圈圈举着一根小木棍冲回家，棍子头上挑着一团暗红色的蜷曲的蚯蚓，他大惊小怪地叫：“蛇！快看，蛇！”
我一把抢过他的木棍，连同蚯蚓扔出窗外。“什么蛇啊？是蚯蚓。真要是蛇，咬你一口，你死定了。”
圈圈很惋惜地踮脚往窗外看。“蚯蚓是黑颜色。”他的意思是，他弄回来的东西跟普通蚯蚓颜色有别。
我根本不屑于跟他多罗嗦。蚯蚓不光有暗红色，还有粉红，淡黄，暗绿。四岁的娃娃见识太少，跟他扯不清。
外婆把我妹妹抱在怀里摇来晃去哄她睡觉，信口说出一句谚语：“蚯蚓路上爬，雨水乱如麻。天旱了不少日子了，也该下雨了。”
外婆不喜欢下雨天，一是我妹妹的尿布晾不干，二是我和圈圈没处玩，挤在家里跟她捣蛋，妨碍她做家务。我妈休完产假已经回学校上班了，外婆一个人要带孩子，还要做饭洗衣，每天忙得像打仗。
可是外婆观察天象也有说不准确的时候。前不久的一天，黄昏了，曹叔叔家的鸽子成群地在院子上空徘徊，一圈一圈怎么都不肯落下。我喊外婆出门看，外婆说：“怕是要下雨，笼子里返潮，它们嫌污糟。”结果怎么样呢？曹叔叔扛一架梯子爬到厕所房顶上看，发现瓦檐口盘着一条两尺多长的蛇！是蛇把鸽子吓着了。
我希望外婆这一次的预报同样有误。我跟外婆一样讨厌下雨。如果让我窝在家里跟圈圈下一天工兵棋，我肯定会发疯。
第二天一睁眼，听见窗外雨水落在梧桐叶上滴滴嗒嗒的声音，还有人们穿着雨靴趟水上厕所时的扑嗵扑嗵声。怕下雨怕下雨，果然还是下了。我心里不爽，缩在被窝里不愿意起床。妈妈走过来，隔着被子打我的屁股：“懒虫，今天在家里除了写字做算术，还要负责把圈圈带好，不能给外婆添麻烦。”
妈妈穿了一件米色卡其布的外衫，头发上别着一个两寸长的黑色发夹，脸上刚搽了雪花膏，味道像是桂花香。她的胸脯鼓得近乎臃肿，我知道她是把一块小毛巾塞在衣服里，防止漏奶，把衣服上弄出硬梆梆的奶渍。
“知道啊！”我很不情愿地答。
妈妈用一根手指点着我：“小米，注意你的态度。”
我的态度怎么啦？我又不是圈圈的保姆，凭什么要被那个小鬼头缠得寸步难行？要是没有他，别说下小雨，下刀子我照样能出门，头上顶个锅盖就是了。
“你是大哥哥，你的行为举止就是弟弟妹妹的样板，你要处处给他们做表率……”
妈妈无论是教育我，还是教育她的学生，大道理总是一套一套的。我没等她说完，腾地从床上跳起来，外衣都没有穿，跑到厨房里舀水刷牙。雨天的气温有一点凉，我不由自主地打一个喷嚏，含在嘴里的漱口水喷了一地。
圈圈正被外婆摁在脸盆前洗脸，这时候抬起头，咯儿咯儿地笑。他以为我是在表演滑稽小品。
爸爸妈妈匆匆地吃过早饭，双双出门上班。家里只剩下我，圈圈，外婆，还有睡在床上手舞足蹈嗯啊出声的小婴儿。婴儿现在已经能够辩认人脸了，她看到我妈和外婆就张着两只手笑，看到我爸时会严肃地皱起眉，像是研究这个喜欢拿胡子扎她的人是不是可信任。看到我和圈圈，她会把脸别过去藏到外婆怀里，知道兄妹间男女有别、要划清界限似的。
外婆趁婴儿不哭不闹时抓紧做一点针线活，拿一块粉红色小毛巾做成小围嘴。她看见我没头苍蝇转来转去的样子，提醒我说，我可以帮她剪那些“忠”字的纸贴。
那段时间居委会给家家户户下了通知，要在家庭里尽量多地布置毛主席像，贴上红蜡纸剪成的“忠”字。她们组织大家参观了几户“模范家庭”，其中有一个人家突发其想地在房梁上贴了整整一排“毛主席去安源”，看上去像是有一排伟人在半空里腾云驾雾。又一户人家，沿着古色古香的红木床架周边贴一圈红“忠”字，弄得喜气洋洋像新婚床。居委会的人还表扬这些人家会想点子，有创意，对革命忠心不二。
