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师要学会向学生学习
有人告诉我，说他们认为我是属于那种比较注意追踪前沿科学，比较有眼光，有魄力的科学家。我仔细地想了想，觉得不完全是这样。我这个人思想里面还是很有些保守的东西的，所以有时候会因为我的近视而看不出某一新兴学科的前途。我觉得我的眼光有时不如自己的学生，不如年轻人。
我给他们举了一个例子，是在六十年代初，我国早期开展激光研究时的一件事。那时，我的一个学生开始对激光领域发生了兴趣，向我提出要研制红宝石激光器的设想。当时我虽然不反对，但也没有给予他更多的支持。尽管我也帮助他解决了其中的晶体与氙灯的结构设计问题，却没有及时地投入更多的精力和力量来开展激光方面的研究。这其间的原因一方面是由于我当时把主要精力都放在大型国防科研项目150工程上了，但更主要的还是因为我没能及时地看出激光这一新兴学科的发展前景。直到这个学生研制出红宝石激光器之后，我才意识到这一新兴学科具有很广阔的发展前途。
我所提到的这个很有才气的学生，就是后来成为我国着名光学专家、激光专家的王之江先生。
王之江是我的学生中是最着名的，也是在学术上贡献最大的一个。早在五十年代，王之江刚刚毕业来到光机所的时候，我就看中了这棵苗子。从那时起，我就对王之江格外器重。
王之江的学习成绩很好。开始时，他常因为自己的学习成绩优异而表现得傲气十足。他是搞光学设计的，因为缺乏实际操作经验，画的图拿到车间常常做不出来。车间找他问，他却理直气壮地说：“我不管，我只管设计那几条线，做出来做不出来是你们的事。”为了培养王之江的动手能力，使他懂得理论与实践结合的重要性，我干脆把王之江放到车间去锻炼了一年，让他老老实实地从磨玻璃开始，学会磨出自己设计的那几条线。实践使王之江一下就开窍了。他明白了理论转化为实践的过程中总是会出现一些细微的误差，而这些问题是需要双方共同研究解决的。大家都说，就是从那以后王之江才再也不“牛”了。
王之江是一个典型的学者型的知识分子，他不仅聪明好学，而且勤奋钻研。但王之江孤傲耿直，不善处理人际关系，很容易在纷繁的政治运动中成为目标。常惹出麻烦来。
肃反时，王之江就因为出言不慎，被认为有反动思想而受到了批判。当时，我替王之江开脱，说他年轻单纯，虽然有些话说得过格了点，但思想上并不反动。但我不管怎么说也无济于事，人家就是要开他的批判会。当时，我真是火了。这边正批着呢，我那边一气之下就跑到了吉林省委。我找到宣传部长，拍着胸脯对他说，我以我个人的身份担保王之江绝对没有问题！弄得一时间满城风雨。
反右时，惯于坦诚直言从不包藏自己的王之江又捅了漏子。我左袒右护，结果自己反倒弄了个内定右派倾向，差一点把自己也折到了右派堆里。后来我才知道，这些情况直到1974年，还在一份题为《关于王大珩同志的历史和表现情况》的上报材料中被提及。说我在五反、肃反运动中认识模糊。在整风反右运动初期认识较差，表现右倾。对一些右派言论颇加赏识，一度在感情上同情某些右派分子。这里主要就是讲我对王之江的态度。
王之江在科研方面十分有潜力，所以我对他也的确格外悉心培养。但是，在极左思想盛行的那些年代，我的这些做法竟都成了罪状。说我欣赏王之江的才干把他“视为宠儿”，支持他走白专道路，说我从苏联带回的最新的技术资料都是先给王之江看，还说我在1956年工资改革时一再坚持把王之江评为八级助研（全所52年毕业生中只有王一人是八级）过后又给他奖励，选他为省先进工作者，向科学进军的积极分子等。
的确，这些事我都做过。而且至今我也认为我做得是对的。
说老实话，我对王之江的期望值一直很高。而王之江也的确没有辜负我对他的期望。他以敏锐的目光先我一步看到了激光领域的发展前景，并及时跟踪介入这一领域，为我国激光技术发展始终处于国际先进行列做出了突出贡献。在这一点上，我很佩服王之江的眼光和能力。我想，所有的人都是有局限的。世界上大概根本就不存在永不失误的眼睛，不存在永远正确的智者，真正的智者是指那些能及时发现误差并迅速进行调整的人。老师不一定在所有的领域中都比自己的学生强，老师也不一定永远都比自己的学生强，当老师的应该善于向自己的学生学习。当王之江研制出红宝石激光器后，我立刻意识到激光是一门极有发展前途的新的光学领域。此后，我开始积极支持他，敦促他撰写文章及时在学术刊物上发表学术成果。我自己也开始密切关注和追踪激光研究领域。后来，在这批年轻人的倡议下，在领导及包括我的支持下，成立了以激光为主攻方向的上海光机所。如今上海光机所已经发展成为我国最重要的激光技术科研基地。前几年，我还和王淦昌先生共同向聂荣臻元帅建议，在上海光机所建立了世界上只有极少数国家（英、法、日）才拥有的强激光联合实验室。近几年，我又与几位老科学家一起向国家提出了“开展我国激光核聚变研究”的建议。
