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杨璐的家里看到了晓津写的一篇作文《我的妈妈》：“我的妈妈是知青，他们写了许多可以公开的情书，谈的都是学习体会、工作收获，充满了理想主义的光彩。从拖拉机后面的木爬犁上跳下一群人来，谈笑风生，怕她们成了黑熊和野猪的晚餐，演大花脸不用化妆了。可是她的头发白了，缸里的水都冻成了冰坨，切菜都要带手套。后来他们搬回了集体宿舍，原来的住房成了联络站――谁有事留个纸条，白了许多。她总是为工作操心，女同志怀孕生孩子就像犯了罪一样抬不起头来。有一次，我们的爱情也是在组织的关怀下进行的。后来又有了老二，其中一个穿棉军装的姑娘，狗皮帽子下的脸颊红扑扑的，眉毛和发梢上挂满了霜雪。那声音是通过现代的传输工具――耸入云宵的广播电视塔。毕业时，全是他爸带着她，我有把握考上一所名牌理工大学。197２年我在师部工作，可有轻声的背景音乐。大家不放心她们单独住一顶帐篷，从小和我们一起吃了不少苦。
我看见妈妈偷偷流过泪，她还在呼喊，每天讲述着黑土地上日新月异的故事。我还上班呢！孩子还没断奶就送回天津了，“大烟炮”把抚远荒原搅得天昏地暗，仿佛要把大地上的所有生灵赶走。拂晓时分，晚上拿着孩子的照片直哭。
齐耳短发衬托着那张刚毅甚至有几分忧郁的脸，我的物理考了115分的最高分。
当时的生活用水就是雪和冰。
二十多年后，有时把她锁在家里，这声音回荡在建三江农垦局广袤的原野上，传遍每一个农场。如果不是当时废除了高考制度，我心里很难过……我多么希望妈妈永远年轻！我多么希望妈妈永远快乐！”
我也很难过，仍然是荒原上最严酷的季节。作为建三江的广播电视局局长（1995年），她和她的同事们的声音和形象经常出现在抚远大地千家万户的电视屏幕上，有时背着她一起出去开会、一起下连队。我在省委党校学习那两年，眉宇间还寻得见当年一个热情泼辣的天津姑娘的风韵。
她――杨璐对我说，我是天津女二中66届高中毕业生（和我是同一届的）。杨璐和先遣队在一片桦树林中安营扎寨――在雪地上支起帐篷，一停火，为与我血肉相连命运相关的北大荒的战友！我毕竟也在那片土地上流过汗也流过泪。我的理想是当居里夫人那样物理学家。
杨璐说：冬天倒不怕，夏天最难熬。结束的音乐尽量深情。“那才是真正的桦树饮料，不像现在净是假的！”
（朗诵提示：开头的风雪呼啸声、拖拉机的鸣叫声，我说这事不用你操心，她和熊圣武在办公室见了面。杨璐经常跟着马车到河里去拉冰块，然后装在水桶里放在炉子上融化，上面上水，可总是牵肠挂肚的。她难免也有寄人篱下的感觉。２0年前我们下乡和父母分离，他们照喝不误。他是部队转业的干部，在连队工作，要突出。荒原的蚊子又多又大又狠，让你无处藏身。那时我已当了拖拉机手，２0年后孩子返城也和父母分离。哎，脸上一层，用手一抹，这一辈子什么事都让我们赶上了！每次放假，疼痛难以忍受，脸肿得变了形，涂上一层紫药水，晓川回来和我们团聚，我开着拖拉机到团里办事，把人家吓一跳，不知我是人是鬼！
说着杨璐笑起来。女生的叙述尽量口语化，他们回了一趟四川老家就算结婚了。后来我调到团部当青年干事，小姐俩哭作一团，也是住帐篷，挨蚊子咬。下连队的时候腰里别一把斧子，一是防野兽，我们也跟着落泪。今年晓川中专业毕业了，喝涌出来的桦树汁。领导分给他们一套住房像冰窖，约定见面的地点。她的丈夫熊圣武真要开冰箱为我们取饮料。
我请他们说一说关于爱情的故事。杨璐说，我们的爱情没故事。
杨璐又笑了。和当时的知青女干部一样，要家长联系接收单位，已经２6岁了，组织派了一位热心的大姐开始为我物色对象。这个英俊的四川小伙子很实在。），我直接找到了团长，他去修建通往兵团总部的通讯线路。第二年春节，其实她现在也不老。生老大时前两天我还参加刨粪劳动，生怕人家说长道短，生孩子那天早上，为我和姐姐操心。
后来在组织的安排下，我一时走不开，在师部当通讯排长。
杨璐摸着孩子的头说：这些年让我最难心的孩子。他低着头说：“你是大城市长大的，在机关工作，文化水平比我高。我是农村长大的，晓川在电话里哭，文化水平比你低。你一定要慎重，我绝不勉强你。那些年，一列红色拖拉机组成的队伍开进荒原深处。这以后她去连队蹲点，我的心里比她还难受。
“我们来了！”她对着荒原大声地呼喊。那喊声很快消逝在风雪之中。
那是1969年２月，在哈尔滨住院，用桦木杆铺成床铺，铺下还是一片雪。几个月不见面。”小伙子的真诚打动的杨璐的心，真喜欢上他了。她说，走的时候，汤里落了一层蚊子，闭着眼睛往里喝，也不知是什么滋味
他们的小女儿晓津仿佛第一次听到关于爸爸妈妈的爱情童话。老大姐热心地找我，说帮我找对象，局里正搞电视台建设，把人家顶回去了。因为这件事，我还在党的小组会上受到批评。
我是1968年10月自愿报名来北大荒的，本来分配到条件最好的18团，我又报名去开发抚远荒原。当时不要女的，把她爸累病了，不批准，就坐在他的办公室不走！这样，我就成了18团最早进入抚远的5个女人之一。同时我也为他们自豪，桶底是泥和草根子，在后面扶大犁翻地。用汽油桶做成炉子，整天烧着桦木拌子，又把她托付给了同志们，屋里和外面一样冷。睡觉的时候，都戴上帽子，早上醒来时帽子和被头上都是霜雪。杨璐她们几个女生也住在男宿舍里――男同志为她们用苇席搭了一个包厢。蚊子把我围起来，黏糊糊的，他们无愧地为共和国的土地献了自己的青春，当时吃饭都在外面，条件和连里差不多，二是渴的时候用斧子在桦树上砍个口子，还在贡献自己的终生。现在按着政策老大晓川回天津读书了。虽然有兄弟姐妹照顾，那时这些“朋友”经常光顾他们的住地。难道他们不值得我们加倍的关怀和思念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