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过去的几十年间，人们多次提出复兴散文的呼吁，然而成效甚微。散文总也摆不脱、跳不出那诸多历史的负载和新形成的老套子。散文创作缺少变化，聊无生机，以至于令人对其视而不见，少有问津。
可是，近几年来，散文园地里似乎独得风雨阳光，尽管是悄悄的，但是却出现了重大的革新与变化，吸引了许多人的注意，诱发了许多人写散文、读散文、关心散文的浓厚兴趣。
散文创作中出现的这种新变化有复杂微妙的社会生活原因，也有散文创作自身的艺术规律左右，但不管怎么样，散文创作出现的这些变化与发展是令人感到欣喜的。在我看来，散文创作的这种变化集中概括地说是在出现了一种回落和一种飞升的嬗变之后所产生的。所谓回落，主要是指作家们在散文观念、题材选择、兴赋内容等方面自觉或不自觉地有所突破与追求。过去那种狭隘的散文观念已被打破；那种文无己出、极少真诚的赋兴和造作的矫情、无病呻吟的现象行为为许多作家所不齿。他们已经把散文创作的权利和对象回落到自身与现实生活中。这样，就使自己的散文创作不再受或极少受非自身、非文学的干扰左右，从而使自己和自己的散文创作因为与真实的社会人生现实沟通被读者理解并接受。这种散文作品既是富有作者个性特色的，又是对大众有启示作用的。共同的世界、共同的现实在不同的体味感悟中产生出各样的合鸣。所谓飞升，主要是指作家创作思维独立性的飞升。讨回创作思维的独立性权利，对于我们的作家们实在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对于文学创作来说，失去了独立思维的权利，就是失去了魂灵。可是，过去很长的时间内，我们的作家、我们的文学作品并不拥有这样的权利。至今，这样的权利还偶尔受到威胁。像散文这样更依赖于个体思维和真实体悟的文体，若是不能容许作家独立思考，作家只能顺着别人为之定好了的人生价值、理想蓝图、行为方式图摹生活，采摘一点社会人生的枝叶去点缀文学，那这样的散文何来创造之有，不过是应声虫、传声筒而已。这几年来，散文作家在自己的作品中扞卫了自己的独立性，坚持了自己对社会现实生活作思考判断的原则。因之，不少散文作品所表现和流露的社会人生见识、对物与情的体察感受等，都分明地带有个性或深刻独创性。这种创作思维独立性的飞升既有力地冲击了陈旧的散文观念，同时也彻底打破了许多老框框、老套子，使散文创作在相对自由的天地和状态下显得多姿多彩。巴金的《随想录》，邵燕祥的杂文，王蒙、汪曾祺、贾平凹、冯骥才、李国文、张洁、从维熙、余秋雨、周涛、张承志等一批作家所发表的许多散文随笔和不少中青年女性散文家的作品，就是这方面极好的例证。
在诸多的文学形式中，散文是最为模糊的一种文学形态。模糊既可以使它变得开阔与宽泛，模糊又可以使它变得狭窄与细小。多年来，人们写了那么多散文，谈了那么多散文，可直到如今，人们却总也说不清散文到底应当是个什么样子。人们只能面对具体的作品，却很难面对众多的现象。这也许就是散文的模糊效应所招致的胃麻烦吧。
也许正因为散文的这种模糊性才导致了散文表现形态的多样性、丰富性。我以为，我们大可不必去论争散文到底应是个什么样子这样的问题，而应该立足于发现和追求那些对认识和把握社会人生有益的作品。在我看来，形式对于散文作品来讲并不特别重要，根本的是有无实在的内容。过去，因为人们在内容方面被拘囿和缺少自由，所以在不少时候只能无可奈何地多把精力投向形式的变化翻新上。结果，表现形式是讲究了，可明显的人工雕琢现象更加突出。后来反因对形式求之甚殷而为形式所缚，形式也变成了一种摆脱不开的负担。其实，形式只不过是一种外在的包装。我们不应轻率地忽视它，但真正触动读者、起作用的终究是内容。现在，许多人都感觉到了散文创作的明显变化及突出的成绩，但就其表现来讲，根本性的还是作品表现出的那种心灵、情感、情绪的相对自由，大多还是指那些作品的内容而言。若就其形式来看，可以说丰富了、多样了，但似乎并没有出现什么质的变化。所以，我们完全没必要把许多你清力放置在形式的是非上。
