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俄罗斯诗坛上的月亮
俄罗斯著名女诗人阿赫玛托娃1889年出生于敖德萨，刚满周岁时就搬到彼得堡近郊皇村（今普希金城）居住。她的父亲是一位海军工程师，母亲则出身贵族受过上流社会的传统教育。她外貌高贵而美丽，五英尺十一英寸的身高，黑色的头发，白皙的皮肤，雪豹似的灰蓝眼睛，身材苗条而轻盈。画家阿麦迪奥·莫迪利阿尼曾给她画过16幅肖像，如今仅存一幅素描。阿赫玛托娃是幸运的，在莫迪利阿尼开创先例之后的半个世纪里，无数的艺术家为她作画、塑像和摄影。而那些献给她的诗，加起来会超过她自己的作品。
阿赫玛托娃1912年出版了第一本诗集《黄昏》，1914年出版了第二本诗集《念珠》。这两本诗集的出版，是当时俄国文学界的一件大事，被认为是诗坛上升起了一颗明星。于是她沉溺在艺术之宫，对十月革命起初并不十分理解，经过一段迷误之后才走莫斯科红场寻找阿赫玛托娃上了革命道路。然而她即使在迷误的时候，也怀抱着对祖国的无限热爱，把自己的命运和人民的命运紧紧联系在一起，而且这种感情越到后来越坚定，贯穿了她的一生。她在卫国战争时期写下《勇敢》、《胜利》等许多爱国主义诗篇。
然而卫国战争结束之后，1946年8月14日，联共（布）中央发布了一个特别决议，点名批判作家左琴科和诗人阿赫玛托娃，说阿赫玛托娃是与苏联人民“背道而驰的空洞的无思想的诗歌的典型代表……唯美主义和颓废主义。”接着就有人说阿赫玛托娃的诗歌是色情的、毒害的一堆破烂。阿赫玛托娃这个人是发狂的贵妇人、半修女、半荡妇。”于是就在这一年的9月4日，阿赫玛托娃与左琴科被开除出苏联作家协会。从此他们不能发表一行文字，只好饿着肚子等待恩典，准许他俩从事翻译。
阿赫玛托娃有过三次婚姻，第一个丈夫分居后离婚，感情上受到很大刺激。接着她因古米麼夫被镇压而受到牵连、歧视，内心伤痛又悲哀。更悲哀的是她第三个丈夫死于狱中，儿子两次被关进集中营，她绝望地前后奔走了18年。而这18年中，是她人生最深刻、最沉重的悲剧时期，她本该可以像年轻时把爱情的幻灭与悲伤抒写得淋漓尽致、刻骨铭心的，可她却反倒不能表达、不能倾诉、不能长歌当哭了。
音乐家肖斯塔科维奇说：“能够悲伤也是一种权利，但是这种权利并非每个人都有，至少不是毎个人始终都有。”他还说人人都有为之一哭的人，但是只能无声地哭，蒙着被子哭，不让人看见。人人彼此戒备，悲痛压在心里，窒息着我们。”很多年以后，人们才知道阿赫玛托娃在窒息的年代里，正如音乐大师说的那样，一直在哭。不但无声地哭，蒙着被子哭，不让人看见地哭，而且以她天才诗人奔放的感情痛快淋漓地哭。
阿赫玛托娃悲怆的哭泣，最终化为了诗。1935至1940年，她在哭泣中诞生了《安魂曲》，遗憾的是《安魂曲》直到她逝世21年后的1987年才得以问世，并轰动了世界诗坛。它被称为本世纪最优秀的诗篇之一，而阿赫玛托娃则获得了哀泣的缪斯·布罗茨基语的称号。
俄罗斯诗人叶夫图申科把阿赫玛托娃与普希金相提并论，说普希金是俄罗斯诗歌的“太阳”，而阿赫玛托娃是俄罗斯诗歌的“月亮”。事实也是如此。一生多灾多难的阿赫玛托娃，身后声誉日隆，被称为连接19世纪古典诗歌和20世纪现代诗歌的“桥梁”，成为全世界诗歌爱好者最崇敬的诗人之一。
9.她消失在大海之中
