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真实充分地揭露大英帝国仗势欺人，以强凌弱的无耻暴行的同时，也能比较理性地反省大清国上下人等的缺陷和封闭愚昧状态，这是作者在关注香港百年历史时的重要认识视角。
为什么大清国在香港的问题上处处被动挨打，委屈求全，割地赔款，受尽欺侮呢？一个最根本的问题，是因为自身的贫穷和软弱。但是，这种现象的发生，又是有着多方面的原因的。例如，盲目自大，自我封闭，就是一个十分突出而又重要的原因。其时，作为大清皇帝的道光，是“至今仍旧不知西边”。而清朝的各级官员，也是多不知中国之外的事情。他们受“天朝中心”论的影响，只知中国是九州贡赋的地方，哪里晓得还有比自己更强盛的美利坚、英吉利和法兰西之类国家。就是像林则徐这样的人，对外也是知之甚少的。例如，他第一次到了夷人居住区之后，就有这样的印象：“惜夷服太觉不类，男人浑身包裹紧密，短褐长腿。更有一种鬼奴，谓之黑鬼，乃谟鲁国人，皆供夷人使用者，其黑有过于漆，天生使然也。妇女头发或分梳两道，或三道，皆有高髻。衣则上而露胸，下而重裙。婚配皆由男女自择，不避同姓，真夷俗也。”更有一些官员，盲目自大，认为中国自立于世，万事不求人。离开了夷人，可能会活得更好。
而夷人却不同，中国的茶叶等物，在西方已如食物般重要，一日不用，便难以为继，那是须臾离不开的东西。不是我离不开你，而是你离不开我，是你洋人有求于我。如此的封闭，可笑的自负，使得一些人不知天外有天，人外有人。所以，一旦与外人发生纠纷，动不动就拿出天皇大国的架子来，企图以威治人。再不行，就以割断联系相威胁。而一旦遇上了强硬的对手了，就又一下子变得软弱驯服起来了。例如，林则徐到广东实施禁烟行动之后，英人见他态度坚决，英人自己内部就发生了分化。一部分人想用强硬的态度相对抗，也有一部分人愿意停止鸦片贩运，继续进行其它的贸易。这时，本应采取分化的政策，视不同的情况给予不同的对待才是。可是，道光皇帝却是如同盲人骑瞎马，夜半临深池，下了一个似乎是很有魄力的决断。他下谕林则徐：“着林则徐等酌量情形，即将英吉利国贸易停止。所有该国船只，尽行驱逐出口，不必取具甘结。”然而，也许就是这道缺乏区别的圣旨的下达，一下子把事情搞复杂了，把矛盾激化了。在所有的英国商人都无法在中国从事贸易的时候，他们就会一致行动来和中国人对抗了。而且这样的措施，恰恰为一些不法商人所利用，他们上书英国政府，结果，英国政府就成了他们的后盾。至此，中英之间的一次严重冲突不可避免了。1840年6月22日，伯麦在英舰上发出公告：“现奉英女王陛下政府命令，本司令特此公告：从本月二十八日起，对广州人口所有河道港口一律进行封锁——”闻名于世的中英鸦片战争爆发了。今天，邢军纪如实地把这些真实的历史现象报告给读者，是自然会引起人们的思考的。我们决不是要为当年的英帝国作什么辩护，掩饰他们曾经犯下的罪恶。我们只是想表明，如果当年的清政府的皇帝和大臣们不是那样的自负封闭，与世隔膜，在处理问题的时候富有灵活性一些，历史也许会是另外一种样子。可惜的是，在以后的日子里，清政府还不断地有一些失策的行为，使问题更加的复杂和严重起来了。也可以说，英国人在一定的时候，是利用了清政府的失误作为借口来不断地实现自己的欲望和目的的。在面对历史的时候，人们是应该有所摆脱和自由的。在保持一定距离的地方看历史，或许能把历史认识得更加清楚准确一些。所以，作者为人们提供了历史的本真的同时，也向人们提供了一种对历史的思考。在这些思考的过程中，作者没有忽略政治的评价。但是，他明显地在注意传统的习惯，固有的文化以及保守的行为所具有的局限和破坏性的。
在林则徐这样有识有断，堪称其时英才的人物身上，且有这些明显的缺限，就更不必说其它大多数的人了。但是，也有比较明白的人。可是在那样的年月里，明白的人又会有怎样的命运呢！作品中提到在1875年上任驻英公使的郭嵩焘，就是一个在切实地接触了西方的政治和文化之后，变得较为明白的人。郭嵩焘在认识和总结“夷祸之源和夷祸之因”时有这样的说法：中国之于夷人，可以明目张胆与之划定章程，而中国一味怕。夷人断不可欺，而中国一味诈。中国尽多事，夷人尽强，一切以理自处，杜其横逆之萌，而不可稍攫其怒，而中国一味蛮。彼有情可以揣度，有理可以制伏，而中国一味蠢。真乃无可奈何。郭嵩焘的这些看法，是很值得人们深思的。可是，就是这个郭嵩焘，其时是遭到了清朝的满朝责骂和围攻的。在这些围攻的人中，随他一同出使的副手刘锡鸿最为激烈。他给郭嵩焘列了三罪：一是郭在英参观炮台时，因为天冷披了夷人的大衣，这是失节；二是参见英王时，见到英王时竟擅自起立，这是有失大国气魄，忘了天朝的尊严；三是在英王官听洋人音乐，向洋人要乐单，对洋乐有所推崇，这是有失身份，属汉奸行为。在上下的一片指责声中，郭嵩焘在1879年辞职了。郭嵩焘的命运，也许可以作为一个侧面，有助于人们认识那个时代，认识有关香港的历史的。
