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年我读完洪子诚教授的《当代中国文学的艺术问题才知道洪教授是研究当代文学史的。他在书中说在‘十七年’及其以后几年的时期，小说的题材集中于两个方面，一是现实的农村生活，即‘农村小说’，一是党领导的革命斗争生活，即‘革命历史小说’。”这让我很快想起“三红一史一歌”的小说，就是在那样的创作背景中产生的。
其实，研究当代文学史并不容易。尤其是20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这一段时期，文学作品的文学性比较弱。这对任何一个研究者都是一个难题。然而洪教授长期执教于北京大学，他丰富的教学经验，以及对当代文学史的一贯思考，在他早年出版的著作里便已经纲要性地揭示了当代中国文学发生、发展的历史过程。我虽然对当代文学史研究是个外行，但很是期待洪教授有更多的著作问世。
1997年初，我在美国伯克莱加州大学图书馆，偶然读到洪子诚教授在香港青文书屋出版的《中国当代文学概说》，便把它借了下来。书中第21页有这样一段话外部力量所施行的调节、制约，在实施过程中，逐渐转化为那些想继续写作的作家的心理意识，而成为作家的‘自我调节’、‘自我控制’。”此书主要关注作家的文化性格，精神态度；也关注体制、制度、文学机构、刊物、出版、作家经济来源、作家身份、批评和“经典”审定程序等等的问题。这本书看似薄薄的，只170页，却很有些分量。它几乎形成了洪子诚教授对中国当代文学史研究的独特个性与风格，也突破了制度化文学史的写作模式。读完全书我有些激动，很想与洪教授说些感想什么的。但我人在美国，有几年没有与洪教授联系了，连他的电话号码也没有，满怀通话的希望只得作罢。
我再次与洪子诚教授联系上，已经是2003年春天了。那时正值“非典”时期，我一天天在家读洪子诚教授的《中国当代文学史》。读着读着，便想着远方的洪教授是否平安、康好。于是赶紧与洪教授联系，寄上自己的拙著，写上自己的电话和邮址，然后就期待着洪教授回信。几天后，洪教授传来了电子邮件。他说：“谢谢赐书。因我已退休，很长时间没有去学校，书近日才拿到。谢谢关心，我很好。祝好！”自此，我与洪教授恢复了中断几年的联系，心里洋溢着温馨与快乐。
2003年秋，我18岁的女儿被浙江大学公派到香港的大学去做交流生，正好洪教授的某个学生也在那里的文化研究系任教。很多事情我都向洪教授咨询、请教，联系自然就多一些了。特别是我将女儿从香港传来的文章转传给洪教授看后，得到他的赏识，让我既高兴又欣慰。他在2003年10月1日的电邮中说：“你的女儿的文章，确实写得好。我读过许多大学生的文章，虽然有的很有文采，也有自己的看法，但大多是一些儿女情长，‘小资式’的小体验和自我陶醉。你女[有这样的关注，这样的关怀，这样的思考的深度，确实很难得。替我谢谢她的这些文字。”经洪教授这么一说，我也对女[刮目相看起来。
2004年7月初，我陪女儿到北京旅游，终于在相隔十年后，第二次见到了洪子诚教授。那天我们一起在北大蓝旗营季诺意式休闲咖啡厅午餐，季诺意式休闲咖啡厅的环境十分优雅、安静，半圆形的褐色餐桌以及半圆形的褐色沙发，别具风味。一支勃拉姆斯的《第三交响曲》，轻轻地回荡在我们耳畔，让我有一种回到夏威夷海边的感觉。我惊讶北大蓝旗营竟有如此好地方，坐在那里感到温馨安静极了。