萨福的天空像诗一般迷人。她永远年轻如少女般的心，使她最后纵身一跳投入海中，成为一首永恒的诗。她是为情殉身的，为着那个海员，她果敢地踏上了追赶年轻水手的路途。这一年她55岁，本该作祖母的她，拒绝自己的年龄，不认为自己已入肃杀之秋。她内心的爱依然生机勃勃，爱之火焰使她认为她的青春正红红火火。因此，我觉得她不仅仅是诗人，更是一个永远的情人。
说实在的，55岁的年龄算得了什么呢？爱是没有年轮的。萨福心里从没想过自己要像普通55岁年龄的女人那样，戴老花眼镜、闲居家室、含饴弄孙、栽草莳花。她不能容忍自己成为一个良家妇女的老妪形象。她甚至不是妻子、母亲和祖母，她是永恒的情人。只有情人这一角色，才能激活她全身的细胞。她在一首《给所爱》的诗中写道他就像天神一样快乐逍遥他能够一双眼睛盯着你瞧他能够坐着听你絮语叨叨好比音乐听见你笑声，我的心」[就会跳！跳动得就像恐怖在心里滋扰只要看你一眼，我立刻失掉言语的能力……”萨福是敢爱敢恨的。她很自信。她不相信她追赶又等待的男人会对她不爱。她爱他。爱他饱满结实的肌肉、魅力无穷的眼神、粗重而年轻富有朝气的呼吸。她为他而沉醉。她呼吸着他的呼吸。她躺在阳光下的海滩上，久久不愿醒来。她相信他不会走，然而当她醒来时发现他还是走了。于是萨福一年又一年地等待，终成泡沫。
年轻的水手那颗小小的心，无法盛下萨福丰富而强烈的女人的爱。他胆怯、退缩、逃逸得无影无踪，仿佛萨福的强大会把他吞没了似的，他感到惶恐不安。这是他没有福气。没有诗性的男人，注定承受不起女诗人情感喷发的震撼。所以他只该在他的那个层次，守着一个平常的居家女子，过一种小家庭生活。他没有能力去创造生活的辉煌，他只感到萨福对他的压力和难堪，因而一去不回。
萨福的耐心等待终于变成了绝望，她再也经受不起思念的折磨。她望着爱琴海深邃无比的魅力，觉得这是她最佳的归宿之地。于是她飞扬起来纵身一跳，蓝色的海洋接纳了她。她狼起的一阵喧哗，是她生命最后的涌动和奔溅的激情。然而很快复归寂静。她消失在大海之中。
10，诗人普希金
俄国诗人普希金之死，让许多诗人的记忆留下伤口。与他同时代的莱蒙托夫在他的成名作《诗人之死》里愤怒地谴责道：“你们即使用你们所有的污黑的血，也洗涤不净诗人正义的血痕！”普希金是我从小就热爱的诗人，他出身贵族，是俄国积极浪漫主义诗歌的主要代表。他的死让茨维塔耶娃这样迟到的女诗人，也为之心痛不已。普希金是为尊严而牺牲的，他的肚子遭到致命的一击。
每年的2月10日，是普希金逝世的纪念日。这一天，彼得堡城市上空常常会飘着很大的雪，飘白了整座城市。而所有的书店，所有的大型商场、剧院门前及沿途的巷子里，到处都摆满了普希金的书以及有关普希金的纪念品。普希金是那样地在俄罗斯人民心中占有崇高的地位。他的故居，游人络绎不绝。
应该说普希金的故居坐落在彼得堡的繁华市区，美丽的里波耶塔夫运河从普希金故居门前缓缓流过。周围有著名的复活教堂、基诺夫剧院、迷人的夏季公园。倘若你踩着碎石铺就的门廊往里走，小路显得幽深绵长，弯弯曲曲，路边有高大的橡树和针树，在寒冷的冬季，枝叶顶着雪花，依旧苍翠碧绿。
普希金的故居早已没有家人居住，那几栋洋楼空闲着、静默着，却没有荒芜、衰败，它被政府完好无损地保存了下来。现在做了普希金博物馆，每周三向世人开放。