毛主席像可以买现成的，红“忠”字必须买回蜡纸自己家里剪。外婆已经剪了个样子在那儿，我只需要比着样子描出线条，然后剪出字来就行。
剪“忠”字实在不费事，因为它笔划少，简单。我做事情讨厌循规蹈矩，希望多一点趣味，我就发明了“缕空剪”把红蜡纸的四边留下，中间字的部位掏空。外婆过来看了看，说要是贴在白墙上，就像北方人家的窗花，倒也蛮好看。我再接再励，又发明了在斗大的“忠”字里面掏出缕空的核桃大的小“忠”字，“忠”里面有“忠”，真正地成了艺术品。然后我又琢磨，“忠”字为什么必须是红色的？可不可以拿彩纸剪？可不可以剪出很多小小的“心”形图案，再拼成一个“忠”字？还可不可以……
我忽然觉得不太对劲儿，屋子里安静得让人心里慌。我想起来了，圈圈这半天都没有出一点声。我赶快抬头寻找他，看见小东西坐在墙旮旯里，专心致志地叠着什么东西，身边散落着五颜六色的碎纸头。
我跳起来，脸色煞白地冲过去：“圈圈！”
圈圈举着手里不成样子的三角形：“看，我叠的拍纸！”
我惊慌失措地喊外婆：“外婆快来啊！”
外婆从老花眼镜上面看了看我，不慌不忙起身：“男孩子家，虚张张的干什么？”
我用哭一样的声音说：“圈圈剪碎了毛主席像！”
外婆“啊”地一声，紧走几步过来，立刻也发了呆，看看我，又看看一脸无知的圈圈，半天说不出话。过了一会儿，她蹲下身，飞快地收拾地上的碎纸片，手忙脚乱地送进煤球炉子里，用火钳拨弄着，直到纸片烧得灰屑无存。我看见圈圈手里还抓着叠好的拍纸，一把抢过去，也送到炉火中。
“圈圈啊，跟谁都别说这事啊，千万不能说啊。”外婆把圈圈揽在怀里，反反复复交待。
我帮忙威吓他：“你要是说了，就要被绑出去游街了。”
圈圈被吓住了，眼睛骨碌骨碌地转，眼泪水眼看着就要往外冒。
外婆拍拍他的背：“好了好了，圈圈记住不说就行。”
结果到中午，妈妈回家给婴儿喂奶，才进家门，圈圈表功一样地迎上前：“我今天剪了毛主席的像！”
我妈魂飞魄散，钉子一样地钉在了门口，活像被施了定身魔法。
外婆把我妈拉进门，返身把门关好，这才细细地说了上午发生的事。外婆一迭声地检讨：“都怪我，我没有看好他。”
我妈到底是当老师的，这时倒镇静下来，一边给婴儿喂奶，一边想着排解这件事的主意。圈圈太小，浑不知事，要是为此打了他骂了他，他心里的印迹会更重，不知道哪天他还会对人说出来，防不胜防。我妈就放下婴儿，找出一张她藏了准备剪鞋样的电影画报纸，展开来给圈圈看。
“圈圈剪的是不是这张画报纸？”
“是毛主席像。”
“不对，外婆和小米哥哥弄错了，是电影画报。”
“电影画报。”圈圈鹦鹉学舌。
过了一会儿，妈妈又问他：“圈圈剪的什么？”
“毛主席像。”他顺口答。
妈妈摇摇头，把一根手指放在唇边，做提醒状。
圈圈想起来了：“是电影画报。”
“很好。”妈妈亲了一下他的脸蛋儿。
等吃完饭，妈妈再一次突然袭击：“圈圈剪的什么？”
圈圈在玩一支蜡笔，头都没抬：“电影画报。”
完全是条件反射了。
妈妈抬眼和外婆对视，两个人都长长地松口气。
也不知道从哪天开始，文化馆成了我们这个县城的万众瞩目之地，成群结队的大爷大妈和姑娘小伙子们有事没事地喜欢往门口凑。凑过去干什么呢？听声啊。美声，民乐，京戏，胡琴，锣鼓，打竹板，敲铜钹……高高低低，粗粗细细，忽而激昂亢奋扶摇入云，忽而又婉啭低徊幽幽咽咽，热闹极了也神秘极了。
