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兰子说我只有一个要求，你们把他放了，我们这结着好好的婚，你们却跑来说什么强奸，这不是狗拿耗子多管闲事吗？
来人感觉出这是件比较复杂棘手的事了，就说我们先把人带回去，也许你有什么话在这里不便说，那就到公社去说吧。说罢就都骑上车，把杨绍富像牵只猴子似的牵走了。
大兰子随后也挺着大肚子追到公社。
当时杨绍富已经被关起来。上面的人问大兰子，说怎么回事，现在你可以说了，不过想好了再说，现在我们只要你一句话，如果你这样子真是被强奸的，杨绍富该怎么处理那是我们的事，你作为被害知青立刻就可以选调回城，这上边是有政策的。
大兰子已经豁出去了，脸皮也不顾就说，谁强奸谁呀，要说强奸那就是我强奸的他，当初在地里是我先主动找的他，他先还胆小不敢干，裤子是我给他脱的，事儿是我骑上去办的，如果女知青强奸贫下中农也有罪，你们就判我吧。
这一来事情反倒简单了。青年男女谈恋爱，一时把持不住先有了事，这在当时农村里也是常见的。如今既然人家已经结婚，那就不算个事，上面并没有说女知青不准嫁当地的贫下中农，更没有明文规定在结婚之前不准透支做爱。于是大兰子在证词上签了字按了手印，领出杨绍富就夫妻双双把家还了。回到家里接着办喜事，还索性把全村的人都请了来。据说那一晚，人们把村里供销点的地瓜烧酒都喝光了。
大兰子请我们去她家吃过一次饭。那时她家的两间土坯屋在村东，已经养了一炕的孩子。五个还是六个，已经记不清了，都是女孩。那天看得出大兰子很高兴，披头散发地坐在堂屋的大灶跟前，一边拉着风箱忙上忙下地为我们烧火做包翘还不时去院子里抱进一抱柴禾，俨然一个地道的农村妇女了。当时伍红坐在旁边一声不响地看着她，眼里流出说不尽的内容。
大兰子一边做着饭问她，说我听说，当知青这份儿罪你受不了了，是吗妹子？
伍红搓着两只爆了皮的皴手，低头无话。大兰子笑着说，受不了了就想辙，只要想开了哪儿不是一辈子？当初我们下来时没人动员，报名都争着抢着，怕不批准还写血书！可那时我心里就明白，什么大有作为？什么接受再教育？我下来就想嫁个男人过日子，给家里省出一张嘴！
大兰子脸上的神情爽朗而且快乐。然后又说，你看凡是那唱高调喊口号的知青，都是有野心想往上爬的，真正老实本份的一下来就明白是怎么回事了，可等他们明白时，我都已经养出两个孩子啦！我这么算着，到他们结婚再养出孩子时，你兰子大姐早就儿孙满堂喽！大兰子笑着一拍伍红的肩膀说想开了吧妹子，就在这小苇村里当个老年妇女也不错，省得再受那份儿洋罪了！
按当时小苇村一带的说法，没出嫁的姑娘无论多大都被称为小妇女，平时在生产队里要跟壮劳力一起下田干农活，只是劳动量小一点，记八分工。哪怕是二十刚过的女孩，只要一结婚立刻就被改称为老年妇女了。老年妇女原则上是不用下地的，只管理直气壮地在家里生孩子做饭，偶尔干一点农活最多只记五分工。
