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前人们在对青铜器颇有建树的研究中，却有意无意地忽略了青铜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铜的开采与冶炼。这不仅因为前人的认识有限，更与开采与冶炼的资料匮乏及遗物的阙如密切相关。
古人对铜绿山古矿开采与冶炼所记载的文字资料至今连片言只语也无法找到。当时，矿工们仅只专注于艰辛的劳作，恐怕根本就没有考虑过要把他们的生产经验与生活方式形诸文字。先民们素以直观朴素见长，或是不善将日常的生产与生活上升至理性的高度，或是不愿立言。即以我国最伟大的哲学家老子、孔子而言，也是如此。老子若不出关，后人们也就见不到惜墨如金的五千言《道德经》；孔子的一部《论语》，并非他的亲自着述，也是后生们聆听教诲后记录整理而成的。在此，我可以肯定地断言，铜绿山的矿工们根本就没有留下相关的文字资料，在恶劣的环境、艰辛的劳作与疾病的折磨下，也许，在他们的头脑里连这一想法都不曾有过。如果没有留存的遗物，今天我们所面对的，只是一片茫茫的空白，当然也就无从着手研究了。
好在有了遗址的发现与发掘，根据实物实景，我们便可推测想象，恢复原貌，还其历史的本来面目了。对青铜的开采、冶炼的研究，不仅可以丰富青铜文化的内涵，还可对青铜时代与青铜文化的整体研究起到实质性的突破与开拓作用。
在对铜绿山古矿冶遗址的参观、研究与认识中，我发现了涉及中国文化及历史发展与走向的两个重大问题。
其一，当地除了大量的古矿井与为数众多的古熔炉外，却没有发现一处铸造作坊遗址。也就是说，铜绿山的矿石从地底开采出来，就近冶炼为一锭锭的粗铜后，即通过大冶湖进入长江水道，运往别处加工锻造，铸成一件件精美的青铜器具供贵族阶层享用。铜绿山所能做的，便是将那些炼成的粗糙铜块源源不断地输出，铸造成器的最后一道工序，全然被统治者所垄断。他们没有使用铜块的权利，当然也就无法掌握铸造的精密技术，就连开矿使用的那些铜锛铜斧等青铜生产工具，也是从外地输送进来的。
这一情形不唯古代，即使今天，铜绿山所在的黄石市也没有多大改变。黄石素有江南聚宝盆之称，丰富的矿产自然使得生活在这块土地上的祖祖辈辈感到由衷的自豪。然而，丰富的资源在给当地人民带来荣耀与财富的同时，也在他们的心灵深处产生了一种可怕的惰性——“靠山吃山”。如果能靠捡矿石吃饭，靠卖资源发财，谁还愿去绞尽脑汁、费心尽力地去开拓新的发展之路？因此，长期以来，当地民众、当地企业大都围着开山挖石兜圈子，半饥半饱地吃着“资源饭”，以致错过了一次又一次调整结构、自我完善、经济腾飞的良机。
今日现代化的露天开采已将当年的铜绿山从原海拔一百多米的山峰降成凹入地底的锅形山谷，一台台穿孔机飞转着天轮，一部部电铲自如地伸展着钢铁巨臂，一辆辆大型卡车往来如梭；地底的开采已深入山体六百米以下，一条条上下盘旋的幽长隧道简直就是一座座复杂的迷宫，在铜矿技术人员的引导及讲解下，也弄得我晕头转脑，不辨东西。现在无论露天开采，还是地底作业，与先民们那屈身井巷的手工掘进，自有天壤之别，不可同日而语。铜绿山矿的冶炼，也全部实行了大规模的机械化与自动化，一座座高大的厂房，一台台磨碎、搅拌、熔炼的机械设备，依山而架的一根根粗大管道，不知不觉地将你从眼前的现实拉回远古的竖炉，两相比较，更为现代文明的发达感到由衷的惊叹。