如今，王之江先生已经成为中国科学院院士，成为我国着名的光学专家，成为我国激光事业最重要的奠基人之一了。作为他的老师，我很高兴，我对自己有这样一位成就卓着的学生而感到自豪。做为一个优秀的科学家，王之江先生为国家做出了突出贡献，也赢得了我这个老师对他的尊敬。
我想说的是，当老师的更要学会向自己的学生学习。
把学生的潜质逼出来
大概由于我有过在大连大学当老师的经历，我一直很喜欢老师的工作，喜欢讲课。
1958年，我和全所的同志们一起创建了长春光学精密机械学院。刚开始时，由于师资力量尚未充实，学院的院长、副院长每人都必须兼授一门课。我是院长，我就自告奋勇地承担了教授基础物理课和技术物理专业课的全部课程。
我很希望培养学生们的独立思考能力，希望他们学会不死读书，希望他们有想法、有创建。所以，我那时给他们考物理经常出作文题。
考试时，我经常是在黑板上写下一、两道论述题目，然后宣布几条：一、可以任意选择其中的一道题目；二、可以随便翻看物理书或学习笔记；三、可以在前半个小时交头接耳相互探讨。学生们一开始都很高兴，以为这么宽松的条件等于白送。但仔细琢磨下来，很多人就傻眼儿了。因为我出的题没有一道能在书上找到完整的答案。答案是渗透在整本书中的，你无论选答哪道题都得吃透学过的内容！没有任何捷径可走，只能沉下心来努力往里钻，钻进去了，搞明白了，一篇文章也就写出来了。这时候心中就会豁然开朗，突然觉得学过的东西变得格外清晰，突然觉得那厚厚的书变得很薄了。
这种方法对学生很有好处，但对老师来说却很辛苦，对老师的要求也很高。首先是出题难。要想把题出得好，出得巧，就需要老师具有很敏锐的目光和很高的涵盖能力。其次是判卷难。判这种卷不同打分，没有标准答案。老师得一篇篇地仔细阅读学生们的文章，从中了解他们各自对这门课程的掌握程度。且不说对每一篇文章做出评价，单是一下子阅读几十文章就要花费许多时间。但我觉得值得，这样做能把有潜质的学生逼出来。
我有时候是把学生逼得挺狠的。现在的长春光机学院院长姜会林是我文革后带的第一批博士生。姜会林在做博士论文的时候，我给他出了三道难易不同的题目，让他从中选择一个。其中最难、最生僻的一个题目是《光学系统设计的经济效益问题》。我对姜会林说，这个题目不太好搞，但很有意义，我倾向你选择这个题目，你自己再好好考虑一下。
姜会林拿着这个题目憋了半年。这半年里，他与许多光学界的专家进行了探讨，竟没有一个赞同他搞这个题目。那时候，中国刚刚开始改革开放，经济效益对大家来说还是个很生疏的词。多数人的意见都是说这个题目没法搞。理由是，我们是搞技术的，不懂经济。连王之江都说：“题目太大了，倒是有意义，但不好做。”姜会林本想多找几个人探讨，好给自己坚定信心，没想到这一来反倒是泄了气了。他思量再三之后，下决心去找我商量放弃这个题目，改做一个难度小一些的。
听了姜会林的陈述后，我思索了很久。我对姜会林说，我也是从研究生走过来的，以我的经验来看，发明与创造往往就寓于疑难工作之中，解决了所遇到的疑难问题，就有可能做出突出的成绩，就有可能从中获得知识和学问上的最大收益。我说，我认为在研究工作中，那种自始至终一帆风顺，与开始所料没多少区别的课题，虽然做起来容易，完成的顺利，但因为起点低，所以极有可能从中所得甚微，从长远来看是没有好处的。最后，我告诉姜会林，我是考虑到你的自身条件，才给你出了这样一个课题的。姜会林年纪比较大，参加工作多年，有很好的实践经验和理论基础，我认为，以姜会林的经历和能力是能够胜任这个课题的。我说我就是想逼一逼你，如果换一个缺乏经历的年轻研究生，我就不会给这个题目了。
后来姜会林告诉我，他当时真是被逼无奈，硬着头皮把这个题目接下来的。回去后，他也是硬着头皮把这个题目做下去的。一年后，姜会林才把课题的基本论述方法、主要论点和公式搞出了一个大概的总体结构框架。