大兰子忽然又正起颜色说，不过妹子你可听清了，大姐是过来人，有句话先提醒你，咱女知青跟他们男的不一样，自己以后的事，得先想准了才能决定怎么去跟村里人相处，真要一时糊涂了，弄不好自己可要吃亏。大兰子这话是有所指的。在当时，村里已经有两个人盯上了伍红，一个是吴保管的儿子，另一个是复员军人杨三吹。因为前面已经有了陈燕和大兰子两个女知青始做俑，这两个人就都对伍红在村里扎根落户充满信心。伍红已经被大兰子的一番话说得垂下泪来，叹口气说，看这情形，选调还不知是哪辈子的事，孙成都这岁数了，不是还在村里耗着呢吗，真等到七老八十了再回去，还有什么意思？好时候全耽误了。想了想又说，整天下地干活，这份罪我也真受够了，大姐你这样不是也挺好吗？大兰子说，可有一点妹子你得先想明白了，真走了我这条道你是为什么，响应号召？实在话咱响应不着，你可得先掂量准了自己的情况再决定，我也见过那脑子一热在这儿扎了根的，后来又后悔得寻死觅活呢。
伍红瞪起眼问，有这样的人？
大兰子说有，当然有，陈燕不就是吗，虽说嫁了个大队书记吃穿不愁，可想起城里的家就哭，怀上个孩子刮了又怀上个孩子又刮了，总想着哪天还能回去。
在我听大兰子和伍红聊天时，胡天始终盘腿坐在里屋的炕上，跟杨绍富一边卷旱烟抽着一边聊天。那天晚饭时我们都喝醉了。胡天和大兰子一高兴唱起了当时的流行歌曲，一阵下定决心不怕牺牲，一阵又我们共产党员好比种呀子，唱得两问土坯屋里乌烟瘴气。伍红醉得最厉害，躺在大兰子的炕上被那一群孩子簇拥着，一直哭到天亮。
候书记
侯书记在小苇村里算得上是名门之后。他父亲外号叫侯崽子，据说抗战时期是这一带很有些名气的土八路，腰插两把汉阳造的土王八盒子，威风凛凛叱咤风云，让鬼子汉奸闻风丧胆。解放以后才解甲归田，每日在家只务农事了。侯书记是四六年出生，正赶上日本鬼子投降。侯崽子为纪念这个伟大的日子就给他取名叫侯日球。不过在当地，“日”这个字还另有一层含义，属动词。侯书记的名字听起来就总让人感到有些别扭。
侯日球过去是村里的副书记，兼民兵连长。那时正在贯彻备战备荒为人民的最高指示，村里的基于民兵工作就是很重要的一块。侯书记从不在生产队里干活，不爱干也不会干，大队副书记又没有太实质性的工作，每天就只在村里东游西逛张罗些民兵的杂事。据说那时候，侯崽子很为他儿子侯日球的婚事着急，快三十岁的人了还没个女人没个窝，不像一回事。有一阵就四处去奔走，专门找些左右邻村比较出色的姑娘让侯书记挑选。侯书记倒也来者不拒，而且坚持要以新的恋爱形式接触，说只有这样才能加深彼此的了解。但每次接触一段时间之后，都是让人家姑娘羞悔交加地哭着走了。
侯书记认为自己条件很好，个人素质也很高，一般的姑娘就很难放在眼里。
后来陈燕这批知青下来了，侯书记又分管抓知青工作。那个时候这些知青的思想情绪很不稳定，有受不了艰苦的，有想家的，也有热情下去之后对前途和未来失望甚至绝望的。侯书记就索性搬来集体户，与知青同吃同住同劳动，耐心细致地做每一个人的思想工作。当时在那一批知青中，陈燕的情缝最为低落，吃不下苦又想家，想一想今后也觉得前途渺茫，有几次甚至萌发了轻生的念头。幸好侯书记及时发现了思想苗头，反复找陈燕谈话，一次不行两次，两次不行三次，不厌其烦地谈敞开心扉地谈。勃这样谈了一段时间，陈燕就和侯书记结婚了。
据说结婚时侯书记特意为陈燕盖了三间大瓦房。屋望没盘土炕，精心按城里人的生活习惯摆了木床和一应家俱。然后陈燕就住进去，每天风吹不着日晒不着再不用下田受苦受累了。侯崽子老两口见儿子娶了这么个天仙似能女知青，乐得心花怒放，每天都任劳任怨地烧水做饭小心侍候。但后来发现陈燕一怀孕就回城里去偷偷做掉，儿子就又要辛辛苦苦地从头努力。老两口开始嘀咕了，这样下去到哪一天才是个头呢。