尽管如此，可自古以来“吃资源饭”的格局与模式却没有半点变化。铜块冶炼后，仍是运往外地再行精加工。若以１９９４年的价格而言，一吨粗铜一点八万元，经过电解后可增值到二点三万元，而加工成漆包线就变成了四万元。如果黄石运出的不是粗铜，而是加工后的漆包线，一吨就可增值二点二万元。黄石市每年生产粗铜约六万吨，如果自己消化加工一半，那该增值多少？这笔帐人人都会算，可因历史的惰性、认识的限制与条件的束缚，一时就是难以改变，无法转轨。
对资源和传统产业的过分依赖，必然导致经济结构的失调，形成大投入、高耗能、重污染的产业格局。况且，资源不能再生，总有穷尽之日。如果长期陷于短视，我们必将对此付出沉重的代价。
不唯黄石，许多地方乃至整个国家，都存在着“靠山吃山”的依赖与惰性。过去，我们总是一个劲地念叨祖国地大物博，并为此豪情满怀。然而，当我们从自我陶醉的迷梦中醒来睁眼一瞧时，东边地狭物薄的蕞尔小国日本却又一次跑在了我们的前面。具有丰富的资源当然不错，而能够充分利用自身的资源并善于借用别人（包括外地与外国）的资源，才是一种真正的本事！
其次，铜绿山古矿冶遗址的堆积层由近及远地包括近期堆积层，地表扰乱层，隋唐堆积层，战国至春秋堆积层，春秋早、中期堆积层，西周晚期堆积层等六个层次。这些堆积虽然年代不同、层次有别，但显示出的冶炼技术与指标却是一脉相承。它向我们十分清楚地表明，我国数千年的冶金史从烧陶到炼铜，从炼铜鼓风炉的应用与完善，都是沿着一条独立发展的道路，自成体系，很少借鉴与交流。
最早使用青铜是巴比伦人，这与当地的地理环境密切相关。那里的资源主要为丰富的天然气、石油气和石油胶，再就是脚下的泥土、地底的矿石。于是，他们就将泥土、矿石与火这些丰富的资源结合在一起，发明了陶瓷、砖瓦、青铜、铁、玻璃等先进的物质文明。巴比伦人使用青铜的时间远比中国早，因燃料与原材料的不同，他们的冶炼体系与我国古代自然有别，优劣互现。如能相互交流，取长补短，必能产生新的质变与飞跃，出现新的矿冶发展格局。可是，我国丰富的铜矿资源大多位于南方，据《禹贡·尚书》所记，九洲之中，贡金三品的仅为荆州与扬州。金三品即铜、金、银三种，其中尤以铜为主。古代交通不便，而荆州、扬州与巴比伦一东一西，而矿冶又受着地理环境与条件的严格限制，也就难以相互沟通交流，只有封闭地依照自己的特点一脉相承地发展着。而中国文明又过于早熟，到了一定时期，也就进入了它的鼎盛期与顶峰期，再往前走，要么停滞不前，要么进入一条死胡同之中。铜绿山古矿冶遗址就是一个典型的例证，尽管当地仍储藏着丰富的铜矿资源，可开采与冶炼却不知于何时消失殆尽，留给后人的，不过是一堆堆遗弃的矿渣、一座座废弃的竖炉、一道道深埋的矿井、一层层不同的堆积、一个个难解的哑谜而已。即使古代的采矿、冶炼技术没有消失，一如继往地向前发展着，因受体系、条件的制约，也永远不可能发展到机械化的自动开采与冶炼。今日的开采、冶炼技术与模式，纯属引进与“拿来”之物。
扯远了，还是让我们回到“青铜时代”这一话题。尽管铜器的最早使用不在中国，但我们的祖先在青铜时代以聪明的智慧，以其独有的体系创造出了无与伦比的青铜文化，在世界上曾长期居于遥遥领先的地位。
青铜文明的衰落是历史的必然，青铜由铁器的取代是人类进步的表征。人类的文明总是不断地由旧时代向新时代递进、演变、发展，每一时代都有它独特的内涵，只有领会并把握住时代的本质，才能登上时代的顶峰，创造时代的辉煌。而我们的祖先在青铜时代，正是很好地做到了这一点。
研究青铜时代，借鉴古人智慧，对我们反思近代工业文明的落后，把握新时代的内涵与本质，在跨世纪之交的今天有着非同寻常的积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