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许我秉性中有对“恶魔”的喜好，所以一看到书中有两篇题为：“试论阎连科《坚硬如水》的恶魔性因素”与“试论张炜小说中的恶魔性因素”，便产生极大的兴趣。于是一口气读下来，只觉得作者的笔力，力透纸背。应该说，从古希腊到20世纪的西方文学，恶魔性的传统一直没有中断。德国大作家托马斯‘曼的长篇小说《浮士德博士》与俄国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卡拉马佐夫兄弟》，都具有一种“恶魔性魔鬼”的对应结构。
然而在中国的“恶魔性”小说里，作者够敏锐、够具审美力地指出：“关于恶魔性的审美因素及其精神构成在中国当代文学中还远远没有充分地展开，阎连科与张炜的小说所呈现的恶魔性因素都仅仅在原欲（原型的欲望）的层面上有所涉及，还没有达到西方现代文学具有的令人颤栗的深刻程度，诸如‘恶’的人性因素、罪感与忏悔、复仇与恐怖等等”。
我十分喜欢这两个“试论”文章，不仅因为作者写得完整而精当。主要还有一种对“中国式恶魔”的探寻。这一探寻，其路便无限宽广。大大颠覆了从前古老中国文化中的人性理论，也颠覆了几十年来支配中国社会的信仰、伦理、人文以及种种意识形态。
收在《不可一世论文学》的奠言论，虽然只第一部分，但作者严谨密实的论述，似乎让我大气不喘地一口气读了下来。以我之见，此论述颇与莫言文风相融。它驱使我们要去看莫言那些来自民间的充满恶意、卑劣和愚蠢的小说世界。而《林白论》，让我感到亲切。作为一个男性学者，能够如此站在女性的角度与立场，来论述女性作品、理解女性，着实不多。那种对女性的深深理解，让我想到从小与母亲、妹妹生活在一起的作者，对女性的苦难、女性的坚韧是早有洞察的。我想只有站在女性的角度与立场上，论述女性作品，才不会“隔”，才能呼吸到从女性生命底蕴中唤发出来的芳香。
陈教授的学问很大，功底很扎实。他既是一个海，又是一片森林。我在海里像海绵一样吸取营养，又徜徉于森林中呼吸氧气。我想倘若再过上一百年，他的这些作品仍然会像古老的银餐具那样，成色依旧纯正地展现着它的分量。这是一种感觉，来源于他的博大精深，来源于他对中国文学的着眼点。
3.独钓寒江雪
——王岳川印象
2001年4月，我在《文艺报·摄影导报》上，看到王岳川先生的摄影理论文章和他的大幅照片。照片上的王岳川，看上去很有文化底蕴和学养。于是，当时摄影导报的主编成东方先生，打电话问我有否收到刊有我作品样报时，我便说：“最近这一期导报的文章和照片都很好，那个王岳川好像很有底蕴。”“那当然。他是北大教授，著名学者呢！”成东方谈起王岳川，便滔滔不绝。我对王岳川的最初印象，就是从成东方这里来的。
当然成东方不是学者，他所谈的王岳是一个艺术的王岳川。比如王岳能拉二胡、弹钢琴，写得一手好书法，还能把歌唱到专业水平。
2001年9月，我在《山花》发表了随笔《杭州话题》。收到样刊时，看到目录上有一个王岳的访谈：《全球化语镜中的当代思想问题》。这个访谈做得非常好。它涉及了德国与法国哲学家对当代中国的影响，哲学与文学的界限，精神深度与实用主义之分界，以及后现代主义与后殖民主义等。王岳在访谈中说：“现在学术界很多人害怕思想、憎恶思想。我认为思想本身是无罪的，只有思想的极端形式或者极端地扼杀思想是有罪的。因而应该提倡宽泛地多层次地文化对话。其实人无论中西古今都是有缺点的，而这才是真实的人。