侯书记对我们这一批知青的热情依旧不减当年。在管理上认真负责，生活上体贴照顾，思想上也要求严格。当时公社知青办明文规定，知青在村里，每月要有两天法定的政治学习时间。但广大贫下中农对这个规定很反感，认为学习是学不出庄稼来的，每月却还要白白地为知青们拿出两天的工分。所以学习在各村知青集体户就普遍地难以坚持。侯书记到生产队杨胡子那里把时间为我们力争下来，而且每次政治学习都要亲自来参加，同时悉心了解每个人的思想动态。侯书记在学习时反复向大家申明，今后前途是光明的，将来选调任务肯定是有的，他作为小苇卡寸大队书记，也是完全有权力让谁走不让谁走的。直把每个人都说得欢欣鼓舞又心惊胆战。那时我们知青小分队的体制已经在村里转型为知青集体户。田起的职务也就由小分队队长改为集体户的户长。职务变了，工作多了，还要经常去公社开会学习，田起为方便起见就苁城里带来一辆自行车和一块手表。在当时，飞鸽牌自行车和海鸥牌手表都是很紧俏的高档生活用品，没钱的人不要说，有钱人也要四处去挖门路托关系找到购买证才能买到。田起的手表和自行车一下就成为村里人艳羡的东西。
一次侯书记先对田起说，他也想买一辆这样的自行车和这样的手表，让田起在城里帮他想一想办法。田起立刻给家里人写信。过了一段时间没有回音。侯书记就安慰他说算了吧，不急。然后又说，想借田起的自行车用一用，那段时间他每天要驮着陈燕去公社卫生院打保胎针。田起只好咬牙借了。但后来直到陈燕的肚子已经像锅一样地鼓起来，那辆飞鸽牌自行车仍然很风光地骑在侯书记的胯下。
接下来侯书记又说他的手表坏了，想让田起给带回城里去修一修。然后又说他那一阵正忙，每天都要赶去公社开知青工作会议时间掐得很紧，是不是可以先和田起把手表换着戴一戴，等修好了再换过来。田起当然又只能同意换。但侯书记那块坏了的手表被田起带回城去以后，经人鉴定早已无法再修也没了修的价值。后来才知道，这块表竟还是侯崽子当年从一个国民党兵手里缴获来的。田起就只好自己戴了这块每天要慢四个小时而且还经常走走停停的手表。而那块崭新的海鸥牌手表，从此也就明晃晃神气活现地陈列在侯书记的手腕上了。田起曾经痛悔地说，早知这样他就不把自行车和手表带来了。
胡天幸灾乐祸地骂他，说你他妈活该，谁让你爸爸是工厂革委会主任呢，谁让侯书记每次去了你爸爸还要请他吃饭让他在你家住昵I你们家还是有钱！胡天又安慰田起说等着吧，兴许你小子也不吃亏，将来瞅准个机会你把这块破表去当文物卖了，没准儿比你那块海鸥表还值钱也说不定呢。
但胡天说这话时，那块破表早已经又被侯书记要回去了。
那一年临近春节时，集体户里别的人回家过年去了。当时我已被通知内定为村里的大队会计，要先行接触村里一些财务上的事，就还没走。田起已经正式升任村里的民兵连长，又是集体户长，也没走。再有就是伍红和另一个负责做饭的女知青。
一天吃过晚饭，侯书记突然来了，拉起我和田起就朝外走，说集体户里冷屋子冷炕的多受罪，这几天就都住他家去吧。当时我和田起都有些懵，搞不清他为什么一下动了这个念头，就一起说不去了，有陈大姐在不方便。
侯书记说，你们陈大姐不在，她回城里的娘家生孩子去了。一边说着拉过我和田起的铺盖卷，一手一个挟了就朝外走。
