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皇帝在给英王的回信中说：在统治这个广阔的世界时，我只考虑一个目标，即维持一个完善的统治，履行国家的职责，任何奇特、昂贵的东西不会引起我的兴趣。正如您的大使能亲眼见到的那样，中华大地物产丰盈，无所不有，原不仰赖别国货物。中国特别盛产茶叶、精美的瓷器、丝及其他物品，皆为尔国及其他欧洲各国必需之物……
这意思很明确：大清没有你们，照样可以活得更好；你们如果没有中国货物，就活不下去。你们有什么资格要求大清帝国修改贸易规则呢？
这次晋见在承德避暑山庄，除对英国国王提出的建立两国外交关系和商贸往来丝毫不感兴趣，乾隆还对马戛尔尼不在殿下行三叩九拜大礼无法容忍，他斥责道：难道尔等不是仰我大清皇帝的威仪才远渡重洋来朝拜的吗？难道尔等前来祝寿不就是为讨朕的欢喜，希望得到朕的封赏吗？
47年过后，英国人终于以军舰和大炮敲开了清王朝的闭关铁锁，打开了中国尘封已久的大门。
商品不让进来，那就让鸦片熏天燎地地进来！
在这场从一开始就没有胜负悬念的对决中，一方是当时世界上最现代社会的代表，为的是获得自由买卖的特权；一方是最保守社会的代表，在“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铮铮道义原则下，又颟顸无知几近黄口稚童，直到鸦片战争以后的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道光皇帝还在命令沿海官员提审英俘：“究竟该园地方周围几许？”“英吉利至回疆各部有无旱路可通？平素有无来往？与俄罗斯是否接壤？”（见《海国图志》卷53）
马克思将这场对决称为“一种悲剧，甚至诗人的幻想也永远不敢创造出这种离奇的悲剧题材。”（《鸦片贸易史》，《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
中国有一万八千多公里的海岸线，有六千多个大小岛屿，海洋面积有三百多万平方公里，当然应该属于海洋国家。可综观华夏五千年历史，大都与东面、南面的海洋无关。
朝朝代代的都城，无不建立在群山环抱的平原之中，洛阳、西安、南京、北京……帝王们在忙于整肃宫廷争斗、诸侯叛乱、农民起义，也忙于红裙笙歌、百兽率舞的同时，有时也要分出大部分精力，去对付西部高原、北部关外每到草衰之时就策马奋蹄、洪水猛兽般冲杀进来的游牧民族。偶尔，他们也会记起大海，但那不过是受了炼丹术士们的蛊惑，派童男玉女去海上求取长生不老的仙药；或如郑和下“西洋”，沿路请人白吃白喝，还带白送，以扬朝威，无远弗届，图的是肥皂泡里的精神自慰……
纵使沿海省份浙江、福建、广东、海南的生存景观已然弥漫有较多的海洋铁腥味的气息，仅以福建而言，台湾有八成的人祖籍是飘海过去的福建移民，在东南亚的千百万华侨里祖籍福建的也位居第一。美国《福布斯》杂志刊出1996年全球前十大华人富豪，其中有四名祖籍福建，并都在东南亚经商。在闽南民间，一句俗语已经有几百年的历史了——“第一好过番，第二好过台湾”。
纵使在南方不乏有康有为、梁启超、严复、孙中山这样的高蹈远举之士，他们或文或武，或急或缓，以求中国能将自己那张皱纹、筋脉里被仆仆黄尘与沙砾覆盖的老脸掉过来，在东边吹来的阵阵潮润的海风中，洗去满脸千年的辛酸与苍凉……
如果把南方人的变革理想比作一支箭，把北方的首都城市（比如西安、洛阳、开封、北京）比作标的，中原和关中则是能够销熔所有箭镞的魔阵。也就是说，无论你的箭镞多么锋锐，多么有力，可是你没法震撼北方的权力中心，因为你越不过广袤无边、亘古无变的中原和关中……
这不是箭手的膂力问题，甚至也不是社会力量的比例问题。最根本的问题也许在于，这是一个种族的文化命运。（摩罗《因幸福而哭泣》，工人出版社2002年1月版）
海洋是动态的，一望无际的，与海洋的辽阔相比只有天空。人类在陆地上所经历的风险，相对于在海洋中所经历的风险是微不足道的。在海洋上要求稳定，要求没有风险，无异于神话。
