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读邢军纪的《百年沧桑-1997香港回归纪实》距离回收香港主权的日子不远了。
香港一百年的殖民地状态即将结束。
历史留给我们中华民族的百年耻辱即将得到洗刷。在这个历史的时刻就要到来的时候，人们有充分的理由为之庆贺。可是，香港的百年沧桑，长期的屈辱历史，无疑已经作为一种存在保留在我们民族历史的册页之中了。今天，在我们收回香港主权的时候，我们无疑是要为香港的未来设计一个较为合理的发展前景的。但是，香港的过去，香港过去的屈辱我们是绝不应该轻易就忘记的。在一定的意义上说，这种不忘过去和努力开创未来是有着同样重要的意义。历史，在什么时候都是现实的老师。正是因为现实的需要，历史才变得有特殊的价值，有着一种人们无法忽略的重要意义。
沉钟（邢军纪）的长篇历史报告文学《百年沧桑——一九九七香港回归纪实》（刊载于《时代文学》1996年5、6期，1997年1、2、3期），是在香港回归之前对香港百年历史所作的一种真实的文学复归。在邢军纪的作品中，香港的百年历史生活，不再是一个简单的结论，而是一种依据充分的历史资料复原了的生活场景、生活人物和所有的那些历史的矛盾的存在事实了。从严格的意义上讲，历史是无法复原的。复原的历史只是历史的一种重塑，是很难同原来的历史重合的。可是，人们走近历史，认识和把握历史却是可能的。我以为，邢军纪在《百年沧桑》里，对历史的靠近是几乎重合了历史的原状的。作品为我们提供了从在香港中英双方发生冲突以及此后中英围绕香港问题所展开的矛盾和斗争的大量内容，把香港问题的由来发展脉络记述得十分清楚。
作为一种有着历史品格的报告文学作品，《百年沧桑》的历史真实性价值是十分明显的。这是这部作品成功的基础所在，也是它实现自己本身价值的重要因素。
但是，在我的阅读感受中，《百年沧桑》的价值，更多的也许在作者站在历史真实生活的基础上对历史所给予的理性的关照方面。在香港的历史问题上，英国人曾经表现出的野蛮和无理是事实的存在。我们中国人民在此间所遭受的打击和痛苦也是一种事实的存在。对此，任何人，任何时候都是无法掩饰和抹煞得了的。在涉及香港的百年历史的时候，这是个最为根本的存在事实和是非判断。离开了这种存在事实和是非判断，香港的百年历史就无法说得清楚。但是，矛盾和冲突的产生总是比较复杂的，过程和结果毕竟是有所区别的。邢军纪在他的作品中给了我们有关香港问题的结果，同时也给了我们这结果之所以产生的过程。在这种过程和结果之间是有着可变性的，不同的过程会有不同的结果。事情是不会只有一种结果，而不能有另外的结果的。所以，若是为了现实和未来的话，我们研究一下这个过程也许比简单地接受一个结论更有意味吧！我想在香港的屈辱历史就要结束的时候，邢军纪旧事重提，向人们再述伤痛的过去情状，绝不是依恋痛苦，恰恰是要在这痛苦的过去生活中找到当时可能避免悲剧或减轻悲剧的因素和可能。从而，为人们认识历史提供一种新的思路。使人在感受历史痛苦的过程中走近历史和摆脱历史。使我们的认识在历史的基础上有一个理性的提升，而不光是情感的转变。
有关香港的历史，过去，人们更多的是从其政治角度来认识的。应该说，这种政治的认识角度是把握香港历史的一个主要的途径。正是在这个政治视觉的关照下，历史真实地表明了大英帝国的骄横和大清帝国的软弱。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和结论。可是，在认识香港的历史时还有没有其它的角度呢？比如，文化的角度。我以为这是可行的。记得几年前，麦天枢、王先明的《昨天——中英鸦片战争纪实》，就在这方面有过较为成功的努力。现在，我所要推荐和评判的邢军纪的这部《百年沧桑——一九九七年香港回归纪实》，也是在做着这种相近的努力。从文化的角度审视历史，应该说人们的视野更加开阔了，思维更加深入了。政治一般的表现为一种直接的表面的内容。而文化却是一种较为深层的内容，它有着人们不易觉察和左右的力量。在香港的历史问题中，既有政治的利益的冲突，也有东西方两种区别很大的文化的冲突。过去，人们关注政治的冲突多一些，这是没有什么不对的地方。但是，再加进文化的审视，也许就会在认识和总结历史的时候更超脱，更加能接近历史的本来状态一些。
