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年，我创建光机所的时候虽然科研基础差，人力物力匮乏，但毕竟那是一个倾全国之力支持科技发展的年代。那时候，只要是科研需要，党和上级领导要人给人，要物给物。搞电子显微镜时，说需要有一台电子显微镜做参考，一下就把武汉微生物研究所刚进口的一台电子显微镜要来了。说需要人，与电子所打个招呼，当即就把刚从德国学成回国的黄兰友先生留下，立刻就投入工作干起来。搞国防科研的时候更是全国一条心，需要什么支持就有什么支持，需要怎么支持就怎么支持。而且，那时候我们这些从国外回来的专家，在领导层中还是有一定的威望和影响的，讲话还是很起作用的。记得我们研制电子显微镜时，中科院党组书记张劲夫同志担心是否搞得出来。我说，起码不会比21年前世界上第一台电子显微镜坏，我们应该能搞出来，应该能取得这个胜利。领导就立刻给予我们大力支持。
如今不同了。曹健林当所长的今天，恰逢改革大潮兴起。而科技体制改革的第一批就有长春光机所。长春光机所作为中科院的改革试点单位，被推到了改革的前沿。国家改变了原有的拨款制度，大量削减事业费，吃了几十年皇粮的光机所，说断奶就一下子断奶了。面对拨款制度改变后的严峻局面，维持偌大一个光机所的生存就成了曹健林的主要工作了。曹健林需要思考许多对我们这些中国科学家来说曾经是十分陌生的课题：他要考虑如何带领这么大的研究所走出生存的困境；他要考虑如何才能既保证光机所的生存而又不失其科研单位的基本性质和科学水平；他要考虑市场，要以市场为导向；他要考虑经济效益，要以经济效益为中心；他还要考虑从事高新技术研究和产品开发的新思路。而这些还仅仅只是一个方面，对曹健林来说，也许最难面对还是在商品经济浪潮的冲击下知识分子群体的意识分化。市场经济在知识分子面前展开了一个充满了诱惑的世界，而市场经济的日渐活跃，又逐渐淡化了主流意识形态，这使越来越多的知识分子开始改变了自己的价值取向。他们开始拒绝传统知识分子的“士”之人格，不再甘心固守精神和清贫了，他们变得越来越现实，越来越无法专注于眼前的事情了。
对曹健林来说，要应付眼前这所有的一切，实在是过于沉重了。我很体谅曹健林的难处，总希望能帮曹健林做点什么，每次见到曹健林，我总要问一问：“你看还需要我做点什么？”如果有能帮上忙的事情，我就会尽全力去做。但也有例外。
有一次，曹健林来北京找我。我知道他肯定有事，但他却吭吭吃吃地绕了半天也没说明来意。我觉得很奇怪，曹健林从来不是这样的。当年，他刚从国外读完博士回来时，根本不认识我就敢冒然闯进我家，请我出面支持他申请“863计划”中的一个科研项目。那次，他申请的是有关X-射线膜层方面的研究课题，这个项目人家花了几十万，他说我只要一万元，保证把这个课题做出来！我被他的热情感动了，通过交谈，我相信他具有这个能力，所以我当即提笔为他写了推荐信。结果，他果然只用了一万元就把这个项目做出了。我想，曹健林是一个习惯明确表达自己想法的人，他这个样子一定是有难以说出口的话。我突然想起，眼下正是推选中科院院士的时候，我是科学院主席团成员，在院士的评选中能够起到一些作用，曹健林一定是为了这件事来的。
我默默地注视着曹健林，突然开口对他说：“说吧，你想给谁说情？”
曹健林当时就愣了，他没想到我会主动把话挑出来，就一五一十地对我说了。他果然是为推选科学院院士的事专程来找我的。站在所长的角度，曹健林想在这次院士推选中为所里多争取一个名额。他说临行之前，他们所里几个领导商量了一下，觉得推荐的这个人是我的学生，我很有可能会破例同意给使点劲儿。
听了曹健林的讲述之后，我很久很久没有说话。我有些不知道该怎么对他说才好。我不想伤害他，他有他的难处，况且他也不是为了自己。只是他不懂，他这是给我出了个天大的难题。我历来鄙薄把社会上的关系学带到科技界的做法，历来鄙薄科技界中以师承关系相互照应的不良风气，我自己怎么能这样做呢。孟子说，枉己者，未有能直人者也。既然我告诉我的学生比做学问更重要的是做人，我就得自己先做正这个人。否则，我还有什么脸面做他人的导师呢！沉默了很长时间，我才长长地叹了一口气，很真诚地对曹健林说，我想告诉你一句实话，不知你听了是否会相信。我说，你知道吗？在现在的中科院院士中，有10个人曾经做过我的学生，但是，他们这些人却没有一个是由我提名而当选为院士的。我不知道怎么样才能向你解释清楚这件事，我只想请你答应我，今后不要再向我提这样的要求了好不好？我很珍惜自己的这份权利，我想请求你让我把这个权利留给我自己。