郝师傅成了比县长更神气的人，他穿一身格格正正的灰布料子的长裤褂，头发剃成了神气的板寸，右臂上套一个写有“红卫兵”字样的鲜红袖章，脚上是一双崭新的白底黑面的千层底布鞋，看起来比一个月之前年轻了很多。他大张着两只胳膊，老母鸡赶小鸡一样地把人群往外推，一边高喊：“走走走，都走！排练节目有什么可看的？排好了自然有看的时候。”
“看看怕什么？看又看不烂。”有人嘀咕。
“那哪儿行？看进去就拔不出来。”
“听说有个跳舞的，长得比那个白毛女还好看？”
“不知道。”
“卖什么关子啊？七老八十的，还戴个红袖章。红卫兵是你能够自封的吗？你算老几？”
郝师傅得意地拍拍右臂：“不服气？全中国的人都是毛主席的红卫兵！”
这句话一说，就没有人再持异议，一个挨一个地围门而站，等着间或有个把男女演员进出时，眼乌珠儿盯上去看个够。
很多演员在节目排练的间隙中，喜欢借故出门进门，从密密的人群中昂然穿过，享受一番做“明星”的风光。此时的男孩女孩都像天鹅，昂着细长的脖子，冷着俊俏的面孔，踮起前脚掌走路，身体起落间弄出一种弹性的节律。人群里就会有轻微的“啊啊”的赞叹声。
郝师傅这时候更得意。进出的男女演员越好看，他的面容越光亮，鼻翼间冒出来的油脂像太阳一样，晃来晃去闪眼。
他允许我和圈圈进门。每次看见我们从街对面走过来，他就忙不迭地替我们清场开道：“让开点让开点，借光让一让！”
别人还以为来了视察的县领导，扭头一看是我们两个小不点，立刻不服气：“细伢子凭什么进？”
郝师傅理直气壮：“凭什么？凭他爸是编导！编导晓得吗？”
编导是晓得的，我们就顺顺当当地进门了。
文化馆的礼堂分割成了三个排练场，台上一拨儿是舞蹈队，台下左半部排练说唱节目，右半部成了乐队的领地。三足鼎立，互相妨碍又互相较着劲。
舞蹈队八个男孩八个女孩，个个溜肩细腰，眉目传情。他们穿宽松的白棉布的练功服，在仲瑶阿姨的指挥下踢腿，下腰，摆造型。仲瑶阿姨的面孔冷得像石头，不停地发出斥责声：“腰呢？腰是棍子吗？弯不下来？眼睛往哪儿看？石头珠儿还会动一动呢……”或者说：“想像一下风摆杨柳是什么姿态？你是在跳舞，你不是真的挑了千斤万斤的担子！”
排练说唱节目的演员们日子也不好过，因为任保家叔叔的冷嘲热讽同样让人吃不消。他大多时候是搬个椅子靠墙坐着，半闭着眼睛听，突然眼皮一撩时，肯定是节目中哪儿出了错。
有个男孩激情澎湃地朗诵诗人艾青的一首《太阳》：
从远古的墓茔
从黑暗的年代
从人类死亡之流的那边
震惊沉睡的山脉
若火轮飞旋于沙丘之上
太阳向我滚来……
任叔叔撩起眼皮说：“停停停。”
男孩忐忑不安地停住，手足无措地看他。
任叔叔起身，把男孩拉开，站到对方的位置上，咳嗽一声：“我来学一学你。”
他维纱维肖地学起了男孩的神态、嗓音和咬字。原来对方的普通话不准确，前舌音后舌音弄混了。男孩朗诵时，谁也没听出不妥，让任叔叔一学，谬误处被他夸张地放大，变得乡气，滑稽。前后左右一片笑声。男孩不笑，脸红得像他臂上的袖章，如果脚下有个洞，他一定已经钻进去了。
我爸看到这一幕，把任叔叔叫出去说话：“老任你可要悠着点，得罪了这些小神，那不是闹着玩的事。”
任叔叔眼睛一瞪：“我怕他们？我要不是颗金刚钻，就不会揽这个瓷器活儿！”
我爸说不通他，拍拍他的肩，意思全都在这个贴心贴肺的动作里。
乐队那边是猫眼叔叔总负责。乐队成员不是专业出身的演奏家，自学成才者居多，五线谱看不懂，猫眼叔叔只好多费一道工序，把他编出来的总谱一张张地翻译成简谱，再刻写，油印，装钉成册，发到每个人的手里。猫眼叔叔笑嘻嘻地告诉我爸说，他在乐队里不是指挥，也不是监制，是个喂饭的，把乐谱一句句地唱出来，喂给所有人。要是他有一句嚼不烂，乐队里就会有人咽不下。