我和田起都不好再说什么，只得随后跟着来到他家。侯书记进门就把我们的铺盖卷扔到西屋床上，说这两天就睡在这吧，暖暖和和的多好。那一夜，我和田起确实都睡得格外好。很久没有睡木床了，屋里又有火炉子，朦胧睡去时闻着一股淡淡的城市气味，就如同又回到了家里。第二天早晨，我醒来时田起已经去公社开会了。起身叠着被子，就听对面东屋里有人说话。我从门上玻璃朝外看去，只见那个负责做饭的女生正披头散发地端着尿盆从屋里出来。当时我突然觉得浑身的血直往上涌，有了种被人利用和愚弄的愤怒。我没多想就朝东屋走过去，推开门一看，侯书记已经出去了，伍红也正披头散发地跪在床上叠被子，那分明是三个人睡过的格局。伍红抬头看见我，脸上一瞬间掠过五到六种表情，最后定在了淡淡的笑上。她的笑强烈地刺激了我。那是一种古怪的在当时我从未见过的笑容。直到二十多年以后的今天，我才在城市里的某些地方又见到过类似这样的笑容。我立刻返回身去，抱起我和田起的铺盖就回集体户去了。
后来伍红曾多次向我解释，说那次不是那么回事，真的什么事都没有，侯书记只是怕我们在集体户住着冷，才让我们住到他家去的，侯书记又说西屋你们已经住了，反正陈燕也没在就跟他睡在一起了，可是他睡床的一边，我们是睡床的另一边，他说他父亲当年打鬼子时经常这样睡的，没关系很正常也无所谓。
我笑笑说对，是没关系，是很正常，也确实无所谓。我又对伍红说你只管放心吧，这么小的一件事，你不提我很快就会忘记的。后来田起也从没向我提起过这件事。我想他大概确实不知道。或许，也已经忘记了。
马保管
那一年我被村里内定为大队会计，是马保管透露给我的。
马保管是第一生产队的保管员，也懂一些财会上的事，在村里属于那种能写会算肚里有些墨水的土秀才。那时他五十多岁，家境殷实人也舒鲜，平日穿得千干净净戴着一副蓝布套袖，见叭总是笑眯眯的样子。小苇村前任大队会计是个手眼通天的人，通过自己活动跑到公社窑场当会计去了。那时马保管曾经私下问过我，说你分析一下，这次村里可能让谁接任这个大队会计。当时我笑笑说我怎么会知道，也许您马保管差不多吧。
我这原本是句玩笑话，马保管却立刻认真而且严肃地说，我看不会，老话说小苇村一里长，可着庄子吴侯杨，眼下这村里是人家三大姓当政，大队会计干好了能顶上半个书记这是谁都知道的，属于死握实权的角色，人家能安排俺这外姓人干么？
见马保管说得如此认真，又分析得这样透彻，我才明白这件事他已经走了大心思。后来没过多久，马保管又脸色难看地找到我说，听说大队会计的人选村里已经定下了。
我随口问，是谁。
他说，你。
我一下笑了，说怎么可能。
他说当然有可能，这太有可能了，你想啊，大队会计是管钱财粮油的，这么肥个差事那三大姓自然都想安排自己的人，但是安排谁不安排谁呢，最后干脆还是谁都不安排，可要安排了俺这样的外性人他们又不认头，也不放心，所以想来想去索性就让你这旁不相干的外乡人来干最合适，日后好控制，也料定你跟谁都会不远不近。
马保管这番精辟的分析使我感到意外。我没想到一个农村的土秀才竟有如此深的城府和如此敏锐的洞察能力。同时也让我有些担心。如果真像马保管说的那样，那么这大队会计还是个好干的差事么？
果然，戤很快就开始听到了一些风声。村里人对我的态度也都有了明显的变化，街上见面时客气中又多了几分讨好。一天出早工，杨胡子分派我和几个人去田里背棉花柴。马保管的儿子始终不离我左右，到了田里也和我挨着垅。我们边说话边收拢柴禾，还差一截没到垅头时马保管的儿子就说，算了吧，咱回吧，再多就背不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