洪教授那天穿着深蓝长裤，浅灰丁恤，戴着宽边眼镜。尽管头发已经花白，但他面色红润，精神抖擞，看上去很健康，很有学者风度。我们坐下来一边喝卡布奇诺，一边聊天。洪教授说话的声音轻轻，但一字一句很清晰。他的说话就像他的文章一样，干净、清爽。闲聊中，我知道洪教授的音乐修养相当不错。但他总是谦逊地说音乐完全是一种个人爱好，而且对音乐非常外行，不懂乐理，音乐史也所知不多。听音乐就是一种休息。”洪教授喜欢听马勒交响乐，这与我的喜欢不谋而合。马勒的音乐随着时间的推移，其存在价值确实越来越不容怀疑。
我们的聊天很安静、随意。聊到体育锻炼时，洪教授说年轻的时候经常长跑、游泳，‘文革’时期几乎天天都上颐和园游泳呢！”有一个好身体，对学者来说是多么重要。我望着洪教授不错的身体素质，便想起他的几部著作。那些著作都是他长久坚韧地工作，并且具有创造性的实践，为当代文学研究提供了一个重要的、富于启发性的范例。比如《中国当代文学史》，这部我读过两次，并且做过大量笔记的著作，无疑标致着中国当代文学史从“集体撰史”向“个人撰史”（“独立撰史”）的转变，提升了当代文学史研究的学术层次。同时也可看出洪子诚教解的历史研究，是一个不断趋近“真实”的过程。这显示了一个史学家的严谨和自觉。因此书中既有在复杂的历史情境中，对文学现象进行的资料清理和评判，也有著史者对自己的历史观念和方法论的自觉。
应该说《中国当代文学史》，是一部真正意义上的文学史写作。洪教授写作态度严谨，又潜心一志完成自己能做的事。因此这部著作在叙事、文学史构成、文学史观等方面，都做得恰如其分。对文学现象、文学创作、作家作品的描述，也是努力将问题放回到“历史情境”中去考察，注重文学史资料的挖掘与文学史知孙甘露长篇小说书彩识的叙述，力图增加读者靠近历史的可能性。
我不是搞文学史研究的，但以一个外行人的眼光看，洪教授的《中国当代文学史》一书的结构，仍然是传统模式。比如作家作品、文学运动、文学现象等几大板块，在编排顺序上也是以时间为维，将当代文学分为20世纪50至70年代的文学，和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文学两个阶段。然而传统模式经洪教授踏实、严谨的抒写，让最基本构成的方式，解决了当代文学史编写中的基本问题。因此我们看到作家作品在“历史情境”中得以恢复原貌，被赋予了历史的意义与价值。文学运动、文学现象的历史意义与价值，也在文学作品与作家自身得以具体化和印证。这便是洪子诚教授《中国当代文学史》一书的成功之处，也是它的独特之处。它让我们看到了洪教授的学术眼光，其视野显然已延伸到了新文学的整体过程。现在我们喝完了卡布奇诺，又要来了海鲜意大利面。这个面条很好吃，就像我从前在夏威夷火奴鲁鲁百依沙奴意大利餐馆吃到的一样，是上等面筋面粉做成的，加上海鲜和素菜配料，颜色与形状都相当漂亮，让人口目一新。然而洪教授不喝酒也不抽烟，他的生活十分俭朴。我感觉他最有兴趣的还是文学与音乐，我们聊着聊着又回到了文学上。他说新时期确实有一些不错的作家，如：王安忆、莫言、余华等，但80年代末以来，有一批年轻作家技巧很纯熟，而技巧的操作占了相当重要的成份。我觉得文学没有真诚的东西不行。另外，人们感觉到‘文革’后复出的一些‘右派’作家，和一些知青作家，精神状态似乎非常满足，非常得意。对自身、对外界感觉不是很敏锐。作家处于这样的精神状态，不可能再有更深入的、更高的创造。很多作家现在已经不能超越自己在80年代前期的创作。80年代以后写作的自由度比较大，为什么写不出更好的作品呢？”洪教授的质疑是很有道理的。它让我想到一个词广反省”。
