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第1期《文艺评论》上刊有黄浩的《当代中国散文：从中兴走向末路》一文。对于散文创作来讲，这是一篇不能忽视的文章。在这篇文章中，作者不仅对目前的散文创作有整体判断与结论，对散文这种体裁本身也有不少研究和认识。其中自然不无启发读者心智的地方，但可商榷之处也有。这里写下的就是笔者同黄浩相左的文字。
首先，对于黄浩评价和结论新时期以来散文创作的看法就不尽同意。黄文写到：散文就像“不和之弦”一样出现在新时期的文学活动之中，“竟然在一个文学复兴的时代里表现出了麻木不仁、无动于衷的态度，而以广泛的萧条来慢怠这个对文学充满厚爱的时代。”“与当代文学的其它形式的宏观比较而论，毫无疑问，散文走的是一条下坡路，它确实落魄了”。在历述了作者自己以为编者、读者、评者、作者对散文的冷淡情景之后，指出“散文已陷入不能自拔的危机，之中”。最后还指出散文这种江河日下，空廓寂寥的景象，其实只是它在长长的历史繁盛之后（甚至是太长了一些）的必然，是它真正没落的一个开始罢了。”对于散文在新时期以来文学创作中的表现，笔者也是不尽满意的。在读过黄文的以上结论之后，我以为他的结论有极大的片面性与不切实际之处。
虽然在文章的后半部分，黄浩从文体上对散文进行剖析和认识，以为“散文”“在它刚刚发生的时候，本质上只是一个文章学意义的概念。完全是由于文学本身的过度贫乏，才使这个本来不属于文学的概念客串起了文学的角色”，认为散文之为文学是“滥竽充数”，“散文，作为一个文学概念已经失去了存在的必要性和价值。”先不管这些观点是否完全准确，非常明白和清楚的倒是黄浩对当代散文创作进行评价的时候，对于散文的理解依然是传统意义上的理解。所以，我也只能以这样的理解来说明自己的看法了。
在评价和认识一个时期文学的成绩的时候，既应当把某一种文学形式同它近邻的其它文学形式的创作状况相比，但更重要的还在于自身前后的比较。不同形式的文学创作历来是发展不平衡的，这种不平衡固然是一种成绩的显示，但似乎并不能从根本上对某一种文学形式作出根本性的评价，而在对某一种文学形式自身前后情形的比较中却容易界定其是进步了还是倒退了。散文创作这些年来相对落后于小说、诗歌、报告文学这是客观事实，这表现了散文创作的迟重。但就散文自身的发展来看，它仍然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与发展。这种转变与发展更多的不是表现在数量与影响上，而是一种更带内质性的品格转变。现在，我们也许不能说所有的散文作品都达到了真诚的境界，但大多数作家和广大的读者都把是否真诚看作散文得失的极重要标准却是事实。而当代散文创作向真诚方向的转变无疑是自新时期以来才切实开始的。新时期之初，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不仅是思想理论战线的指导路线，也是文学创作的指导思想。文学创作正是以此为武器去打破虚伪的创作、打破瞒和骗的文艺桎梏的。对虚假的破除正是对真诚的建立。只要对新时期之初的文学创作进行一些考察，就不难发现文学的这种真诚的品格正是首先从散文创作中建立起来的。读读那大量的追悼文字，读读那大量的回忆述说往事的文章，动人之作、至情之文多不胜数。此后，这种对于真诚的追求精神一直存在于散文创作中，到巴金《随想录》出现并完成之后，形成了一座空前的大山。