这就意味着，新世纪的屮国人必须认识到自己的缺点，让各国朋友提意见，这样中国才会真正进步。只有在东西方互动的良心条件下，新世纪‘中国形象’才会真正建立，才能是中国从20世纪的文化‘拿来主义’，走向21世纪的文化‘输出主义’。”王岳川说得很有道理。他的思维方式和思考问题是“中国”的，不是“小我”的。站在中国立场上向世界发问，也许是21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的责任。
我是在广东参加一个诗会时遇见王岳川教授的。这使我马上想起，前几年成东方先生在电话中喋喋不休地向我介绍他的情景。朋友的朋友，仿佛就是我的朋友。我一见到王岳川就像老友重逢似的，热情地与他打招呼聊天。结果我们聊得很好很投缘，对许多问题和观念，都能达成共识。尤其他提出的发现东方，重塑中国文化精神，在全球化语境中坚持中国文化输出的这一理论体系，具有学术使命感和思想前沿性，让我很感兴趣。
几天的会议匆匆而过，王教授在会议上很有风度的发言，给我留下深刻印象。回到杭州，我在电脑搜索栏里打上王岳川的名字，几千个王岳川的条目就出来了。我这才知道王教授是四川安岳人，1982年毕业于四川大学中文系，1988年获北京大学硕士学位，并留校任教。1993年破格晋升为教授，成为享受国家特殊津贴的专家和博导。著有《艺术本体论》、《二十世纪西方哲性诗学》、《中国镜像：九十年代文化研究》、以及新著《发现东方》等重要前沿性学术理论著作。从前，我读过不少文艺美学和哲学方面的书。但基本是西方的，要么就是古代中国的。中国现当代的，仅读过宗白华和朱光潜的文艺美学著作。似乎是少了一些。于是我决定花些时间，系统地读读中国当代理论批评家的著作。
在图书馆，我最先借到王岳川教授的《中国镜像》、《全球化与中国》、《后现代后殖民主义在中国》。这些都与中国大主题有关的书，让我十分惊讶。
“他在思考中国。”我情不自禁地脱口而出。
后来，我很快读完了王教授的这三本书。这三本书给我的感觉和思考是：中国在前进，中国的学界和文坛又该如何前进？应该说，《中国镜像》是一部从思想角度来阐释后现代的理论著作。王教授所关注的是后现代进入中国社会后，文学由社会批判推进到文化批评，从相对褊狭的作家和文本中心批评，走向多元文化诗学批评。同时，他又尖锐地指出：“文学和艺术走向‘后现代’时，代价是沉重的。比如，当作家和艺术家不再叙写艺术真理和历史深度时，他退回了小我，玩弄自我感觉。于是对个人隐私和边缘生活的展示成为时髦，个人的超越性思考和精神性体验遭到讥讽……”王教授的忧患意识，让我想到当今不少学者，虽具有丰富的知识，渊博的学问，却缺乏自己独立的思考、见解、立场和领悟人生意义的智慧。
前不久，在网上读到一篇《童心慧眼王岳》的文章，似乎对王岳川教授有了更深一层的了解和理解。王岳川14岁当了少年知青，有一次去放牛，从牛背上摔到了山崖。那是一个幼小的生命，第一次对死亡的体验。38岁那年，他为了完成一部自己的著作，高烧发到41度，孤零零地躺在医院病床上，又一次体验了死亡的滋味。然而，他的生命一次又一次出现奇迹。他已真正懂得了“向死而生”的道理。因此他把学术做得人与学术不分。他的学术理念是：“国学根基、西学方法、古代坐标、当代问题。”他强调这中、西、古、今四条“腿”，缺任何一条腿，学术平台都将摇晃或与王岳川教授第二次见面，是在北大校园里。那时候我带女儿去看未名湖，又去看季羡林先生栽种的荷花。天很热，与我们不期而遇的，还有北大中文系副教授王丽丽和中国教育报记者赵小雅等，这些都是王教授的弟子。王教授的摄影技术不错。他给我们母女照的合影，是我们第一张照得最好的合影。不仅取景效果不错，主要是抓住了两个人的神态和动态，看上去比较和谐与鲜活。