那天我们离开季诺意式休闲咖啡厅，已经是午后了。与洪教授告别后，我们去了北大蓝旗营万圣书园，在那里我们买了不少书。回到宾馆，我就迫不及待地阅读洪教授的新著《问题与方法》。书的封底上说：“本书以五十年来中国文学的发展脉络和社会思潮的变迁轨迹为考察对象，从当代文学的体制、生产、资源等观察角度，关注当代作家生存和文学生长的环境；并从学科的生成和建构等问题出发，把当代文学纳入相关的研究序列中加以探讨，通过对海内外卓有影响的文学史家研究状况的考察，提供了自己的思索和见解。”逝水流年。转眼又是一年过去了。这一年由于忙，也未与洪教授联系。然而，最近我又一天天地捧着洪子诚教授的这本《问题与方法》了。
这是由洪教授在北大讲课的录音整理而成的书。读着它，仿佛我就是课堂里的一名学生。洪教授口语化的叙述，明白易懂。他所提出的不少问题，也值得我们好好思索。尽管洪教授在书的第14页很谦逊地说我在写作的过程中，想法一直不是很明确，借用一句时髦的话，就是没有形成有‘穿透力’的眼光。”其实洪教授的吗光是力透纸背的。从全书七个部分的讲稿来看，在复杂的文化矛盾与冲突中，洪教授照样写得完整、丰富和纯粹。他在书中也提出了很多问题。比如：当代文学的“经典”问题、立场和方法问题等等。这不由得让我想到当下“纯文学”，在某种意义上陷入孤芳自赏的局面。文本中那些细碎的、感官的、日常生活的东西，缺乏批判、质询现实的力量；缺乏应有的震撼力。正如洪教授所说现当代文学再不可能有如80年代那样的承担，再不可能有那样的广泛的社会关注了。说是‘败局’也可以。80年代的那种通过现当代文学来参与到对历史的阐释、创造的热潮，现在成为我们的温暖的‘怀旧’材料，也成为一些人用来责难目前文学的依据。我们没有办法改变这个基本格局。”洪教授是广东人，1956年就读于北京大学中文系，毕业后留校任教，为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讲授中国当代文学史，当代文学现状批评，中国新诗等课程。洪教授的演个鑛实、严谨、谦邊的学者讲亲切、平等、幽默、机智。他是那种完全以学术安身立命的学者。前两天我又收到他的电邮，他说谢谢你对我的书的肯定。读书、写作对我来说，最大的动力，就是让我每天有些事可做，也能从中找到一些乐趣，使自己获得一种做人的尊严，不至于变得委琐，过于庸俗……”洪教授说得很真诚自然。许多时候他都让我感到他的诚恳与良知。
我知道洪教授是一个低调的人。他是国内头衔、职务最少的著名学者之一。拿他自己很谦逊的话说，便是我是一个‘无力’的人，会更多从那种思考、形象和语言中获得呼应。”我想，正是这样的一种态度，形成了洪教授与中国当代文学之间的特殊关系，形成了他自身绝不随波逐流的品质，形成了他很内在的精神追求。作为一位个性独特的学者，洪教授其幽邃的灵魂和敬业的气韵，使他的人格力量正代表着北大精神的另一种深藏的魅力。
5.面壁而坐
——记作家陈村
想与陈村见面，已经有很多年了。但一次次失之交臂。直到前年大年初二，网友聚会，才真正见上面。那天我与女」海美术馆赶到天伦酒店时，陈村已经早早地坐在包房餐桌前，恭候网友们的光临了。他脱了外衣，穿着深蓝色的羊毛衫，架着宽边眼镜，静静地坐着。他坐着，我仍能感觉着他原本高高的个子。
也许是初次见面，也许是在餐桌边，我们几乎没有交谈。他是那么安静，静静的不说什么话。而我感觉中的陈村，是能说会道，反应奇快，口才雄辩的。于是我也静静地坐着，默默地感应着，仿佛千言万语都在举高的洒杯之中。