幸好猫眼叔叔脾气好，无论把那些乐谱咀嚼多少遍，他总是津津有味。每练习一小时，他总要让大家停下来休息，由他来讲解一些基本乐理，讲配器的简单常识，讲各种乐器在乐队中应该起的作用。他大概把眼前的业余乐手当成了他的学生，谆谆教导，乐此不疲。
可是他的那口怪腔怪调的普通话实在太别扭，有时候我躲在旁边听，听着听着忍不住地笑起来。
猫眼叔叔把脑袋转到我的方向，语气柔软地提醒我：“小米，你不可以破坏课堂纪律！”
我们家里的日子一如既往，永远是那样忙忙乱乱，慌里慌张。
放在爸妈房间五斗柜上的旧闹钟依旧是在早晨六点半钟准时炸响，用鸭子一样沙哑的“嘎嘎”声提醒我们起床。妈妈说了无数遍要换个新的闹钟，又始终掏不出价格表上的十二块四毛钱，因为我们家里一直是卯吃寅粮，每个月底的月底要去会计那儿说好话，提前支出下个月的工资。十二块钱是一笔大钱，用来买个闹钟，妈妈的决心实在难下。
闹钟一响，我就必须起床了，不然妈妈会认为我懒惰，不思进取，什么什么的，唠叨个没完。我不希望妈妈对我太过失望。我在心里喊着“一，二，三！”一个鲤鱼打挺爬起来，手忙脚乱穿衣服。还好天气一天比一天炎热，我只需穿一件单衣，一条单裤，赤脚套进凉鞋，这省去我的不少麻烦。起码我不至于总是把脚伸进单裤和棉裤的夹层之间。
外婆在厨房里捅煤炉，烧水，热粥。妈妈要给婴儿喂奶。照料圈圈的任务落到了爸爸头上。爸爸跟四岁的圈圈混到了一起，自己就倒退到十四岁，两个人你挠我一下，我偷袭你一下，嘻嘻哈哈，叽叽喳喳，没个正经。要等妈妈忍无可忍地冲过来，大喝一声：“好啦！”爸爸才朝圈圈吐一下舌头，做个鬼脸，让小东西安静下来，乖乖地穿衣穿鞋。
对这一套小孩子的玩乐，我从来不屑一顾。我矜持地拿了牙具从他们面前走过，去厨房里舀一嗽口杯的冷水（这个天气不必兑一半热水），往牙刷上挤一截花生米大的牙膏，匆匆刷牙。左边三下，右边三下，永远是不多也不少。然后，我开始一小口一小口地往地上吐牙膏沫。圆圆的一个环，像杂技团里小狗钻的火圈。弯弯的一条，像猫眼叔叔咧着笑的嘴巴。三角形，那是我和同学玩的拍画儿。
我还是不喜欢跟大人们蹲成一溜排上厕所。实在憋得急了，我会冲出后门到河边去解决。往河中撒尿最爽，你可以看见尿水很急地把河面冲出一个凹坑，凹坑周遭涌出细小的泡沫，而后荡开无数的涟漪，一圈一圈扩散着，一直漾到看不见的地方。早起下河淘米的老太太们会翻着眼睛骂我一声“小畜牲哎！”没有关系，不理她们就是。撒泡尿算什么？在河边洗屎尿布、刷马桶的人多得是。
我最怕的就是早晨这个时候小婴儿拉了巴巴，妈妈要给她换尿布，要打水给她洗红通通的小屁股，如果外婆腾不出手，我就得应召去帮忙。我急急忙忙地端去半盆温水后，妈妈就要命令我拎住婴儿的两只小脚，好让那两片沾满稀屎的屁股露出来，方便她拿一块柔软的小毛巾轻轻擦洗。帮忙拎脚倒不是难事，腻歪的是婴儿常常在洗到一半时作怪，“噗啦”一下子又拉出一滩，而且不偏不倚拉在我刚端来的水盆里。虽说婴儿巴巴不臭，可是眼睛里看着那半盆黄兮兮的粪水，怎么想都作呕。更混蛋的是婴儿这时候会哭，会挣扎，手舞足蹈，劲头很大，我若是一走神，滑脱了婴儿的脚，那就糟糕了，小家伙的半个身子落进水盆里，粪水溅在地上，椅子上，我和我妈的衣服上……哎呀呀，想想看那是何等的窝囊！
我不知道我小时候是不是也这么搞怪烦人。人为什么不能生出来就直接进入少年期？那要省掉大人多少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