泽东与我”征文组委会编《我见到了毛主席》，山西人民出版社1993年11月版，第313-31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