知道陈村这个名字，是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那些年这个名字如雷贯耳，在我不多的朋友中，也能听到他一些新鲜的词语。比如“男人是妇女用品”等等。那时候我读过他的处女作《两代人》、《少男少女，一共七个》。若干年后我又翻读过他的小说集《屋顶上的脚步》和长篇小说《鲜花和》。但我没有读过他的散文、随笔。所以对他的人生经历和家庭背景，也一直不了解。后来又听说他是格树下躺着读书的版主。可惜那时光我上电脑，只打字不上网。但是想读读他的文集和大部分作品，却是我心中的愿望。然而岁月如梭，一年年总有很多借口与理由。比如出国、比如养家糊口、比如写作忙累。好在我们总还是时断时续地联系着，这便有了后来我也成为99读书网站，他主持的小众菜园的一位菜农。
自从做了菜农，我与陈村的联系就多了起来。我是网络新手，不会发帖，不会引用，不会贴图。一向他讨教，直到今天还是不会贴图。大概是去年12月10日左右，我在某个帖子上看到这样一段话陈村随上海作家代表团来悉尼访问，我有了机会与陈村小聚。第一眼见陈村吓了我一跳，他是坐在轮椅上的！陈村坐了轮椅不算，身子还僵僵地弯在那里，连脖子也不肯随便抒动一下。只见他目不斜视，直勾勾地盯着一个目标不放，即使是和他说话，他也还是盯着那个目标不放。再看他的脸，阴森森地。第二天在文学讲座上，陈村突然就换了个人似的，虽然还是坐在轮椅上，可他侃侃而谈，妙语连珠。”看了这个帖子，我十分惭愧。这么多年，我竟然不知道陈村患强直性脊柱炎，不知道他老早以“弯人”自居。于是我马上很有激情地给陈村电话，表示要去上海探望他。但他怕我来回奔波累得慌，没有成行。这之后，我便觉得阅读他的文集和大部分作品的功课，已经不能再拖了。
第二天，我把家里仅有的他的小说集《屋顶上的脚步》，以及载有他长篇小说《鲜花和》的《收获》杂志找了出来。在一个大雪纷飞的日子，我开始重温他的这些小说。感觉当然是与那年的阅读，有所不同。在这部小说集中，我首先重温《死》，因我当时刚读完鲁迅散文《死》。《死》讲的是翻译家傅雷的故事。我把它当作一篇很精致、很深挚的散文来读。我知道这是作者与死者的交流与对话，通篇流动着幽灵般的光，让我读后喘不过气来，陷入沉重的思索之中。接着我又读了他的《蓝色》、《故事》、《愿意》、《心》等小说。
《蓝色》是一篇宛如抒情诗歌一样优美的小说。很空灵，水一样灵性的思维，仿佛是伴着《让世界充满爱》的音乐，一挥而就的。这不太像陈村的其他小说。这个小说洋溢着柔软与慈爱。在这部小说集中，我最喜欢《故事》。《故事》中男主人公张三的形象，栩栖如生，非常清晰。尤其是张三与资本家小老婆张玉娟的那段情感纠葛，写得相当到位，把两个人物都写活了，并且写得合乎他们的个性、身份，自然、贴切。像《故事》这样深邃地表达人性精神主题的小说，还有《愿意》、《心》等。陈村是个思索型的作家，在他很大的脑袋里，几乎无时无刻不产生哲学。
我是在那个杭州多年无雪的雪夜里，开始重温陈村的《鲜花和》的。窗外的雪花纷纷扬扬，小说中也有纷纷扬扬的雪。通读全书，恍若自己也是小说中的一个人物了。我有点遗憾当年怎么没有认真读这部书，这部书的高明之处在于它不像讲故事，却又实实在在是一部好小说。好小说是一种提升。无论宗教的，还是人物精神的、灵魂的。它总有无数精灵在小说中漫游，使整部书的气韵贯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