普希金是幸运的。世界上许多文豪的故居，大都伴着岁月的流逝开始荒芜、颓败，渐渐变得无声无息。随着时间的推移、时代的变迁、人们观念的更新，那些艺术大师们的故居似乎对人们已不再重要。而普希金故居在开放的时间里，总是从早上起便有数以千计的人从四面八方涌向那里。他们之中有老年人、妇女、儿童，也有大学生。他们手捧鲜花，聚集在普希金雕像前。广播里一直播着普希金的诗，许多俄罗斯妇女们激动地随着音乐一起朗诵起来。
音乐是一种忧伤的调子。它在房间里低低绮绕时，让你感觉到普希金仿佛从没离开过这所房子。那书架上整整齐齐摆着他喜欢的书，墙上挂有他的肖像画；卧室的窗帘微微摆动着，豪华的红木书柜摆满了四壁；写字台上的几本书已打开，仿佛能听到书页被轻轻翻动的声音。
然而普希金走进了死亡，便是进入了不可挽留的、恐怖的、卞恒的丧失家园的状态。故居对他本人来说并不很重要，重要的是他被称为俄罗斯诗坛的太阳，而被称为月亮的女诗人阿赫玛托娃在《普希金与涅瓦河之滨》一文中，详尽记述了曾苦苦寻找十二月党人埋葬地的普希金对十二月党人的想念，也就是对他们的命运和他们的死亡的思虑无休卜地折磨着普希金……普希金毫无疑问在以此痛苦谴责尼古拉一世……在《波尔塔瓦》草稿上画有绞刑架的上方，普希金写道：‘我也有可能像个侍从丑角？’他仿佛把自己也算作12月14日的牺牲者了。他觉得，涅瓦河之滨的无名墓，几乎就应该是他本人的坟墓……”所以普希金在被保皇党人丹特士及其背后的沙皇杀害之前，早已做好了这样的准备。他对什么也不畏惧，伤口和枪口算得了什么？因此他血淋淋的伤口，最终烙在俄罗斯诗人们的身上，让他们总是挺起胸膛去接受打击，去勇敢地面对苦难和超越—切。
11.云雀在歌唱
我在少女时期就喜欢诗人雪莱，并深深钦佩这位英国青年卓越的语言艺术才能。他时而高亢激越、时而甜美醉人，又时而缠绵悱恻的歌声，让我得到很大的启迪和欢乐。无论是奔放不羁的西风，边飞边唱的云雀，蓝天里的白云，紫罗兰的落花，抑或是一个诗人的早死，一曲动听的歌声，几乎任何题材都会在他神奇的笔下，被塑造成不拘一格的艺术珍品，让我们看到他的忧虑和希望，感受到他的思想和激情。
雪莱1792年生于一个男爵家庭，他的父亲拥有一所富裕的田庄。他幼年生活在由广阔的树林和美丽花园包围着的一座白色建筑物中。家庭里的保守气氛、矫揉造作的绅士风度，使少年雪莱颇感厌恶。于是他在学校饶有兴趣地研读自然科学，以及柏拉图、休谟、狄德罗的哲学。1810年雪莱入牛津大学读书。这期间他一方面是一个勤奋的大学生，另一方面又是一个直言不讳的无神论者。一年后他因著作并刊行《无神论的必然性》而遭校方开除。接着由于政治和哲学观点的分歧，他与他那富裕的家庭决裂。1812年他投身爱尔兰的泰“诗人雪莱民族解放运动，亲自散发传单、发表演说；激情与热血使他写出了第一部长诗《麦布女王》。
然而在《麦布女王》里，他因抨击压迫和强权而触怒了统治者，使他不得不于1818年3月带着妻子玛丽和两个孩子永远离开英国，去意大利。他先后去了那不勒斯、罗马、莱杭、圣乔里安诺，一路颠簸，最终他在斯佩齐亚湾被暴雨、排空的巨浪应该说雪莱有一颗骚动不安的灵魂，他的富于反叛与斗争的精神，使他舍弃了享受世俗所称道的人生乐趣；宁愿为了保住思想上的解放与自由，过着朝不虑夕的饥饿与颠沛的生活。在那个时代，雪莱无疑是个先驱者的形象。他的这种人生态度，体现在长诗《伊斯兰的反叛》中，更体现在诗剧《解放了的普罗密修斯》中。因此雪莱执着的追求不仅区别于那些消极浪漫主义者，而且也区别于拜伦那样的积极浪漫主义者。雪莱和拜伦都是积极投身斗争、反对现实黑暗的勇士；但是当他们把目光投向明天，鲜明的差异便显现出来了：拜伦的目光多半是悲观而不免落寞，雪莱则总是充满信心地为未来呼号。所以面对英国之暗夜的雪莱，他的声音是明确而勇敢的。他总是以不竭的斗争精神给人民以鼓舞，并以充沛的热情呼唤人民“醒来”。
