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记文学是文学创作的一个重要分支。它通过对社会生活中某些真实的特殊人物的描写，来表现一定的历史内容，对读者产生影响。传记文学在西方国家十分活跃，大家熟悉的法国作家罗曼·罗兰，美国作家欧文·斯通等，就是很着名的传记文学大师。中国是有着悠久的传记文学历史的。司马迁的伟大历史着作《史记》中的不少“本纪”、“列传”，历来都被人们认为也是出色的传记文学作品。司马迁的这个传统，后世有所继承，但是却没有很好地发展起来。所以，中国的传记文学实际上并不是很发达的。中国似乎没有影响很大的传记文学作品，也自然没有影响很大的传记文学作家。
和其他文学创作有所区别，传记文学是一种对社会生活真实性和环境要求很高的创作。传记文学所选择的，都是社会生活中真实存在过的，对于社会生活曾经有过重要影响的人物。所以，生活能否向作家提供这样真实的选择对象，是一个带有根本基础性的问题。在封建专制的社会生活环境里，在“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文化背景下，很多有见识、有个性的思想行为都可能会被看成越轨和异己的现象而受到限制或禁止，从而，也就很难出现有明显个性特征，有大影响于社会生活的人物了。在除了皇帝和少数当权的政治家可以御为传记的时候，传记文学就既失去了选择对象的可能，也失去了自由写作的权利。中国的传记文学创作不很发达，是和这种不利于传记文学创作的环境有很大关系的。
近十多年以来，传记文学创作有了很大的起色，出现了不少足以反映重要人物真实社会生活经历和作为的作品。传记文学表现的对象和表现的社会历史深度有了明显的丰富和深入。在文学的审视表现中国的社会历史生活中，传记文学以其特殊的方式发挥了积极的作用。这样的局面是让人感到欣慰的。
但是，伴随着传记文学这种新气象的出现，传记文学创作一些传统性的弊病和某些新出现的问题也突出地暴露出来了。在这些问题中，选择题材对象不严谨，以至于到了泛滥的程度，是首先和突出的问题。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人生经历，这种经历或崎岖坎坷，或顺畅如意，这期间都是有不少人生内容存在的。在某种角度上说，一个人就会有一个成为传记的机会和基础。但是，必须看到和意识到，并不是任何一个人的人生经历都应当有传记文学的光顾。正像上面所说，传记文学选择的对象，只能是那些曾经在某个方面，从某一个角度，在某一个有关社会全局的大事件上明显地影响了社会历史脚步或发展进程的人，或是在某个带有普遍社会性领域做出了重点更新和改变的人们。因为，只有影响了全局的人才会受到全局人的关心，只有在思想、学术、行为、技能等方面有突出作为和贡献的人们，才足以引起大家的关注。传记文学写这样的人才能够发挥自己倡导典型、褒贬劝世的作用。使人感到疑惑的是，如今的传记文学写作，已经失去了这种严谨的选材过程，几乎到了谁想写谁就写谁的地步。结果，传记文学写作就成了那些功利主义者手中的工具，成了某些人企图实现自己狂傲野心的途径，成了某些人希望通过自我树碑立传，青史留名的方式等等。严肃的传记文学，被严重的功利主义者和某些人的私欲行为所亵渎，所伤害，已经或正在变得世俗和庸俗化了。要发展健康有益的传记文学创作，这种万马都从桥上过的混乱局面应当有一个彻底的改变。
严重影响中国传记文学发展的另一个问题，是如何保证传记文学作品的生活真实性问题。传记文学，是对于社会生活中那些具有特殊影响人物的真实经历的记述。因此，真实性是传记文学的根基和生命。传记文学创作必须尊重这种可以使传记文学自立于社会的特性不可。但是，因为中国特殊的文化传统和生活环境，中国人历来以含蓄、客气、忌讳等借口装假和讳过，在很多情况下，人们的言行和行为是和真实内容有一定距离的。在谈到中国的传记的时候，胡适先生就明确地说过：“传记的最重要条件是纪实传真，而我们中国的文人却最缺乏说老实话的习惯。对于政治有忌讳，对于时人有忌讳，对于死者本人也有忌讳。圣人作史，尚且有什么为尊者讳，为亲者讳，为贤者讳的谬例，何况后代的谀墓小儒呢！故《檀弓》记孔氏出妻，记孔子不知父墓。《论语》记孔子欲赴佛之召，这都还有直书事实的意味，而后人一定要想出话来替孔子洗刷。后来的碑传文章，忌讳更多，阿谀更甚，只有歌颂之辞，从无失德可记。偶有毁谤，又多出于仇敌之口，如宋儒诋诬王安石，甚至于伪作《辨奸论》，这种小人的行为，其弊等于隐恶扬善。故几千年的传记文章，不失于谀颂，便失于诋诬，同为忌讳，同是不能纪实传真。”胡适的这些话，是点到了古今中国传记文学的要害的，应当引起人们的充分注意。在现今的不少传记文学作品中，说好时，传主一生下来，就是个天才。往世未有，现世不再。几乎把所有的赞美诗词都送给了他。若是说坏，从小就见出不是个正经东西，以后即使做了些好事，也是其阴谋的一部分。有褒有贬，虽然不同，但是，失之片面，远离真实却是共同的。近些年来，不断有传记文学作品因为书写失实而发生矛盾纠葛和惹出官司，这就足以使人对于这种失实现象有所认识和理解。更加使人感到不能理解的是，有的人还以自己传记文学写作的实际经验来着文说明，传记文学创作是可以也应当允许虚构的道理。其言自相矛盾之处甚多，其论有违传记文学根本要旨的地方分明。问题在于这样的观点文章却会被我们自称权威的专门报纸所接受，这就让人感到有点不解了。总之，传记文学创作，正在经受着失实带来的破坏和痛苦，如果人们不对此给予高度重视和切实的改变的话，那么，中国的传记文学只能继续在畸形的存在中蹒跚，很难步入大境界和表现出大气象来。
宽松自由的社会生活环境，是培养和维护一切有创造力的人的基础，也是培植传记文学发展的土壤。五彩缤纷的世界，造就五彩缤纷的人生。我们正在步向这样的世界，中国传记文学创作的前景无疑是远大美好的未来。
1998年9月