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地球化学所搬迁到贵阳市。本拟随后搬迁的，还有中国科学院里九个涉及国防或担负国家重大科研任务的研究所。搬迁的理由是准备打仗，而且得准备打大仗，这是党中央、国务院的战略部署。
欧阳自远是5月16日乘火车离开北京的，这一天他记得很清楚，这一天下达了著名的“五一六”通知，“文化大革命”正式开始了。
邓筱兰带着两个孩子，是5月22日离开北京去贵阳。她也记得很清楚，这一天是儿子五岁的生日，列车上没有鲜花也没有蛋糕，她裁了几条红纸绿纸粘在筷子上，充当小旗给孩子玩。
真是“春江水暖鸭先知”——
皇城根脚下来的这八百多号人里，既有人感知在这场即将到来的大乱里，死对于自己是不可避免的，不过是早死、晚死的区别。于是，在不安与惊恐，就像夏日黄昏时翻飞的蝙蝠，在人们的脸上匆匆掠过多日之后，有人选择了早死：
也有人深感贵州的封闭，而自觉担当起领潮头的责任，他们大多是近些年分到所里的大学生、研究生。其造反激情之高涨，能言善辩术之高超，还有那一口脆生生似京郊大鸭梨的普通话，让贵州大学的红卫兵组织退避三舍，自愿归附；也使坚决捍卫贵州省委、贵阳市委当权派的保守派工人，运用人海战术，将他们围困了三天三夜。
一个地球化学所，就让贵阳风云变色，若再来九个研究所，整个黔岭苗地不遍地是干柴烈火？贵州当权派们的担心，却让尚未搬迁的九个研究所暗自开心，如此大乱，还去什么贵阳，咱们就就地闹革命了！结果，只有地化所迁到了山城。
“文革”初期，毛泽东是鲜明地支持造反派的。于是，地化所的造反派成了贵州省造反潮流的核心。在1968年成立的省、市革委会的副主任、常委名单里，出自地化所的人占到相当比例。其后，进入“斗批改”阶段，造反派不吃香了，地化所当然又成了受林彪、“四人帮”反党集团影响最深、祸害最烈的单位，这帮人倒的倒，判的判，等双鬓华发重生，一口普通话也糅进了本地话的味道，这辈子与专业有关的事情什么也没有做出来，这已经是后话了。
运动初期，欧阳自远却在为他在专业上千出的诸多成绩而受到批判。
1963年，打乒乓球的容国团为中国拿下了历史上第一个体育世界冠军。当时，任中科院党组书记的张劲夫萌生了一个想法，我们能不能也培养一批科技界的容国团？随后，从科学院各研究所的年轻人中挑了四个人，政治上让他们当上全国青联的委员，业务上提供种种学习、进修、到国外访问的条件，作为特殊的尖子去培养。
四个人里，除欧阳自远外，有搞大气研究的周秀骥，搞海洋研究的巢纪平，及一位叫李芳华的女物理学家。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这四位全部当上中国科学院院士。但在那时，因为张劲夫显然执行的是一条“***的修正主义路线”，被他赏识和推崇的一批“中国科技界的容国团”，当然成了典型的“修正主义的苗子”。
一段时间，欧阳自远成了地化所大字报批判的主要目标。先是“修正主义的苗子”，后又当上“地主阶级孝子贤孙”。每天到所里来，先是看大字报，接受革命群众批判，接下来就是写大字报自我批判，每天规定的任务是写十张大字报。
他能写什么呢？没有的事，怎么编也编不出十张纸。干过的事，能在大字报上说的，都能上纲去***“黑线”那儿，能牢牢和毛主席的红线挂上钩的，又很多不能往外说。
写了第一天，第二天就没词了。偏偏他又是个很听毛主席话的同志，毛主席如此支持红卫兵、造反派，将六亿神州搅得云水飞扬，风雷激荡，一定有他老人家的深谋远虑，自己得很好地配合他们的批判，经受住这场革命的考验。于是，他搓心揉血，力图事实上不可空穴来风，思想上却要刺刀见红。似乎他觉得这里面或有某种技巧存在，又以为千万不能去找什么技巧。他写得很苦，很累，就是在这些日子里，香烟，成了他此后一辈子不离不弃的朋友……