那么，邢军纪的作品在哪些地方既正确地把握了历史的走向和重大的事实存在，又较好地表现了自己的理性关照，表现了文化的审视和思考呢？我以为作者在以下两个方面所作的努力是有一定的新意和价值的。
注重事实的把握，不简单地依赖感情和一时的情绪审视历史的作法。
在面对一个复杂的历史事件的时候，能不能充分地占有史料，弄清事实的真相，这是能否有发言权的首要问题。在《百年沧桑》的写作过程之中，作者对于史料的收集和掌握是非常重视的。除去《序篇》作为开场道白存在以外，作品几乎是密切地沿着历史事件的发生、发展一步步地逐一写来。既写出了每一次矛盾发生、激化、结束的起承转合过程，也写了这些小的事件在香港问题中所起的作用。例如，在英国商人及海盗大量的贩卖鸦片之前，他们为了打开中国市场，扩大他们的出口贸易销售，他们也曾经用力做过别的贸易尝试。但是，都失败了。据邢军纪报告，英国的商人曾经多次在广州等地试销棉纺织品，可是当地的人不识棉布为何物，看到这样细软单薄的东西，和自家的土布相比，只是颜色上娇艳一些，别的无甚优长，就很鄙夷它。结果，英国人大老远运来的印花布、天鹅绒等大都成了占库的废物一般。英国的西菲尔特一家公司，以为中国人和他们都一样，吃饭也是要用刀叉的。就不远万里运来了大批的西餐用具。
结果，这些也许是他们国内着名的品牌餐具，自运到之日起就一直束之高阁，一放就是好多年。伦敦的一家公司，以为中国的人多，像他们国内一样，弹钢琴的人一定不少。于是，就运来一批钢琴到中国销售，结果是，一直到钢琴受潮变质，也无人问津。这一次次的失败，亏本，当然使这些英国人着急，恼火，在看到贩卖鸦片可以有暴利的时候，他们自然就疯狂地投身到这种罪恶的经营中去了。因为相互的陌生而产生的这种后果是遗憾的。但是，英国的商人们在经营失败之后就丧失良知，危害他人，是极为卑鄙的。问题是，当这种丑陋的行为出现以后，中方应当如何妥当的处理，就是一个很有讲究的问题了。我想，这些事实的提出，对于人们了解和认识英国人为什么那么看重和贩运鸦片到中国来是有帮助的。它为人们从源头考察事变十分有用。那位名叫义律的英国第一任驻华商务监督，起初，在鸦片走私渐盛的时候，也是力主禁止的。在中方的禁烟令下达时，他适逢新任，竞也发布了一项文告，命令那些专事鸦片生意的船只及早驶走，并宣布对被抓获的走私船只撤消保护，嘱其遵守中国的法律。不管他的这种行为是真心还是假意，但是，最少表明他还是有一种合作的愿望的吧！可是，中方的官员，或者是缺乏办理涉外事件的经验，或者是出于中华帝国的自负习惯，反正是没有向对方表现出一种应有的热情及合作的态度。这不仅刺伤了义律的自尊心，也使中英双方的误解和对立越来越严重了。诸如此类的事件还有多起，不必一一地叙述了。从这些也许是非常接近事件发展原状的事实中，人们是不难对复杂的历史事件有所分析和判断的。作为一个已经走上工业化了的帝国，它是需要有大的市场的。作为出门做生意的商人，他是要挣钱的。在这种国家的和个人的利益都已丧失的时候，作为一个强大的帝国和他们的商人是不会罢休的。这是一种国家的威严和欲望的追求，这是商人们的利益的失落。在那样一个特殊的时代环境下，英方的这种情绪和心态是不能不考虑的。可是，中方的有关方面和有关人物，恰恰对此有所忽略。这种忽略的结果，只能使问题变得更加的复杂起来。这种站在事实基础上的报告和反思，是有利于人们认识和总结历史的教训的。单纯地从感情出发，一味地指责对方的野蛮和非理，而看不到自己的缺陷和失措的地方，那就很难避免陷入到片面性中去。以上所列的这些较为切实细小的历史生活现象，在过去那种从大的政治的角度看待和分析香港的问题时也许是忽略的。可是，当作者换成文化的，生活的角度再来面对这些现象时，它就有了某种重要的意义和价值了。不重视这些在当时是非常实际的问题和人的心理，是不易感受和把握那个时期的社会生活脉络的。
因为有了新的视角，历史的，细小的生活现象就衍生出一种新的，理性的价值和意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