至今我还记得姜会林那篇论文提纲带给我的兴奋。当时，我看完提纲后激动得呼地一下站了起来，一把拉住姜会林的手，一个劲地对秘书说：“你看，我就知道他一定能做出创造性的工作！他这三个部分都很有意思，都有创造性的价值！”那天，姜会林告辞的时候，我兴奋得不自觉地一直跟着他走，把他送到楼下，又一直送到了院子里，觉得还不尽兴，就干脆送到了大门外。在大门口，我对他说：“我考虑，根据你现在做出的成就，你可以参加一些国际上的交流了。明年有个国际镜头光学设计会议邀请我参加，我想推荐你去参加，把你的观点在会上讲一讲，介绍出去。”
后来，在我的积极推荐下，姜会林参加了那次国际镜头光学设计会议。这次国际交往为姜会林开拓了眼界，扩大了视野，也使姜会林的研究成果得到了更广泛的认同。1985年，世界《光学学报》刊登了姜会林的研究文章。此后，在日本举行的第十三届国际光学学会，特邀姜会林前去做学术报告，并肯定了姜会林的文章是此项研究的“四大进展之一”。
如今，姜会林已经成为一个出色的光学专家。他担任了长春光机学院院长，挑起了为我们国家培养光机人才的重担。
比做学问更重要的是做人
我常对我的学生说，比做学问更重要的是做人。
我有个很好的学生，叫赵文兴。赵文兴是个地地道道的农村孩子，是凭着一股子劲儿从农村里闯出来的。刚做我的博士生时，赵文兴对我很敬到了畏的程度。第一次见面时，他从头到尾直挺挺地坐在那里，紧张的连话都不会说了。我每说一句话，他都恨不得赶紧在小本本上记下来。当时，他还不了解我，不知道该如何同我打交道。结果，他越是小心就越出错。
1982年，赵文兴要去西德参加一个学术会议。临行前，他把准备在这个会议上发表的一篇文章拿给我看。文章写得很好，但我一眼就发现他把我的名字署到前面了。这篇文章的整个观点倒是我的，是我在英国时就想到的问题，但我一直没有机会去做，没有得到证实，我就把这个题目交给了赵文兴。是赵文兴成功地做出了这个实验，又是他据此写出了这篇论文，因此，这篇论文的署名理应是他在前我在后。我就毫不犹豫地把名字的顺序改过来了。
赵文兴是个实在人，回去后他越想越觉得心里过意不去。他认为自己只是做了一些实验工作，证实了导师的观点，把自己的名字署在导师前面他总觉得不应该，就又把名字的顺序改了回来。定稿时，看到他又把我的名字署在前面了，就引起了我的重视。我想，署名的事情看起来很小，但实际上很大。做导师的人在署名的问题上应该十分严肃，不能仗着自己是导师，就不管做没做工作也要往上署名，不管做没做主要工作也要把名字署在前面。这种署名是丢人格的，是不值钱的，是会对自己的学生产生不良影响的。我们做导师的应该用自己的行动向学生证实这个道理：比做学问更重要的是做人。于是，我把名字的顺序重新更改过来，很严肃地对赵文兴说，学术文章的署名不应该有长幼尊卑之分，应该具有科学的态度。这项研究从实验到论文都是由你来完成的，你的名字就理所当然应该署在前面，请你不要再改动了。
后来，又是因为署名的问题我朝赵文兴发过一次火。那是赵文兴在做另一篇论文的时候。这篇论文也是基于我的观点，由赵文兴做的实验，写出的论文。但因为其中存在着一些有可能引起争议的问题，在发表时赵文兴就十分谨慎。他与副导师经过反复商量之后，从不给我增添麻烦的角度考虑，决定不在文章上署我的名字了，只以赵文兴自己的名字来发表。我不了解这其间的隐情，所以当我看到这篇文章后十分生气。我认为赵文兴在署名问题上仍然缺乏严肃认真的科学态度，立刻把赵文兴叫来责问。当时，赵文兴看到我发火了，就紧张起来。他本来就是个老实人，不是很善言词的，心情越紧张就越难以解释清楚，结果装了一肚子委屈走了。后来，还是赵文兴的副导师把情况向我解释清楚了。了解到实际情况后，我对这件事很后悔。我想，我应该向赵文兴道歉，尽管我是他的导师，但是导师有错更应该主动承认错误，这不是面子问题，这是做人的问题。所以，我专门给赵文兴写了一封向他道歉的信。我在信上说，是我错怪了文兴同志，自己当时的态度是过于激烈了，希望文兴同志不要多心，还请文兴同志多多原谅。
长春光机所现任所长曹健林是继我之后的第四任所长，也是最年轻的一位所长。我现在是长春光机所的名誉所长，也是最老的一位所长。我总觉得从某种角度来说，今天的曹健林恐怕比我当年创业时还要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