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吴民民长篇小说《世纪末的挽钟》
吴民民是从报告文学创作步入文坛的。他的报告文学作品《冰海沉船》、《留日学生心态录》先后在中国作家协会举办的全国优秀报告文学作品评选活动中获奖。这些成绩的取得表明了吴民民文学创作的才能与实力。
1985年，吴民民东赴日本早稻田大学研究生院，攻读演剧系电影学。此后，又转入日本拓殖大学研究生院政治经济研究科，攻读国际关系学。一年多时间之后，他接任该大学外籍讲师。同时应日本？影视艺术制作公司聘请，成为该公司的专业作家。新的生活领域为吴民民的学习深造创造了很好的机会，也为他的文学创作提供了新的题材内容。近些年内，吴民民曾写作并发表了不少有关留日学人生活的纪实性作品，且以其细致的观察分析引人关注。但是，在繁忙沉重的学习工作之余，他收集大量历史资料、花费极多心血劳动所创作的长篇小说《世纪末的挽钟》，无疑是他最重要的创作收获。这也是国内的文学界进一步认吴民民作为一个小说家的重要作品。这部小说此前上部曾以《丸之岬》为名在大陆（人民文学出版社）、香港、日本等地出版。这次，又新增下部，共70余万言，在大陆以《世纪末的挽钟》（上下卷），在香港、台湾以《梦幻三部曲》为题出版。因之，这部长篇大着的问世，可以说是吴民民文学创作的一个里程碑。
《世纪末的挽钟》是一部具有明显纪实性的小说。它既具备很强烈的真实性的诱惑，又同时拥有小说虚构艺术认可的那种自由运作的超真实艺术性魅力。正是在这种真实与虚构的结合部，吴民民为自己的小说确定了铺展生活的空间，找到了看取社会历史与人生的艺术视角。若是从小说的本文风格特点来看，那么《世纪末的挽钟》首先在把历史人生的真实性同小说创作的艺术创造性相互融汇结合这一点上，有着鲜明的个性。这种个性或许已算不上什么太新颖的表现，可因为吴民民的具体运作却绝对是巧妙且富于成效了。
《世纪末的挽钟》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亚洲太平洋战场这样一个巨大的历史背景上对社会生活与人进行艺术性观照的。小说的故事情节和人物命运在历史的层面上横向展开，又在纵向上逐渐延伸，很有效地实现了历史与人生的结合，实现了昨天与今天的联系。历史生活的充分真实性与虚构人物的艺术性对接，使得这部小说内容宏阔、厚重，有很强的历史感与社会人生深度。又因为作家把中、日、美及菲律宾的一些人物命运与二战时那个罕见的、至今仍然未能完全查明的“山下奉文菲律宾藏金”事件之谜巧妙地钩连到一起，所以，历史事件进程的扑朔迷离以及人物命运的沉浮变化还使小说具有某种神秘的色彩和某些侦探小说情节起伏跌宕、人物性格刚硬冷峻的品格。在我看来，吴民民在真实与虚构之间实现的对接，在丰富纷纭的历史生活情节和人物命运变化曲折上的完善构筑，使这部小说掠取侦探小说与表现人的心灵情感的艺术性小说之特长，在通俗性和严肃性、在可读性与深刻性等方面取得了综合性成功，足以扩充它的读者面和涉入历史人生及艺术的领域和深度。
历史小说在国内外的文学创作史上都占有很大的比重，成功的作家作品也确实不少。可是，我不想轻易地把吴民民这部《世纪末的挽钟》称之为历史小说，尽管它或真实、或艺术地反映了许多历史的内容，有不少的历史认识价值。因为，我清晰地感到，吴民民在自己的小说创作过程中，以及小说成书之后所表现的历史内容，与人们一般理解的那种历史小说有很大的不同。过去的不少历史小说作品的一个分明的特点是，作家往往只把小说看成一种负载历史内容的形式，把小说对历史内容的反映与表现看得似乎比小说本身还要重一些。这样一来，在某些作家的历史小说创作中，历史生活内容实际上变成了作家的沉重负担。在这种负担的压力下，作家多是局促的应对，缺乏主动的调节，艺术的创造到头来变成了机械式的接受运转。在这种状态下，一般作家是很难或无力顾及到小说作为艺术形式而存在的独特性要求的。这种自觉或不自觉的文学误识，正是导致我们对某些历史小说感到不满足的内在原因。我们曾遗憾某些作品为了历史而放弃或削弱了艺术，抱怨那种简单机械的图解历史生活的被动枯燥状态，但这绝不是要从根本上杜绝历史生活进入文学艺术作品之门，而是期望我们的作家找到一种真正是文学式地把握与表现历史生活的方式方法。文学之与历史目的不重在承担历史学那样的解读任务，更不是被动地归顺于政治进行某种宣传的作用。历史社会生活事件进入文学作品之后，它所充当的只是一种时代生活的背景及人物生活经历的环境衬托作用，其真正的、也是最重要的价值在于帮助读者更加具体深入地认识和理解文学作品中人物的性格与心灵情感世界，完成对人的深刻感受和理解。
