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生命萌发的那一刻起，沈家康的命运似乎就与坎坷苦难不可分离了。他作为一个私生子与哥哥孪生一块来到这个世上，很快就因生父的自私与哥哥骨肉分离。此后，养父被杀，他与母亲孤儿寡母苦度人生。解放后，沈家康调入上海一家学校做日语教师，成家后生下女儿沈之萍。可好景不长，1957年中国大陆的那次政治飓风又把沈家康吹到了苦海之中。一个日本军官的私生子岂能有好的命运？在可能被流放去新疆的前夕，1958年的某一天，沈家康别妻抛女偷渡香港。夫妻分离之后，妻子不堪忍受多方压力，宣布断绝与沈的婚姻关系，改嫁他人，生下女儿沈小璐后不几年，丈夫就病死崇明岛。而这时，沈家康已成为香港黑社会一个派别的头头，名为“金猫爪”。沈家康忘不了自己的这许多苦难和坎坷，决心去日本找寻同胞哥哥，杀死仇人。却未想到几经曲折找到哥哥时，哥哥已经丧失了人性，竟为了自己和金钱欲置亲弟于死地。无奈，沈家康只好杀了无情义的哥哥，不想又陷进“山下奉文藏金”的谜团。在与日本黑社会中那些费尽心机地寻找“山下奉文藏金图”的纠葛冲突无法了结的时候，他的两个女儿却突遇灾祸，有被冤屈亡命之危。这时，沈家康又不得不与日本警方周旋，陷入救女护女的现实困扰中。这种与国际黑社会围绕“山下奉文藏金”的相互争夺和同日本、香港警方有关女儿命运的搏斗，多年来一直存在并延续到他生命的终结。沈家康在多面应对的过程中，性格命运得到了最充分的展示，形象具有分明的差异和多面性。对于夺兄杀父的仇人，他是一个冷峻复仇者；对于其他黑社会团伙和警方，他又是一个计谋多端很难对付的职业匪盗之辈；而对于女儿，他又是一个有着最真挚感情、富有温情和强大护卫力量的父亲。很难说沈家康的哪一种行为性格面最能反映他的人生本质。这种经历的复杂性与行为差异的综合与反衬，也许是最完整地表现着这个人物的命运和性格。
在我们此前的小说作品中似乎还从未有过像沈家康这样的人物形象出现过。过去的武侠小说尽管也有硬汉侠义之士，但形象却较少或干脆没有社会历史内容的注入。在这些人物行为中，虽然有不少道德的内容，但多是一些义士游侠，与国家民族的历史命运总是隔着一层。至于“革命文学”中的许多英雄形象也有坚强刚毅的性格特点，可又因为太浓的政治色彩而失去了多样性和丰富性。这些人物不管形象如何的高大突出，其中包容的社会历史和人生意蕴毕竟还是较少的。而沈家康这个人物却远不同于此。他的命运行踪与性格形成的过程，每一个地方都突出地显示着一种历史与人生的内容和深度。他幼年苦难生活表露出的民族矛盾及无法平复的仇恨，青年时代生活侧影的政治风云变化，到香港之后由于境遇所迫而参与的不无恶迹的行动，在日本的隐忍与无奈的奋起抗争救女活动，所有这一切都在纵深和阔大的社会生活空间中体现着十分厚重的内容。沈家康的性格之所以阴冷强悍，行动之所以诡秘迷离，对恶的无情和对于善的救护等，无不与社会强加于他的压力有关。这种社会生活对人的腐蚀和扭曲生发和造就了人物性格的多面状态。吴民民笔下的沈家康是东方式的冷面硬汉人物形象。他坎坷的命运及其行为虽然显示着分明的传奇色彩，但却有着深厚的社会生活依托。这不是一个什么理想性的人物，也不是某种宣传的偶像。他的出现是社会生活与小说家创造性愈合的结果，是《世纪末的挽钟》成功的重要标志。无论从认识社会生活方面还是从艺术创造性角度来评判，沈家康形象的成功创造都是我们文学的重要收获。
本世纪20年代末，发生于辽东半岛上的那场由日本关东军大佐三浦音吉一手操作的灾祸，不可避免地随着时间的推移延伸到第三代人的身上。当沈之萍、沈小璐这同母异父的姐妹在80年代中期出现在日本的土地上时，沈之萍算来已是三浦音吉的孙子辈人了。为了寻找亲生的父亲沈家康，受母亲之托，沈之萍自费留学来到东京；为了使沈小璐在艺术上有所发展和造就，母亲临终时嘱托姐姐把妹妹带到日本学习。可是，经历了许多人生痛苦的母亲哪里会想到，她的两个女儿到了日本之后所经历的竟又是一番新的风险和苦难。