星球大战
大家都知道，1983年3月23日，美国总统里根曾发表过一次着名的“星球大战”演说。这位第四十任美国总统在白宫的椭圆形办公室向全世界宣布，他要下令制定一个全面深入的研究计划--战略防御计划，以最终消除由携带核弹头的弹道导弹所造成的威胁。
里根总统是凭借七十年代到八十年代初美国的国际地位空前低落的政治背景，高喊着“重振国威”和“重整军备”的口号上台的。上台以后，他一直在寻求一种能扭转军事力量对比中对美不利趋势，重获对苏军事优势的有效方法。因此，里根总统对“战略防御计划”抱着很大希望，他希望这项远比“曼哈顿”计划和“阿波罗”计划庞大得多的计划会使美国在不断升级的军备竞赛中完全占据优势。
里根总统的“星球大战”演说，立刻在全世界引起了一系列的反应。
反应最快的是前苏联。里根演说后的第三天，安德罗波夫就出现在记者面前，以答记者问的方式指出：美国“星球大战”计划的根本目的，是使苏联在美国的核威胁面前解除武装。这位苏共中央总书记用前所未有的强硬的口气说：“谋求对苏联军事优势的任何企图都是徒劳的！”此后，苏联开始积极活动，一面在国际上广造舆论对美国的“星球大战”计划予以谴责，一面利用各种机会在西欧国家中进行游说，争取他们站到反对的立场上来。同时，苏联还在联合国不断提出新的议案，为“星球大战”计划设置障碍。
紧接着，法国总统密特朗就针锋相对地告诉里根，法国对美国的“星球大战”计划不支持、不参加。法国历来是西欧诸国中最具独立意识的国家。密特朗总统很清醒。他知道西欧国家需要的是东西方的低均势，而不是不断升级的军备竞赛。西欧地处对抗的最前沿，美国的“星球大战”计划势必激化美苏矛盾，使西欧卷入一个新旋涡之中。如此下去，西欧国家的低均势战略和灵活反应战略将不复存在！因此，1985年4月17日，密特朗总统针对“星球大战计划”提出了西欧的“尤里卡计划”！
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向美国发出信号，表示愿意参加“星球大战”计划。但是，最后英国却戏剧性地突然转向了法国的“尤里卡”计划。
联邦德国的态度显然是至关重要的。出于需要美国的核保护，科尔总理一度对“星球大战”计划期望较大，看成是欧洲的一个“历史性机会”，表示愿意参加“星球大战”计划的研究，使德、法关系一度蒙上了阴影。当时朝野意见纷纭，最后经过调研，其结果很令科尔失望，美国的所谓合作只是商务往来。最后，联邦德国毅然转向法国，支持法国的“尤里卡”计划。
以野心、顽强和心计着称于世的日本美国的“星球大战”邀请显示出一种超乎寻常的热情。中曾根首相表示，将依据1983年两国就向美国提供武器技术所达成的一揽子协议进行，但内容秘而不宣。日本人绝不是没有自己的想法的。
从1983年起，我国有关部门也多次组织专家学者，从各个方面对“星球大战”计划进行分析、研讨、论证。专家学者们普遍认为：从表面上看，“星球大战”只是一个重点针对苏联军事威胁的战略防御计划。但就此计划囊括了大批新兴尖端科学技术这一点看，其间除了军事目的外，还有其深远的政治目的。美国试图通过“星球大战”计划的实施，促进国防科技的发展，进而带动高新技术和国民经济的全面振兴，以确保美国在世界军事、政治、经济中的优势地位。换句话说，美国是企图利用“星球大战”计划在高科技领域独占鳌头，最终达到抢占21世纪战略制高点的目的。对这一问题的认识各方面都已达成了共识。但是，在我们应该采取什么对策这个问题上，却一直存在着分歧。一种意见认为：我们也应该搞。理由是，在科学技术飞跃发展的今天，谁能把握住高科技领域发展方向，谁就有可能在国际竞争中占据优势。我们不能轻易放弃这个机会。另一种意见则认为：以我们的国力来看，目前还不具备全面发展高科技的经济实力。现在他们搞高科技，我们可以先搞短期见效的项目。等他们搞出来以后，我们也有了经济实力，就可以利用他们的成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