邓筱兰急了，她问丈夫，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怎么会写你是“地主阶级的孝子贤孙”呢，你家里出身也不是这样啊。
他说，随便他们写吧，群众运动嘛，没关系，以后总会清楚的。
她说，什么时候才能清楚啊？那不行，等河清海晏，人不都老了？我要去说！
他说，你一定不要去说。
她说，你是不是怕挨揍，挨揍我陪着你，怕什么？
在妻子眼里，丈夫是怕惹事，他不知道这个运动还会搞成什么样。除了她到贵阳的次日有自杀的，这时，所里又有一个老研究员上了吊；她又看了桌上丈夫一个晚上写的十页交代，觉得他这个人不仅是胆子小，还老老实实：
我说你真是老实，是怎么回事讲清楚就行了，信不信是他们的事，不要哕哕嗦嗦一大堆，他们还真以为你干什么了呢！
次日，邓筱兰到所里，径直进了办公室，开口就说：
你们写欧阳的那些大字报是怎么回事啊？毛主席是要你们造反，不是要你们造谣，什么“修正主义的苗子”，更荒唐的是“地主阶级的孝子贤孙”！我和欧阳打小认识，你们怎么不来问问我，他是一个怎样的人呢？
你们毛主席著作是怎么学的，毛主席不是一贯强调实事求是，要说老实话，办老实事，我看你们是反其道而行之，专门欺负老实人……
她就站在那里嚷嚷，引来了一大群看客。
对方的脸上也赤白酱紫了：你这是骂架，包庇你老公……
她的嗓门更亮了：造谣就不行，造谣的人绝没有好下场！
邓筱兰的态度如此“嚣张”，肯定与她心中的某种底气有关。
前两年，丈夫长年出门在外，开始她还问他，你去哪儿？他说，我去出差。她问，当然是出差，我问的是去哪儿？他说，就是出差，有些事不能和你讲，你就不要问了。从此，出门前，她只管给丈夫收拾行装，但他到哪儿去从来不知道。
所里的办公室主任，过了些日子就会到家里走一趟：邓筱兰，你们家欧阳在外面出差挺好的，你有什么事么？要不要写信？你要写信呢，就写好，但不要封口。过了两天，他又来了，问她信写好了吗？邓筱兰总是一样的话：没写信。你就告诉欧阳，家里都挺好的，不要他挂念……
她在部队呆过，受过保密教育，凡人家不愿多说的话，不愿告诉你的事情，自己决不要去问。但她不可能不想，丈夫这是去哪里出差呢，怎么连通信都受到限制？后来是葡萄干和哈密瓜泄了点密，看着丈夫带回家的葡萄干和哈密瓜，她恍然大悟：“是在新疆吗？”丈夫点点头，可再多一句也不说了。
邓筱兰肯定将丈夫的出差和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的爆炸联系起来。
她决不会相信，国家会愚蠢、荒唐到如此地步：前方让英雄们流一身大汗，刚回到后方，又要壮士们心上滴血。她琢磨着，十有八九，还是一句老话：阎王好说，小鬼难缠。
难说是邓筱兰的这一声“吼”起了作用，还是身为所医务室医生，她的人脉起了作用，最多的时候，一个晚上她从床上被喊起来四次出诊，她毫无怨言，风雨无阻。谁能保证自己不病，即使自己是金刚不坏之身，谁家又不是上有老，下有小？
还有，作为新中国自己培养出来的知识分子，欧阳自远的材料再上纲上线，很难引起所里造反派的持续斗志，即使是历史不干净的老家伙，也不过是只死老虎。地化所这座庙太小了，他们要做逡巡在黔地苗岭的大神……
对欧阳自远的大批判退潮了，只是在开某些批斗会时，要他作为陪斗在旁边站站，比如说批斗涂光炽的大会。洪常青是将吴琼花领上革命道路的引路人，涂先生则被视为直接将他领上“修正主义的苗子”的“黑老大”。
以后，对欧阳自远来说，上班就是劳动改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