站在今天的角度指出历史社会生活中的人物的缺陷和失措的地方，并不是要用今天的标准来要求古人，而是为了更好地认识和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在历史的研究报告中，作者如果放弃了现实的眼光和认识高度，把自己混同于历史的人物一样的生活，那么，即使最真实地接近了历史的事实，它对于历史和今天又有什么意义和作用呢？人们之所以需要历史和研究历史，其目的就在于以史为镜，鉴古论今，认识和发现对现实有参考价值的东西。历史，作为一种事实的存在，它具有见证的作用。可是，若是要发现和发挥历史的作用，就需要有激活历史的动力。什么是激活历史的动力？这就是一种从新的角度和新的认识出发研究历史的方法。
作为历史的报告，《百年沧桑》有对历史事件的真实追踪，也有历史的和现实的思考。因此，它明显地不同于那些纯粹的历史研究着作，自然也不同于一般的文学着作。我把这种用现实的眼光追踪报告历史社会生活事件的作品称之为“史志性报告文学”。“史志性报告文学”，就是一种用报告文学的形式研究和表现历史社会生活的新方法。“史志性报告文学”，因为题材对象是历史的，所以，它必须尊重历史的事实。努力地接近或完全地实现历史事实的真实性，是这种文学作品创作中最为重要的地方。作为一种文学品种，“史志性报告文学”也理应突出和加强对历史事件和人物的表现。这种表现，既要符合历史的真实性，又要有尽可能高的典型性和形象生动性。“史志性报告文学”是一种早已出现，但直到本世纪九十年代初才被人们认识和命名的新的报告文学品种。这种报告文学品种的出现，开阔了报告文学的题材领域，为报告文学的思辨性的加强，为报告文学从更多的角度参与现实社会生活提供了新的途径。
《百年沧桑》在报告历史事实方面的严肃性和真实性是要给予充分肯定的。在文学的报告历史重大事件和重要人物的过程中，也是有特点和成绩的。作者把时间作为一条纵穿历史的线，把和香港问题描写有关的事件人物作为重点报告对象。这样的结构方式就使得矛盾纠葛复杂，延续时间较长的香港问题变得眉目清楚重点突出了。这有利于人们对香港问题的了解和认识。在述史的方面也显得十分的重要。作品报告林则徐大器清高，镇静孤傲，多谋善虑，为官廉政和义律内心丑陋，行为奸诈的形象很不一般。其它人的心理性格表现也不俗。描写虎门销烟和中英双方的冲突场面也是出色的。报告文学因为受真实性的局限，作者在表现事件和人物的时候是很不自由的。要较好地表现出事件和人物的生动形象性，就必须充分地掌握事实，并对事实进行深入的分析和认识。只有在这个前提下，作家才可能找到相对的自由，才可能进入比较从容的写作状态。我从《百年沧桑》表现出的行云流水般的叙述和描写，感到了邢军纪报告的从容。他把那么多的材料组织得井井有条，用得适当，这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有的人物，如叶名琛这个人物，虽然笔墨不多，但却把他相信虚无玄想，胸无韬略，手无利器，可能做到临危不惧，冷静孤傲，忠君不移的性格表现得十分突出。所以，在阅读《百年沧桑》时，我们不光有丰富的历史信息的收获，还时时会有一种文学的感染。作者在历史和文学的衔接与转换中的用心及收获是显见的。我以为，《百年沧桑》的不足是，作者没有把自己的文化关照和理性认识表现得更加自觉明了一些。作品时常把很有见识的内容湮没到对事实人物的叙述中去了，而没有将其整理得较为理性和明朗一点。
在香港的主权就要收回的时候，读到邢军纪的新作，再次从一个新的角度和形式中感受一下香港的百年历史，记住民族屈辱的历史和那个时代人物的缺陷，在反思中有一种理性的提升，是很必要的事情。历史已经翻开了新的一页，屈辱已经成为过去。我们大家共同努力去创造美好辉煌的未来吧！
1997年5月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