散文创作最忌讳的是各样的限制和束缚，无论是形式的还是内容的，它需要自由的述说与表现。然而，真诚、精到、质朴、大气，这几个因素却是好的散文作品所不能少的。这四种因素是对虚假、肤浅、矫造浮华、小气闲适的拒绝。不管你是絮语昔年、人生体验、山川游历、家常品味，还是日间所见、夜来情思、惑于当世、寄语未来等等，都应真诚待人、精到有识、质朴自然、大气宏韵。那种仅仅把散文看成一种个人品味人生的工具，满足于记述自我小小的心灵悲欢、情绪起伏的看法是片面的。文学既然是一种社会的产生与存在，它就必不可少的要具有社会性和社会人生作用。不管是杜甫的“穷年忧黎元”，还是白居易的“歌诗合为事而作”，乃至鲁迅所言“文艺应成为感应社会的神经，攻守的手足”，都在强调着文艺的社会功用。多年来，我们文学的悲哀之一并不在于强调了文学的这种社会功用，而在于以极端庸俗化的态度和行为来对待与要求文学的社会功效。所以，在很长时间内，机械地、简单强制性地把文学当成工具、传声筒使用，完全无视它的自身规律。而散文又恰恰无知而又无奈地把自己视为“轻骑兵”，对各样的政治宣传运动予以配合，结果在这样的效劳与配合中丧失了自己的个性，模糊了自身的存在。可是，散文不能因为过去的窘困失误而有意地背弃或放任自己的社会功能，自觉自愿地把自己的手脚束缚住，退缩于一个窄小的空间之中。这些年间，在散文切实地归向作家自身和本体之后，确实出现了不少抒发人们心灵震颤、生命体验、人性裂变、情感浮沉的优秀作品，对于人心灵情感的开掘达到了一个很深的层面。对这些成绩绝不能遮掩不见。但是，从总体看来，散文在接触社会现实生活时，笔触还偏于细微，格局太小，气势柔弱。在不少的时候，还不难发现这样那样虚浮矫情之作，看到那些摆名士作派、写闲适自得但却不免露出苍白细气之态的作品。应当崇尚散文中的理性情感和思辨内容。对那些故作高深、其实并未有多少深层哲学内涵和情感密度的作品，读者也是有所隔膜和推拒的。提倡大的散文观，并不是只主张题材、形式的开阔，其间也包含着作品内容的凝重厚实，风格的浩气雄强。繁茂的大树需有强劲的躯干支撑，纷纭的散文创作也需要坚实的内容为基础，而这样的基础只有到更为广阔的社会人生空间中才能够找寻到。它不光需要细微的体验和感觉，还需要切实的社会人生参与，不管这种参与是从历史的角度，还是从政治文化的角度。一个作家或许只有把自己和自己的作品与社会人生的大世界联系起来，他才会显示出更多的价值。近些年间，余秋雨的《文化苦旅》、周涛的《游牧长城》、马丽华的《藏北游历》等之所以多为人称道，正在于它视野开阔与思考的深入。作者述说的也许是某种历史文化对象，但作品连结着的是昨天与今天、传统文化与现实的生活。余秋雨近来发表的《一个王朝的背影》依然保持着这种大气沉雄的风格，使人读过再也不会感到轻飘和纤弱。余秋雨以成功的实践证明了那种认为散文不能负载重大主题的偏颇认识。
散文写作是一种极富个性和内向特征的创造活动。散文作家的起兴往往是由其主观对客体的观感体察而产生冲动才发生的。因之，散文创作往往是作家从不同的渠道、不同题材对象对客观世界的感知结果。在大量不同的感知方式中，流露着不同作家的社会人生感受，表现着作家的文化品位、心理动态、社会情绪、性格特点等。在诸种文学形式的创作中，或许散文创作晕最容易、也是最充分地表露作家自己心迹、情感和性格的了（当然不是指那些虚假做作的文字游戏同时，散文又是一种作家表现和塑造自身形象的特殊形式。鲁迅的散文塑造了他敏锐、深情、坚毅的性格形象。冰心的散文则更多地显示了她宽阔的胸襟、浓童的母爱情怀与慈祥的风范。这两年来，冰心老而弥坚。她的散文尽管短小，可愈加犀利凝重，对世事的洞明与文风的老道更胜一筹。自然，也有人流于琐碎，有人归去孤寂，有人步向虚无，有人落身庸俗，等等。总之，散文是一个人人格精神的外延和流露。社会应当尊重散文家的各种人格和精神存在，决不要武断地否定或强制地改变人家。然而，散文作家毕竟是一个社会的人，是一个现实的人。在这样一个现实的社会环境当中，只是褒有自己心灵情感中的那块小天地，只是顺从于自身的情绪和性格喜好，似乎并不现实，也难如意。故此，在多变纷纭的社会人生环境中，散文作家似乎应有更积极的目标追求和处世态度，有把自己汇进时代潮流的勇气和信心。正是在这样的视点上，我不以为那些至今仍以咀嚼自我人生况味、絮语生活琐务为追求的创作是适当的选择。
可惜，恰恰有一些散文作家竟然明确标榜只用力耕耘心中的那一方土地，对自身之外的一切少有兴趣。而同时就有理论的支持，对作家写个人的细碎感觉与体验、对作家以赏玩之情记叙日常身边琐事的作品给予极高的不适当的肯定。在这样的选择和引导之下，作家更加封闭了。随着作家的封闭，其作品也渐渐地趋向随意和苍白。愈来愈浮躁的生活环境，诸多令人困惑的矛盾冲突，着实使人厌烦。然而，这却是无法逃避的存在。既然无法逃避，选择主动进取的姿态也许更现实一些。散文家的形象是他的散文作品塑造的，我们的散文家们将如何塑造自己？
（挪另年6月3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