我以为，在当代散文创作中，即是仅有巴金《随想录》这座山的存在，当代散文创作的成绩就不可低估，更不能否定。因为，这座山所包容的不仅是丰富的矿藏，而且也是一种地脉的代表，是一种新的高峰的基础。何况这些年间还出现过杨绛的《干校六记》、丁玲的《“牛棚”小品》、杨沫的《我的日记》及一大批中青年散文家的作品。若把这些作家作品的名字开列出来，就是相当令人振奋的阵容了。若是不能清醒地意识到这些重要情况，只是从外在现象上、以自我感觉来认识，那么结论的偏差就是自然的了。
黄浩显然是忽视了这个本来不该忽视的根本问题，因之才有散文创作今不如昔、在走下坡路的结论。因为没有认识到散文品格的根本性转变，所以黄浩在把五六十年代散文的影响与今天散文的影响进行比较以后，作出的评价就会与散文创作的实际不相吻合，多有失重。在此，应当首先说明，五六十年代的散文创作是有成绩的，这一点不容否定，对此的否定正是对历史虚无主义的服从。但是，同样也应当非常明确地指出，在五六十年代的散文创作中，真诚的品格并没有完全被尊重，许多作家对这种品格的扼守显然是松动或放弃的。因之，真诚之不能完全自觉与确立构成了五六十年代散文（其实不只是散文，在小说、诗歌等创作中同样存在）创作的根本性缺失。今天，且不谈五六十年代那些虽有激情可不免空泛的号角式的作品，也不说那些以各样的娇情投入所好的歌舞升平之作，亦不说那些不去冷峻地面对现实矛盾而把知识、趣味作为目的的作品，更不说那些自作多情描摹山水的作品了一一这些作品本身也在表现着自己的特点和价值一就是在那么众多的向来被视为优秀的散文作品中，我们也不仅极少看到作家的独特真诚的思想与情感，而且也看不到事实上存在着的许多苦难的社会人生情景，这难道说不是一种严重的欠缺吗？在那么长的时间内，一种以表现作者真实见闻与感受为主旨的文学形式竟可以对人民的疾苦、社会的不幸表示沉默，采取回避的态度，如何能使人信服它取得了重大的成就呢？尤其是在人们已经过沉痛的反思，变得比较清醒了一些的今天作这样的估计，就更不能服人了。五六十年代那些存在着虚假和娇情的散文如果在当时被那些喜听悦耳之词的人们看重的话，那么在今天，在众多讲求实际、看重真诚的读者眼中，它的弊病就格外分明了。对散文这段历史表现的如此评价既不是要否定一切，也不是不顾及当时政治、历史生活对作家的局限及作家自身的局限地对作家作品进行清算，而是要正确地总结它，给后来者以借鉴，同时也可说明黄浩褒昔贬今的失当。
黄浩描绘出的散文衰落现象的情形有些是存在的，但据来自散文创作界方面的消息证明，有不少是不切合实际情况的。例如，关于读者对散文作品的态度，有人进行过调查，似乎读散文的并不像黄文说的只是“那些写散文的散文作者”；关于散文阵地，也不是愈来愈小，而是不断扩大，除去原有的《散文》、《散文世界》、《散文选刊》等之外，又创办的散文刊物与报纸已有多家，如《青年散文家》、《散文报》等；至于散文学会及散文节活动的形式数字，也日见其多。在文学期刊发行数普遍下降的情况下，几家专发散文的期刊发行数不断上升。对这样众多的有关散文的现象，不知黄浩可曾知悉。如果没有，那么他的感觉误失是可以不去责怪的。当然，环绕散文创作出现的这许多现象并不能真就代表散文创作的成绩，但它所反映的情形决不是可以忽视的。楼肇明在《散文（1984-1986）摭谈一为（中国大百科全书年鉴）散文条目作》一文中，对散文创作进行了许多有价值的分析和研究；吴泰昌在《十年散文选》一书序言中对新时期散文创作的见识等都为评价当代散文创作提供了参考。