海洋是开放的，海洋无法封闭，只是有近海与远洋的区别而已。人们在海上航行，只要前方有陆地，不管是什么地界都得上去，人们需要陆地进行休整，补充给养。一次次的靠岸，不仅发现居住了不同肤色的民族的陆地，而且目睹了斑斓五色的生活方式，找到了丰富的资源和市场。以海洋为人生大背景的人，必然以四海为家，容易形成兼收并蓄的特点。
在惊涛骇浪、雷电台风面前，个人的力量难以抵御，在海上至少要形成五六个人、七八个人或者更多的人组成的团队。如果说，农耕文化中难以培养按契约、规则和协作精神组合起来的团队精神，而且，农耕共同体里更多的是靠资历、辈分推选出权威，技术在这里不是首要的；那么，海上共同体首先得看你的技术，否则你当不了船长，谁也不愿意把自己的生存与发展赌在只有资历、辈份而不懂得海洋的人身上。海上作业要求人们必须有严守规则、协同作战、配合默契，同时又尊重技术权威的团队精神。
海洋生活还有一个重要的特点，海上航行的恶劣自然条件与激烈竞争，迫使人类要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不断地改进航海技术和运输工具：海船由单桅单帆发展到双桅双帆，然后又是多桅多帆，再后来实现了机械化，直至后来的核动力；海上通讯联络由传统的火光联络、旗语、吹海螺、牛角，变为信号灯、发报机、无线电通讯，直至今天的元线电话甚至可视电话；海上导航由古老的看日出月明、测风向，到后来的罗盘，直到今天最先进的卫星导航，可以说新技术、新设备层出不穷。
传统的农业生产主要靠经验，而经验来自经验者本人，非眼见不为实，即使亲眼见了他人的好东西，也不一定拿来为我所用，古有“橘生淮北则为枳”，今有“中国有自己特殊的国情”。与海洋上的人们不断地创新变革相比，靠天吃饭的农耕文明在这方面表现得相当迟缓，最明显的莫过于我们祖先使用了至少十几个世纪的镰刀、锄头，即便到了今天所谓科技高度发达的现代社会，仍有大量的中国农民在使用……
我们不妨以山、海来构成中国自明以来近代史的两个主体意象。
在这六百余年中，山与海无疑是对峙的：
中国版图上迤逦不绝的崇山峻岭，既让皇帝们登高望百米、千米之远，俨然已见四方叩服，万国朝拜，又让百姓各自为笼，坐谷为蛙，虽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而漫长的海岸线，始终是一条曲曲折折、气息暖味、可以废弃的草绳……
即使在皇冠落地之后，山仍是高举冲天的火把，从北边的太行山、大别山，到南方的井冈山、武夷山……无不唱着昂扬的旋律，海多在瘦月疏星之夜哼起不无悲凉韵味的咏叹调。
只是到了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国的半边肌体才感觉到了海浪一阵阵温暖地拍打，她的一只耳朵里已经海螺般呜呜生响，遥听来自海平线的猎猎呼唤。海终于唱起了雄浑的主旋律，是在新世纪以后，在沿海地区大抵站稳了脚跟的海洋文化，开始向中国腹地一路精进——
从非国有经济五光十色、鱼龙曼衍的沿海地区，已占去全国经济江山十分有其七的总量，到近些年，一批又一批具有海洋文化背景、富有海洋经济经验的领导者走向中央及各省市的权力中枢。
从中西部地区进入新世纪后不约而同地发动一轮实质性的思想观念的再解放，到近几年招商引资热潮席卷各地，世界五百强企业纷纷登陆，中国已成为当今世界大洋里吸引游资的头号巨鲸，频繁的对外交流与对外贸易，润物无声地推动体制上观念上的变化……
倘若还没有多少人能道破这是一场已经延误了六百年的中华民族由陆地向着海洋的伟大进入，但世界却能切实感到一个因数千年来龟缩于内陆而老态龙钟的国家，正处于向海洋国家的深刻嬗变之中。
谁都明白，这是中外历史上一个从未有过、异常复杂的心脏移植大手术；
大海那年轻蔚蓝色的呼吸，能否成为我们民族血脉里永远的搏动？
——清明星空，且在默默祝福；
不老江山，总能拭目以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