我们在北大勺园9号楼餐厅就餐，团团一桌，王教授的弟子们个个能说会道，话起当年，那份亲切的回忆，都溢于言表，让我看得既羡慕又向往。这天午餐后，我们去唱了卡拉OK。第一次聆听王教授的歌喉，确实有点震惊。他怎么能把歌唱得这样好？像纵马奔驰在草原，音域宽宏辽阔。
我们一直唱到黄昏时分，然后去王教授的家。王教授的家，在北大中关园那栋墙壁灰暗的楼房里。居室不大，却墨香满屋。四壁都是大书橱，地上还堆着层层叠鲞的书。人在其中，就像置身在书海里，令我觉得王教授宛如一块海绵，每当夜深人静时，他就不断地吸取知识的精华。
那天，我心里念念不忘请王教授给我们拉二胡。王教授拉得最拿手的是瞎子阿炳的《二泉映月》。他说从前每逢中秋的深夜，我都要去未名湖畔拉琴。有一次我拉琴而琴声忧伤，有一老人误以为我想不通要寻短见，老盯着我不走。”王教授说这些时，内心充满了对音乐和生命感悟的体验。
《二泉印月》的旋律响起来的时候，王教授很快进入状态，拉得如痴如醉了。我几乎是屏住呼吸倾听着的。瞎子阿炳的沧桑，在他弦中如泣如诉。谁为苦难而辉煌，谁为沉重而美丽？弦啊，在这朦胧的夜色里，又有谁为这苍凉的音乐加一件寒衣？我听得泪花闪闪，喉咙哽咽，这满把的音乐是一种境界。
从北京回来后，我系统地阅读了王教授的著作。从《艺术本体论》、《二十世纪西方哲性诗学》到《中国书法文化精神》、《发现东方》等。它们给我一个清晰的精神脉络，便是王教授在学术上的一个转变与深化的过程。他似乎是从国学到文艺美学，然后转向西学、转向文化研究，再囯过头来研究全球化中遭遇到的国学问题。我曾在王教授的一篇文章中看到这样一段话在大学期中8文学问间，每天十几个小时昏天黑地狂读诸子、经史，尤喜老庄。苦读苦背是我大学生活的惟一‘活法’。大学毕业后，我分配到国家教委工作。‘北大情结’使我除了工作以外，每过一二周必去北大和北图。总想对先秦至明清的思想史，逐一下番功夫。然而却感到心气不足、功力不逮。有一次，我来到冰天雪地、狂风呼啸、空无一人的未名湖，静静地看、静静地坐、静静地思、静静地感受大风的鼓荡。猛地体悟了‘独钓寒江雪’的寓意，坚定了进入燕园深造的念头。”王岳川教授是刻苦用功的。他考入北大研究生后，第一年就翻译了20万字的《文艺现象学》，还写出一部25万字的《艺术本体论》。《艺术本体论》是国内第一部全面研究文艺本体论的学术专著，它着重研究了艺术本体论的三维构成，以及追问艺术本体论何以为当代美学的核心。
王教授说：“在本体论的研究中，我始终认为孔子、老子、苏格拉底、伯拉图、尼采……这些东西方大哲和我是同一代人。我们面对同一个问题：就是怎样生、怎样死。与他们对话，就是在思考个体生命的存在意义。因此，我坚持学术研究‘三眼’：深情冷眼、童心慧眼、平视之眼。只有这样，才能获得这种与天地万物平等对话和与中西大哲思想问答的精神高度。”王教授这一番话，是他多年苦心钻研后对生命的体验。他是醒着的李者。梦和理想，他有“知其不可而为之”的精神。
在王岳川教授的众多著作中，我最喜欢他的近著《发现东方》。《发现东方》也是王教授整个研究过程中的又一次新的转变。这个转变我认为十分重要和必要。在学界抑或是在文坛，哪怕是现实生活中，我们大部分人的生活方式，以及审美趋向已相当西化。谁来扬救东方文化？谁来输出中国文化？王教授在21世纪中西文化何去何从时，及时提出并构建了“发现东方与文化输出”的两大战略思想，无疑是推动中国文化滚滚向前的。