雪莱是人民的儿子，也是大自然的儿子。放逐的生活，使他浪迹天涯；漂泊无定的日子，带给他痛苦却也给他以诗的灵感。他说：“我是大地和水的女儿，也是天空的养子，我往来于海洋、陆地的一切孔隙我变化，但是不死。”这的确就是雪莱自己的形象。他把一个充满诗意光辉的、然而又是不驯的反叛的心灵，寄托在美好而光明的自然之中。他为自己铸造了一尊永恒的铜像，他在这里获得了永生。
1822年7月8日，雪莱在莱杭与诗人利·亨特会晤后，与威廉斯和一名年轻的水手乘“阿瑞尔”号返航回斯佩齐亚海湾上的勒瑞奇时遇难，同舟三人无一幸存。所幸的是，雪莱遗体被海浪冲到岸边。同年8月16日，雪莱遗体在海滩上火化，拜伦和利·亨特都来送别。他们默诵着雪莱的《致云雀》：
向上，再向高处飞翔
从地面你一跃而上
像一片烈火的轻云
掠过蔚蓝的天心
永远歌唱着飞翔
飞翔着歌唱
……
12.走进叶芝的世界
叶芝是爱尔兰著名的现代诗人，1923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他一直是我心中某种痛苦而高贵的诗性灵魂的象征，是我秘密的对话者和审判者。对于这位爱尔兰诗人，人们曾有多种说法，诸如“象征主义巨匠”、“最后一个浪漫主义诗人”、“爱尔兰的灵魂”、“生与死的骑手”等等，这些并非溢美之辞，因为他确实是一个能够从自己富有戏剧性的经历中挖掘最多素材的人，并且在抒情中充满了现代意识和感性。
叶芝出生于都柏林的一个中产阶级家庭，父亲是拉斐尔前派的画家，对于文学艺术抱有一些独到的见解，更喜欢将它们灌输给儿子。因此叶芝的童年是幸福的，他常随家人去爱尔兰北部的斯莱哥乡间度假。当地迷人的风光、朴实又粗犷的民风，尤其是种种广为流传的民间传说，在叶芝幼小的心灵上激起了阵阵火花。
1887年，叶芝全家迁居伦敦。在那里他结识了唯美主义作家王尔德和摩利斯等人，受到他们风格的感染，加入了诗人倶乐部。1889年，他与美丽的女演员茅德·冈相遇。他在诗中写道她伫立窗畔，身旁盛开着一大团苹果花；她光彩夺目，仿佛自身就是洒满了阳光的花瓣。”叶芝一生仿佛都在爱着这个美丽的女演员，她不仅美丽，还是19、20世纪之交爱尔兰争取民族自治运动的领导人之一。这在叶芝心中，自然增添了一轮特殊的光晕。他在一首诗中赞美她道：“有着朝圣者的灵魂。”“朝圣”指的就是她所从事的民族事业。然而茅德·冈一再拒绝了叶芝的求婚，1903年她嫁给了爱尔兰军官麦克布莱少校。
对于一个诗人来说，一次不幸的爱情并不意味着创作的不幸。痛苦出诗歌，叶芝在数十年的时光里，茅德·冈总是从各种不同的角度激发他的创作灵感。有时是激情的爱恋，有时是绝望的怨恨，更多的时候是爱和恨之间复杂的张力。叶芝摆脱不了她，并且在她的影响下参加了爱尔兰的政治斗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