不知在《世纪末的挽钟》创作的过程中，吴民民是否对这样的问题有所思考，但他的小说在面对历史和艺术时显然更加贴近艺术，更加侧重于从艺术的视角接近历史，做出妥当的选择。正因为有这样的选择，难以想象的历史诰繁过程才在他的小说中变得轮廓分明、清晰而不冗赘，所述事件迷离却不离奇，人物关系和人物命运交织绵密、曲折起伏，却有其严密的内在逻辑与性格的稳定轨迹及其力度。在这里，历史生活和不同命运经历的人物都不再是作为一种历史呆板的具象物存在着，而是以一种艺术化了的对象活动于历史生活的进程之中，作为一个个文学形象显示着自己的性格和生命力。吴民民所完成的是一项重要的文学工程，而不是借助文学形式成就了一项历史研究的任务。正是基于以上的认识和理解，我才不主张把《世纪末的挽钟》划到一般的历史范围内去。在某些时候，“历史小说”已经变成了远离文学艺术性的苍白文学形态，或是变成了作家因艺术才能短缺而借以讳饰的遁辞。对于像《世纪末的挽钟》这样的小说，是需更多地从文学艺术的创造力、创造性上去认识与评判的。
社会历史生活的纷纭复杂往往胜于作家虚构的才能，它本身所具有的戏剧性内容也常使作家艺术家们感到吃惊。然而，生活本身却无法代替并等同于艺术。从生活到艺术，作家艺术家们的才智和艰难的劳动是如何也不可缺少的。吴民民的小说描绘与表现的是一个延续了几十年的历史之谜，以及同这个谜相关的许多人的经历命运。对于读者来说，或许不易用比较简洁的语言把这个谜说开，把人与人的关系、人与这个谜的联系表述明晰。然而，在这个历史生活的复杂进程中，读者强烈感受到的却是随着历史变迁而不断改变着的人物行为和性格命运。在他人可能滑入谜团之中的地方，吴民民表现了小说家的主动与艺术超脱。因之，他的《世纪末的挽钟》的内容虽然与生活的过去和现实很密切，可它距离上乘的小说艺术显得更近。
沈家康一家人的经历和不同的命运是构成这部小说的框架网络，而历史上为人们普遍认定的“山下奉文藏金之谜”的自然纳入，又使小说的框架及网络变得十分繁复绵密。人物在历史生活中的无法选择以及力图改变命运的强烈欲望和行为，是吴民民的小说给人巨大冲击与震撼的主要内容，也是注入了最多社会历史内容与人生情感因素的部分。由于对人的这种充分关注，“世纪末的挽钟”始终被人物的命运之槌不断敲响，声音沉重而悠长，悲壮却更见凄凉。
小说是从沈之萍、沈小璐姐妹二人现今在东京突然面临的灾祸开始的，可故事的开头却要追溯到本世纪20年代末日本人统治中国东北的时候。为实施日本对中国的占领，关东军大佐三浦音吉来到了辽东半岛南端的旅顺口。也许是事有奇巧，三浦音吉的日本妻子不能生育。日长天久，这个关东军大佐就对在他家做佣人的中国女人起意并强奸使她怀孕。这事自然让大佐的日本妻子感到愤怒。很快，这位中国女人只好怀着三浦音吉的孩子离开了。时过不久，三浦音吉的上司山下奉文将军授命南下菲律宾。在离开中国的前夕，三浦音吉指令自己的秘书荒木孝昭寻找并抢回孩子。经过一番曲折，荒木孝昭到底在一个叫马家屯的村子找到了那位女人。在一个漆黑的夜晚，他残忍地伤害了这位中国女子并抢去了她的一个孩子。可是，这个关东军大佐的秘书或是因为内心的慌乱和行动的匆忙，并没有弄清这位中国女人生了一对孪生兄弟，他抢走的只是哥哥，而弟弟却侥幸留在了母亲身边。这个留在母亲身边的孩子就是沈家康。后来沈家康的养父又死于关东军的屠刀之下，致使骨肉分离，仇恨生根。几十年之后，沈家康的两个亲生与近亲的女儿东渡日本寻父、谋生求学，突遇横祸，与已由先上海、后香港、再来日本企图复仇寻兄的沈家康相遇。加之，沈家康的同胞哥哥三浦浩司正与那起风声颇大的“山下奉文藏金之谜”紧紧地纠连在一起，沈家康的复仇寻兄与后来的救女行动又不可避免地与国际寻金事件联系起来。故事显得非常的错综复杂，令人着迷，引人入胜。看似离奇，并非荒诞。故事本身是具有一定艺术魅力的。
这样蕴含着丰寄社会历史内容和人生命运成份的故事情节，对一部长篇小说来讲绝对是必要的。说情节是人物性格的历史也好，说历史在人物的命运中应得到具体的演化也罢，总之，一个苍白的故事是不足以表现复杂生活的面貌和人的性格命运深度的。吴民民在组织自己小说的情节故事时，显然是花费了不少的精力与笔墨。但在我的感受中，他决不是要像平常的侦探小说那样，把故事情节看得格外重要，仅仅去实现一个故事的设计与解读目的。不会结构故事的小说是容易枯燥的。太会编织故事，把故事的重要性看得高于一切，那也会使小说产生形式主义的偏向。《世纪末的挽钟》也有被情节所累的部分，可在其整体上，它还是一种对人的命运的追踪，对人的性格的深入把握与表现。
沈家康是这个故事网络的核心人物。他的经历命运联结着历史和现实，也统领着小说的所有情节与人物行动。对于这个人物的认识把握是作者创作的本纲所在，也是读者接受并评判小说的主要对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