从许多现象中，我们看到的似乎不是散文“走向末路”的态势，而是走向兴旺的步伐。小说家是写他人的事情，而散文家却时时都应袒露自己对世界的认识和感受。因之，决定散文命运的或许还不在于那些至今还不能确切言明的外在体式，而在于作家能不能、是不是真诚地把自己的灵魂袒露给读者。过去，由于作家的心灵受到太多的束缚，不仅虚假的东西浸入到散文创作中，散文的形式也渐渐地归于那几种极有限的模式。今天，罩在作家心灵上的浓雾和框束的樊篱已为时代和作家们自己共同打破和驱除。这是一次精神的解放。这种解放既可以使散文从某种模式中逐步地摆脱出来，更重要的还在于它可能为散文创作打开一个新的领域和新的境界。巴金散文的巨大成功并不在于他的散文技巧形式有了多少改变，而在于作者的心灵实现了一次彻底的解放。我们还可以从曹明华散文的成功例证对散文的命运有所识。20多岁的上海姑娘曹明华是一位理科大学生，可她的第一本散文集《一个女大学生的手记》初版之后一再重印，现已达54万册。这在散文出版的历史上或许都是极少有的现象。读者对曹明华为什么如此热情与厚爱？根本问题正在于曹明华以自己独特的情感与理性之心沟通了与读者的联系。她把自己的心灵真诚而不掩饰地袒露给读者，也使她的散文作品因这种袒露而光彩起来。每个人都有一颗自己的心灵天地，都以这心灵折射着社会和人生的各面。如果大家都能像巴金、曹明华这样，那么我们何愁看不到散文的勃发，看不到色彩斑斓、充满灵性、充满情感的世界呢？黄浩也许忽视了心灵对于散文的能动作用，只对形式一面推理就结论说不管散文做出怎样的努力，它最终是不会获得成功的。”并断言，“当代文学不再需要散文”，“一直被误作文学的散文就已经完成了它的历史文化使命，它应当寿终正寝了”。“散文”这个概念只是“作为真实的文章学的散文概念存在下去”。这样的判断是否有失匆忙呢？
是的，“散文”这个概念在一开始就是个不完全确切的概念，它先是相对韵文而存在，之后又是相对诗、小说、戏剧之外而存在。今天，面对着报告文学、杂文、传记文学、游记等的彻底或试图移出的现实，“散文”这一概念将如何理解和确认真是个重要的问题，需要深入研究。黄浩在这方面所进行的努力是十分有益的。可是，在我看来，黄浩在自己的研究过程中似乎只把眼光放到了散文的解体一面，而少有对它的建设的注意。是的，报告文学等的脱离给散文带来了尴尬；但是，小说、诗歌等的明显散文化倾向却也该使散文感到欣慰。尽管散文化的小说还是小说，可它却说明，散文虽然没有一个确切的界说，但它的某些特性却是被人们感知并认同的。例如，不拘形式，真切朴实，这样一些看似空泛不定的体式风格就是散文所有的特性。这些体式别的文学形式创作都可以吸收，但若不顾自身的特性，那么它将失去自身而移居散文。散文本来就是一种开放性的文学概念，它既能够毫不依恋地释放，也能够大胆地吸收，所以不确定的内含也许正是它的确切之处。在不能确定散文的内含的时候，我们不必视其为虚无，更不必硬要去给它设计一些清晰而凝固的格式体例来。就让它存在于“模糊”中又有何妨？这些年来，小说、诗歌、戏剧等对凝固模式的冲击和突破，散文创作对多年来人为造成的各种模式的冲撞，正从不同的方面启发我们，“模式”对文学创作的妨碍是不容小视的。文学体裁的区别是有的，但搞得过分明确了，就会产生某种扼制的效果，反而是不利的。既然“散文”这个概念在模糊中存活了几千年，那么今天依旧模糊恐怕也不会威胁到它的生命。正与现今正在流行并让许多人产生兴趣的气功、特异功能一样，尽管人们对它的存在难以解释说明，它却依然存在并能发挥作用；“散文”的概念尽管含糊，但它作为一种文学的概念不会消失，它的创作不会走向末路。
（1987年5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