在日本，沈之萍寻父无着。为了自己的生计，为了妹妹的艺术前途和青春人生，沈之萍的留学事实上已沦为空名，她日常所从事的是东京都银座百乐门大酒店女招待的营生。谁都知道，这个“女招待”与妓女的距离和关系，沈之萍自己当然更是感同身受。但是，她不忘母亲生命最后时刻的嘱托，为了妹妹沈小璐，甘愿以自己的痛苦人生酿造妹妹的甜蜜生活。然而，现实并不给这柔弱的姐妹俩稍好一点的命运。在沈小璐偶然去姐姐的住处时，她的美貌引发了松岛平夫的淫欲。在使自己洁白之身不受揉躏的拼死搏斗中，万般无奈她抓起了放在床头茶几上的那只安装着金属架子的台灯，狠狠地朝扑向自己的色狼脑勺砸过去。沈小璐不知道，就这一下，松岛平夫竟然死去了。一桩人命案子就在瞬间发生了。她匆忙地离开了姐姐的住处。她从电视上看到，姐姐承担了杀人的责任。沈之萍为妹妹所付出的这种人生代价，只有亲生的骨肉感情才能够评价得出它的分量。因之，它给人的强烈震动自然也会深入到心灵和感情世界的底层。这次命案发生之后，尽管沈之萍咬死是自己杀死了松岛平夫，但毕竟有许多疑点非当事大无法开释。于是，一系列的侦破和追动逐一展开；《沈家康悉知二女处于危境亲自出面全力救护开始漫延澳指与法、在丰活与命运、在打击与抗争的诸多矛唐神中，小说示春又一个彩的乐章。
在这段精彩的人生乐章之中，感情的力量几乎左右了人的全部行为。沈之萍爱护妹妹甘愿付出精神与肉体乃至生命的牺牲行为，完成了一个以自我伤害来造就美好，带有悲苦，然而却不乏高洁的人物形象。在许多地方，沈之萍是以她的苦痛唤起读者的愤怨和爱惜之情的。她是一个悲剧的角色，却是一个动人心灵的光彩形象。沈小璐始终是一个显得柔弱但却纯美的角色。她的人生不管是苦是乐，都是在姐姐和异父的庇护下度过的。令人痛惜的是，现实生活的苦雨总是抛向对社会和他人不构成任何威胁与伤害的美好形象身上。她为了维护自己的清白，被迫反抗，却成了杀人犯；她为了远离尘世，走进教堂，世俗的恶风也一次次地尾随而来。历史已给了她许多的不幸，可现实却还是不放过她，让她在精神上、在生活上屡屡跌入泥沼苦水之中。从沈小璐的身上，读者会感到美被毁损时的遗憾和悲哀，会时时感受到现实社会生活的无奈与卑污，产生些许怅然若失的心态。这是以美的被玷污对恶的谴责，也是对人理想化崇美心态的善意提示。对于生活来说，并不是缺乏美，而是在于缺乏对美的发现和维护。“世纪末的挽钟”所以给人以凄凉的感觉，沈氏姐妹的形象作用和命运历程是重要的因素之一。
在与黑社会团伙及日本、香港警察的周旋中，沈家康的刚硬冷峻性格和超常的机智多谋行为表现得极为充分。可是，他一旦与女儿们在一起时，那种父辈的慈爱之情与尽力护雏情景又让人见出了他刚劲形象背后的那许多柔情。由于环境和职业的原因，他生活的空间好像多是偏僻的角落和沉沉的暗夜。在许多场景中，他是阴凶的象征，是活动于黑暗世界的鬼影般人物。但同女儿们极少有的亲骨肉团聚时刻，他就似乎复归了普通父亲的常态，对女儿体切入微，照护有加，甚至不惜冒最大的风险几次在警察严密地防范下转移女儿到安全的地方。-情是好文章的根本基因。吴民民小说中的这些令人悲恸的感胥敢事惟其沉重，才足以让读者感叹出声，难于忘怀。作者用凄艳的形象织就了一朵艺术的花蕾。
我还没有见到更多的中国作家的小说像《世纪末的挽钟》这样，在如此广阔的社会生活空间里展开自己的故事和人物。这种现象的发生固然有其历史的原因。在一个封闭生活范围内的作家自然很难有开阔的视野与宏观的描绘。可吴民民不同。这些年间，他到过世界的许多地方，又长期生活工作在与外部（特别是西方社会及文化）世界关系极为密切的日本。他具备了国内作家所没有的创作空间，再加上吴民民敏锐的思维和辛勤劳动，所以他作品空间的开阔与信息的丰富就很自然了。这一点，虽然足以构成《世纪末的挽钟》的文学特色之一，但这部小说最明显的特点与个性并不表现在这里。