拿王岳教授自己对《发现东方》的阐释，是：“注重一个世纪西学进入中国以后，怎样改写了我们的思想和语言方式。并探讨中国传统资源，在后现代世界重获阐释的可能性。我不相信中国文化五千年的文明，在一百多年的历史中就烟消云散。而要采用福柯的知识考古学方法，考察中国文化哪些部分已经死亡了或永远的死亡了？哪些部分变成了博物馆的文化只具有考古学的意义？哪些部分变成了文明的断片，可以加之整合，整合到今天的生活中？中国文化作为中国思想中精微的部分，能承载21世纪独特的中国本土精神，并对人类的未来发展尽一份文化重建之功。西方中心主义立场的解读，并不能‘发现’一个真实的中国。中国‘文化输出’和‘发现东方’不可能靠西方‘他者’，只能在全球化和后殖民语境中，中国学者自己发掘出中国文化新精神，从而使中国文化不在新世纪再次被遮蔽。在借助‘他者，力量的同时，我们应该自己说话，使中国文化得以在新世纪的全球文化平台上‘发言’。”王岳川教授从事学术研究20多年。他已获过很多重要的学术奖项和多次出席国际会议。但他对自己的要求，似乎每一次学术上的转变，都是从零起步。现在成果卓著、名气很大的他，却为人温和，平易近人，对许多事物都有自己的理念、观点和立场。这些天是国庆55周年的节假日，我步门未出，想着祖国的繁荣昌盛，心里就想脚踏实地的干些事情。于是我又重温王教授的著作，触摸他书中创造性的思想是一种快乐。然而这种快乐很快被脑海中，一个“独钓寒江雪”的意象所淹没。眼前出现一片冰天雪地，一个独行僧踽踽地走在大地上，逼视着自己的灵魂，像荆棘鸟以胸刺血般地独自反省和言说。这就是王岳川教授给我的真实感受。因此，我认为无论学术还是音乐、书法，王教授都是博大精深的。如今依然年轻的他，正是“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的黄金时期。他让我看到一个高远、深邃又美好的学者形象，也看到了中国思想明朗的未来。
4.一个踏实、严谨、谦逊的学者
—记洪子诚教授
认识洪子诚教授有十多年了。记得第一次见到他，是在1993年11月北京大学中文系召开的一个诗歌会议上。那时候洪教授儒雅又有些衿持，发言时声音轻轻，却很有自己独特的见解，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然而当年我孤陋寡闻，并不知道洪教授具体研究什么，抱着好奇心回到杭州后，我专门去图书馆找他的书。
我最早读洪子诚教授的书，是1993年12月寒冬时节。从图书馆借回来洪子诚教授的《当代中国文学的艺术问题》和《作家的姿态与自我意识》两书时，心情特别愉悦。我喜欢洪教授行文的干净、清爽，更喜欢他在书中不断有让我眼睛为之一亮的语词。比如他在《作家的姿态与自我意识》一书中说：“文学所关心的应是寻找灵魂归属的位置，创造一个使人的灵性得到发挥，心灵自由得到确立，生存个体从暂时的生存体制中得到升华的世界。”洪教授的这段话，对当时正迷惘的我十分管用。于是我很认真地读完这部书，书中的某些“经典”，到如今仍能朗朗背诵。我想这关键在于作者在此书中，关注了作家的文化性格与精神状态的缘故。它使我明白一个作家不能什么都要，要学会放弃与坚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