《世纪末的挽钟》最突出的特点在于小说观念的更新，在于对一种表现对象把握时的新界定与取舍。首先，吴民民的小说没有过去我们从许多作品中感受到的那种急功近利的倾向。过去作家总力图去宣传一种什么主张或思想，极力把作家的主观意志强加于读者。好像没有这些，作家就归于平庸，作品就流于轻薄似的。但吴民民所重视的是客观的历史生活与生活人物，他力求以近似写真的笔墨给这些历史生活人物以准确的描述，而把一切评判留给读者自己进行。这是一种新的文学观念的反映，它开拓了一种新的表现方式，也极大地拓宽丰富了作品的空间和内容，容易使作家把笔触伸向过去那小：说观念笼罩下无法接近的地方。《世纪末的挽钟》写起来真是纵横捭阖、游刃有余。正在追溯几十年前发生的事，笔锋一转，新近袖出现的事情又到了读者的眼前。人物活动的场地也本时的转移陆，或香港，或日本，或菲律宾。这边述说两位中国姑娘命运―的难，那边却在追踪着“山下奉文藏金”侦探线索的新进展。这一章是警方与黑社会的较量，下一章又变成了黑社会团伙之间的争夺或恶斗。真是自由潇洒得很。作品也显得大气而不局促。这种削弱作家主观色彩而对客观对象的靠近并不会减弱文学作品的力量，相反还会因为与生活关系的空前密切而更加富有诱惑力与影响作用。吴民民的小说既是历史性的，又是有很强现实性的。对于“山下奉文藏金”之谜的描述及如今香港黑社会活动情况的反映，定然会引起众多读者的兴趣，这种特有的历史与现实的参与性是我们许多的小说作品所难比拟的。
伴随着以上特点而来的是另外一个显着的文学现象。在这部小说中，没有过去小说里那种对作家、对读者都业已习惯了的理想人物形象。吴民民更多关心的是如何准确充分地完成对事件进程和人物行为的描述。他极少去进行正误事非的评判。这明显不同于以往那种作家一定要把自己的激情置于某个理想人物身上，使其形象人为地高大突出，然后围绕这个人物逐一展开情节的做法。我们不必在这不同的做法之间绝然地做出藏否，但我们应该承认吴民民这种做法所具备的优长。如今看来，沈家康这个角色是《世纪末的挽钟》里着墨最多的形象，而这个人物所表现出的复杂性又是几句话很难确定的。他身上包容了太多的社会人生内容。简单地说是非，论曲直，判正误，实在比较难，但不能因此就忽略这形象具有明显的认识价值。若是不承认吴民民这种对形象的表现方式的话，这个人物形象就将失去。我们不希望文学变得苍白。因之，应当看重吴民民这种变革与创新的价值。
这部小说的再一个特点是把一对女性的柔情和人物细腻心理的刻画描写，与近似豪侠强焊动作行为较为协调统一地结合到一起，使作品具有对人心灵的探视深度和强悍行为表现的力度；把对人的命运的充分表现与历史大背景的简约介绍结合起来，使点的深入与面的宏阔都得到了有效的显示。像对沈氏一家人命运的揭示及对黑社会活动的反映（描写香港黑社会团伙争夺权力的那场血淋淋较量，叫人惊诧至极）和对40年代菲律宾战区局势同“山下奉文藏金事件”始末的描写，都是这些特点的很好例证。这小说让人感到疏密有致，跌宕起伏，刚柔并济，行情互存，重要的原因正在于作者比较好地处理了上面这些关系。
在充分肯定了《世纪末的挽钟》的许多优长特点之后，也无需讳言吴民民在他第一部长篇小说创作过程中存在的不足与失衡的方面。第一，或许作者在写《丸之岬》时未必计划写后面的部分，所以，从整体结构布局上来分析，未见整体的严密和通畅，前后内容小有重复，某些地方存在失衡零乱之弊。第二，因为故事情节和人物行动过分复杂，在作品的一些地方，作家的笔墨有被故事的交待叙述相累的迹象。第三，在小说的后几卷中，时有作者直接地站出来进行某种提示或交待，这既影响了读者阅读情绪的延续，也显得多余而不协调。
由于时间的紧迫，我匆忙地写下对《世纪末的挽钟》的这些许看法与感受。在住笔之时，不免有点惶然。若是能给读者起一点导读的作用，我己知足矣！
（1994年5月2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